笔筒是文房用具之一。用斑竹、湘竹制作的笔筒，在宋、明史籍中均有记载。宋无名氏《致虚杂俎》：“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明屠隆《文具雅编》：“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明文震亨《长物志》：“笔筒，湘竹、棕榈者佳。”  

    余藏竹根雕梅花笔筒，高17厘米，壁厚1厘米，上口径15厘米，筒底呈马靴状，有三个竹节根孔。这件雕梅花笔筒，巧取竹根天然造形，随形赋意，因材施雕，融浅雕、浮雕、圆雕、透雕于一体。突出刻痕深陷、遮掩压叠的技法，兼收曲干式盆景艺术，琢老梅枝干秀媚虬劲，斜横曲疏；彰显梅干浑厚苍深，古朴高雅；构图雕饰虚实相间、层次分明，极富笔情墨趣。笔筒刻梅花15朵，其中4朵绽放，花蕊纤细、喷红吐翠；另外11朵梅花，朵圆骨润，含苞不露，体现了古人品梅“贵稀不贵繁、贵老不贵嫩、贵瘦不贵肥、贵合不贵开”的“四贵”风韵，大有严冬将尽，新春已临之感。笔筒大部分为光素竹面，竹根弯曲部分，显露7节根痕，寓意节节高升。3至4节根痕处，竖刻五言绝句：“孤山一片云，春色在西湖。诗到不吟处，方知香影无。”落款：“朱文友制。”每字约1厘米，行、草书相间。这件深得吴之璠指授的绝技笔筒，表皮、内壁呈暗红色，竹节纹路自然，包浆温润，色泽靓丽，深古高雅。

    竹根雕咏梅绝句赞美西湖孤山梅花。据宋代史料载：北宋时，杭州著名隐士林逋早年隐居西子湖东岸，后移居孤山20年。平日种梅、采药、垂钓、吟诗、作画、弹琴。相传林逋种梅360多株，以梅为伴，终身不娶。当梅花盛开，他整日赏梅，饮酒做诗。他还养白鹤两只，与其形影相随，伴他下棋、散步。有时林逋外出，客人探访。家童便放出白鹤，招主人返回。史称林逋“梅妻鹤子”。 朱文友精雕细刻梅花及咏梅绝句，托物寄情，仰慕林逋，是赞梅之品格、风骨、精神、魅力的真实写照。

    明、清时期，竹刻艺术最为兴盛。明中期至清乾、嘉时期，具有文人气质的竹刻艺术家不断出现，由于他们能诗善画，修养极高，其作品风格清新脱俗，艺术品位高雅，很受文人墨客、皇室权贵青睐，其作品为皇家御用、皇室藏品。明代竹刻名家“三朱”（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以浮雕、圆雕、深刻法，创竹刻嘉定派。清初，嘉定派竹刻家中的一部分仍遵循朱氏刻法，承创嘉定三大支派，即以吴之璠为代表的“薄地阳文派”；以封氏兄弟为代表的“竹根立雕派”；以周颢为代表的“陷地浅刻派”。吴之璠，字鲁珍，号东海道人，嘉定人。康熙年间,吴之璠早年习朱氏浮雕法，作品深浅多层，高凸处接近圆雕，低陷处或用透雕。后来，他吸取北魏龙门石刻中的浅浮雕技法，独创“薄地阳文法”、“陷地深刻法”。吴氏深谙画理，巧用景物的遮掩压叠，分出远近层次。构图布局独具匠心，所刻文饰精湛、微妙起伏。图案景物虚实相间、层次分明、栩栩如生。特别是在有限的浅浮雕高度中，蕴含透视雕技深度。吴氏刻法比朱氏刻法，雕功更为洒脱雅逸、生动浑成、苍健雄深。因此，后世谈起吴氏竹刻，“薄地阳文法”成为竹艺雕刻的代词。吴氏“陷地深刻法”，以光素之竹面为地，而刻痕深陷入地，雕刻至五、六层，最深处可达竹簧。至乾隆、嘉庆以后，已少有刻者。薄地阳文派竹刻家继吴之璠之后，有朱文友、王之羽及其子孙王存素、王春江也卓有成就。

    清金元钰著《竹人录》记：“朱文友，号筠斋。吴之璠之女婿，得其岳父吴之璠指授，传承吴氏竹刻技法，其风格亦为吴氏一路。”为清代著名竹雕大家。（《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8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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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友制竹根雕梅花笔筒铭文：“孤山一片云，春色在西湖。诗到不吟处，方知香影无。”落款：“朱文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