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轼从星砚”，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悉予迄录释文：此砚系属端石，纵15.9公分，横9.0公分，厚5.6公分。砚作长方抄手式、两跗高约4.0公分、下端无堵、石色棕褐、有蕉白晕及微黄斑纹，砚面下斜至墨池，墨池中央下方有一石柱，以象征明月，周环衬以流云。砚背侧满布长短不一、细长石柱，参差不齐，错落其间，约六十余柱，柱端面各有眼，石眼色呈碧黄有晕，像众星满布上天。砚石侧壁镌行书铭：“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轼”。钤篆书印：“子瞻”。砚首壁镌清高宗御铭，隶书：“天池一月印,空宇众星攒。爝火宁相比,陶泓永得完，依然北朝宋,真出老坑端，清伴文房暇,摛辞惬染翰。”款题：“乾隆丁酉新春御题”，钤印二：“比德”、“朗润”。

   此砚以紫檀木作匣嵌和田白玉雕镂孔兽叶花纹饰，砚匣四周分别由乾隆皇帝和于敏中、董诰、刘墉、金士松、陈孝冰、梁国治、沈初、彭元瑞八位大臣题诗钤印，可见此砚弥足珍贵。

    1977年7月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秦孝仪署签出版发行《西清砚谱古砚特展》（参见《西清砚谱》卷八二十九页），封面、封底“宋苏轼从星砚”诱人养眼注目。然而，笔者研读《唐宋八大家全集·苏轼集》、《苏轼书法作品集》、孔凡礼撰《苏轼年谱》，发现此砚大有伪作之嫌，尤其砚铭书风、砚形规制疑窦丛生。草成一文，予以辩析。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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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砚之命名质疑。砚之命名大都由艺术修养丰厚的持砚者、砚雕家及铭砚者以砚材、造形、石品、纹饰、纹样、流传蕴意，托物寄情命名。《唐宋八大家全集·苏轼集》卷九十六《铭五十七首》、《遗补·书后五百六首》载：苏轼撰砚铭28首，其中为好友命名人名砚18方、以石品命名砚10方；书跋砚17方，其中人名砚10方、石品砚7方。在命名的18方人名砚砚铭中，《王定国砚铭二首》（见《苏轼集·铭五十七首》之26）“又”铭曰：“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意思是说：月亮随着聚集的繁星，是时或风或雨变换。水深而广的墨水，好像黑夜掩去砚面石眼。乌云飘浮密布遮掩，看不到星月天空。直到风起云移，星月又重现光芒。由此可知，苏轼撰王定国砚铭第二首并未命名“从星砚”。稽《苏轼集》，东坡公平生蓄砚8方，仍无命名“从星砚”踪影。仅从《苏轼集》查出王定国另蓄砚2方。一为外祖父张士逊宰相遗物《张邓公砚》，苏轼撰铭并命名“张邓公砚”；二为李文靖（李沆）宰相其孙藏五代《汪少微砚》，适王定国，定国乃李沆侄外孙，铭下有定国自注。稽王定国著《随手杂录》、《甲申杂记》、《闻见近录》、《王定国诗集》、《王定国文集》、《清虚杂著补阙》，査不见“从星砚”命名的记载。从“乾隆丁酉新春御题”（图3）时间看：“乾隆丁酉”，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西清砚谱》编著时间为乾隆戊戌，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御题时间在编著之前；“从星砚”命名在御题之后。据此分析，可推断为清臣冒托伪名，乾隆
http://s15/mw690/44487fdfgd9c444e6a18e&690乾隆御题“从星砚”诗
钦定。

    二、砚铭断句质疑。苏轼（1036－1101）是唐宋八大家中器物撰铭高手，先后撰器物铭82首。苏轼年长王巩12岁，与王巩交游32年。《苏轼文集·尺牍与王定国》42件、诗词唱和35首、序文、题跋、赞记、札子10首；砚铭2首、跋砚2首。苏轼撰“王定国砚铭”字字珠玑，深藏寓意。而《西清砚谱古砚特展》将苏轼砚铭以五、四、六、四字断句：“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断语轻率，显然有误。苏轼撰“王定国砚铭”标点应为四字断句，切合诗文抑扬顿挫，声律平仄。

    王定国命运多舛，追溯苏轼为其撰砚铭具有历史背景。王巩（1048－1117），字定国，号介庵，自号清虚居士，大名府莘县（今山东莘县）人。宋真宗宰相王旦之孙，仁宗工部尚书王素之子。《宋史·王素列传》：“巩有隽才，长于诗，从苏轼游。轼守滁州，巩住访之，与其客游泗水，登魋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轼待之于黄楼上，谓巩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轼得罪，巩亦窜宾州。数岁赦还，然豪气不少挫。后历官宗正丞，以跌荡傲世，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议，故终不显。”王巩生平练达世务，好臧否人物，以其正直的品格和豪气真情，为北宋中后期政坛所敬重。巩善诗文，工草书，苏轼云：“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颇有高韵，必有传于世”。增巩诗曰：“清诗草圣俱入妙，别后寄我书连纸。”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巩恩荫入仕，21岁补校书郎、迁大理评事。（清）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巩传》载：“巩初入仕，笃学力文，志节甚坚，练达世务，强力敢富。上书言事，多切时病，特为大臣吴充、冯京器重，王安石愕然。”熙宁八年（1075年）四月，坐见徐革言涉不顺而不告，追两官勒停。元丰二年（1069），巩为秘书省正字。二月，苏轼为其作《三槐堂铭》，后又作《清虚堂记》。（《汴京遗迹志》卷八：三槐堂，在仁和门外，宋太祖尚书兵部侍郎王祐手植三槐于庭。祐，巩曾祖。）八月，因受苏轼“鸟台诗案”牵连，贬监宾州盐酒务。元丰六年始召回京师。元丰七年十一月中旬，苏轼专程高邮看望秦观，适逢孙觉，王巩在邮。四人雅聚泰山庙（今文游台），载酒论文，流连累月，史称“四贤聚会”。哲宗元祐元年（1086）巩任宗正寺丞，二年六月任扬州通判，移籍高邮为家。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苏轼《辩举王巩札子》，巩离密州、任太常博士。绍圣初（1094），巩以元祐党人入编管全州。徽宗时，始遇赦免，旋又列入元祐党籍。王巩与苏轼乃“政坛难友、同朝谏友、生死师友、丹青墨友、生活挚友”。王巩生平与苏轼、苏辙兄弟常书简往来、诗词唱和；“有治世之音，而毫无怨尤”，尤为苏氏所重。（清）王国栋《王氏宗谱·三槐王氏》卷一云：“党籍兴，再贬广西。犬观中，例还，遂致仕。晚年徙居高邮。”崇宁三年（1104），徽宗诏《元祐党籍》碑，蔡京将巩与子王古列入党籍。（清）黄宗羲、金祖望撰《宋元学案·宗丞王先生巩》卷九九载：“王定国多识前言往行，乃服林灵素丹药，得疾焚死”，卒年70岁。http://s12/mw690/44487fdfgd9d052e79e7b&690王巩肖像
    据《苏轼集》、《苏轼年谱》载：苏轼撰“王定国砚铭二首”书于颍州任上。元祐六年（1091）四月二十六日，龙图阁学士、杭州知事苏轼别杭，回京入朝。六月二日，《跋王晋卿（巩）藏挑耳图帖》。八月四日，上《辩贾易弹奏待罪劄子》。五日，诏轼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市）。书信王巩：“在杭二年，到京数月，无顷刻暇时。……某已得颍州，极慰所欲。”苏轼知杭州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实事；哲宗高太后有意升迁轼为宰相，因党祸再起，监察御史贾易、赵君锡等臣以其弟苏辙已任副相为由，提出二人只能留一，并攻击苏轼在杭州夸大灾情，修整西湖是供自己游乐，应加罪处之。八月十八日，苏轼上表外放离京。赴颍前致信王巩：“某所被谤，仁圣在上，不明而明，殊无分毫之损。但怜彼二子者，遂与舒亶、李定同传尔，亦不足云，可默勿语也。”劝解王巩：“谤焰已息，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灭，万事懒作，则亦过矣。丈夫功名在晚节者甚多，定国岂愧古人哉！”苏轼还说自己“平生欲著一书，少自表见于来世，因循未成。今得汝阴，无事，或可成，定国必贺我也。”书后嘱云“公自此无忧患矣，不须复过虑。《砚铭》，到颍当寄上也。”（参阅《唐宋八大家全集·苏轼集》卷52《尺牍·与王定国35首·遗补7首》原来苏轼知杭时，王巩曾请轼为砚作铭。苏轼信慰王巩因是三年间巩屡被陷，七变官职，“百念灰灭，万事懒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四载: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三月二十六日，“前通判扬州王巩知海州（今江苏淮安）”。同年六月八日，舒亶、李定陷穽，改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市）。同年九月二十二日，“诏王巩罢知密州，送吏部”。因恩例，乞得管勾太平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五载：元祐五年（1090），“起判登闻鼓院”，又为御史朱光庭所攻，“诏巩别与差遣”。据（清）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巩传》载：元祐六年（1091）六月八日，“罢巩太常博士，知宿州”；“十月六日，巩责”。此次罢职，仍因攻陷，依旧管勾太平观。“改朝奉郎，管勾鸿庆官”。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二十二日，苏轼莅临颍州。二十七日，寄《砚铭》致书宿州王巩：“本州职官董华，密人也，能道公政事，叹服不已。”这则砚铭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悄然问世的。

    三、铭文书风质疑。“砚贵有铭，身价倍增”。砚上铭文是名人砚的标志，也是传承自身历史、文化内涵的载体。铭文中所透露的文化信息，为研究铭者艺术思想史提供佐证，亦是研究砚文化和铭文书法的重要的内容。《西清砚谱古砚特展》“宋苏轼从星砚”壁左侧铭文影印拓片：铭文行书3行，满行13字，全铭文32字，署一“轼”字。细观砚拓铭文与苏轼遗存书法比照，影印砚拓铭文笔力柔软，笔势平直，点画忏弱而乏力，书体妩媚而失筋骨，与苏轼真迹离谱。清人梁巘《评书帖》以“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对宋人书法风貌和审美追求概以“尚意”，是基于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诗名。“尚意”在宋代成为一种文艺思潮，普遍在文人士大夫之间盛行。苏轼擅长行、楷书，“尚意”精神，重在写“意”，寄情“信手”所书之点画。黄庭坚将苏轼书法分为早年学“二王”，中年以后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年又学李北海，又广泛涉猎晋唐其他书家，能自创新意，形成深厚朴茂的风格。看他的字虽然扁肥之态，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因为苏轼对书法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在《论书》中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苏体”用笔多取侧势，结体扁平稍肥。这与他握笔的姿势有关。苏公执“侧卧笔”，即毛笔侧卧于虎口之间，类似于现在握钢笔的姿势，故其字右斜，扁肥。他曾有诗曰：“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笔者将“宋苏轼从星砚”铭文影印拓片中的“月之从”、“风雨”、“将”、“此是”、“似”、“空”、“不见天”、“起”、“凛然”、“轼”17个字，比对鉴赏苏轼《跋王晋卿藏挑耳图帖》，这是元祐六http://s7/mw690/44487fdfgd9d07460fde6&690
                                                                    苏轼《跋王晋卿藏挑耳图帖》
年（1091）六月二日，坡公“今见定国所藏挑耳图”帖子，与所谓的“从星砚”《砚铭》时隔两个月，书风应该同时，请看帖子中的三个“不”字、“之”、两个“云”字、“是”、三个“日”字、“将”、“然”、“此”、“月”、“轼”字，绝不是苏轼书帖之风。另观《啜茶帖》的行书“轼”字；再观《次韵三舍人省上 http://s15/mw690/44487fdfgd9d0fd885b1e&690苏轼《啜茶帖》
诗帖》，书于“元祐二年（1087）三月晦日”，帖子中的“云雨”、“见”字、“起”字、“有此句”的“此”字和“月”字“日”字；又观《渡海帖》中的“轼将”、“见”字、“不”字、“轼”字；又观《渡海帖》http://s3/mw690/44487fdfgd9d0ad3f8f52&690
                                                                苏轼《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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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渡海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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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次辩才韵诗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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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
中的“轼将”、“见”字、“不”字、“轼”字；又观《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中的两个“不见”、“似”字、“将”字、两个“风”字、“空”字、两个“是”字；又观“元祐五年（1090）十二月十九日”《次辩才韵诗帖》中的“日月、凛然、不、天、雨”等字，即可看出“从星砚”铭文书风，没有“苏体”神、气、骨、肉、血的“尚意”神韵。难怪董其昌跋苏轼《来得书帖》云：“东坡真迹余所见数无虑十卷，皆宋人双勾廓填。”从来坡公“纷丝”多，可见伪品之滥。http://s16/mw690/44487fdfgd9d1265b982f&690“从星砚”侧壁镌苏轼行书铭

    四、篆书印文质疑。“古之论书者兼论平生”。坡公平生为文做人超逸旷达，光明磊落，他怎能为好友求撰的砚铭，镌刻上自己的名字呢？方家知道，宋代书法以行草书的成就最高，楷书次之，篆、隶几成绝响。因宋代行草溢扬，宋人“尚意”有口皆碑。苏轼以天纵之才，执两宋文坛牛耳，诗词、散文、书法、绘画无所不能，佛学、医学、养生、水利、文物鉴定均有独到研究。稽汉许慎《说文解字·子部》、清闵齐伋辑《篆字汇》，均无《西清砚谱古砚特展》“宋苏轼从星砚”影印拓片篆书印文“子”字写法，且篆书印文“子瞻”镌刻拙劣，非自名家刀工。苏轼传世墨迹今日算得较多。但所见钤之印，却并不多，《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只收得“眉阳苏轼”、“耆得忠正”、苏轼跋王巩藏《烟江叠嶂图》，钤篆书“赵郡苏氏”、“东坡居士”印文。可鉴“宋苏轼从星砚”印文为拟造镌刻矣。http://s4/mw690/44487fdfgd9d104410033&690
                                                 苏轼书王巩藏《挑耳图题后》石刻印章 “赵郡苏氏”

http://s3/mw690/44487fdfgd9d11ad2c5b2&690苏轼印鉴“眉阳苏轼            苏轼绍圣元年印鉴“耆得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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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砚制规范质疑。宋代端州开坑取石于星岩北岭山一带。太平兴国五年（980），苏易简将斧柯山坑仔岩分为水中石（下岩）、山半石（中岩）、山绝顶石（上岩）三种，“山绝顶者尤润”，就是说下岩石比不上上岩石，并认为将军山（今北岭盘古坑，又名宋坑）之石不及斧柯山。淳化二年（991），夏四月庚午，宋太宗免除端州贡砚。治平年间（1064－1076），坑仔岩开坑始向水下采石，回复贡砚。米芾《砚史》言：“治平中贡砚，取水月余方及石。”魏泰《东轩笔录》载：端溪砚“岩石取于水底。”沈括《梦渓笔谈》卷九：“孙之翰，人尝与一砚，值三十千。”绍圣五年（1098），米芾徙端州。撰《砚史》记：优质端砚价为“一千以上”。杜绾《云林石谱》亦记：“端石纯品”价为“十来千”。按宋钱千枚兑银一两，十来千值白银10余两。米芾《砚史》：下岩石价钱为第一，“仁庙以前”（宋仁宗以前）所产端砚，多是下岩石。元符三年（ll00），复兴贡砚。苏轼途经端州，看到端州采砚石工“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场面。余未睹“从星砚”真容，不可武断其石品出自何坑何岩？宋代水底端石带不带石眼，带什么样的石眼？是否为“从星砚”同类的石眼？苏易简、欧阳修、蔡襄、米芾、唐询、沈括、魏泰、高似孙、张世南未论，尚待专家探究。假如“宋苏轼从星砚”为宋代贡砚材质的话，余就制砚规范、长宽比例系数、宋代中期抄手砚形制稽探如下，供同仁参阅：

    清朱二垞撰《砚小史》云：“有佳石不可无良工，有良材不可无古法，本质虽高，裁就之方，未精磨琢之，工未至，终非雅品，难入艺林。”“不可无古法”是讲制砚的形制与章法。鉴定古砚真伪，形制章法、长宽比例系数是重要的佐证。古砚外形大致分三类：规矩砚、随形砚、特殊形。规矩砚在多款式的砚中，长方形砚始终占有主流的地位和很大的比重。日本二玄社出版的《古名砚》，向读者展示305方砚，长方形166方，占54.40/0。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品埒端歙》介绍清宫御制松花石砚91方，其中长方形砚占半数以上。台北故宫博物院还出版的《兰千山馆名砚目录》，共收录名类砚109方，长方形砚53方。著名端石砚雕刻家李铁民先生在实践中认为：一个长方形物体，它的长宽比在3:2最为合适，长宽比例系数在0.6与0.7之间，这样的比例被世界上称之“黄金分割定律”（0.618），最易诱引人们视觉的美感。李铁民先生集录《西清砚谱》、《古名砚·端·歙·澄·洮卷》等320方长方形砚，长宽比例系数为0.647；抄手砚68方，长宽比例系数为0.602，更接近“黄金分割定律”。抄手砚是属长方加厚的砚制，作为长方形砚中特有款式，其长宽间的比例基数在0.6与0.7之间。同样长度的长方形砚，它的高度越高，其宽度就相应缩小。即砚越厚，宽度就越窄，砚越薄，宽度就相应增加，以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此乃鉴定长方形古砚（抄手砚）形制规范的经验之谈。所渭抄手，是指将砚的底部从后端向前端掏空，两侧留边，形成弧形或斜坡的空间，手可插入空间，将砚端起来使用。宋代抄手砚是由唐五代箕形砚演变而来，它是宋代特有的主流砚式，不同于任何朝代的任何砚台。因此，宋代将这种砚形称之“官样”砚，明代亦称“太史砚”。宋代早期抄手砚为梯形，前低窄而后高宽。砚堂与墨池相连，砚侧的四周向内收敛；中期抄手砚似长方形，前后高低、宽窄乃有差别，砚侧周边内敛，以几何形而论属梯型；后期抄手砚，砚堂平展，与墨池分离，墨池窄而深。明代抄手砚身多偏高，呈长方形，底部成弧形抄手空间；砚堂平坦，四侧垂直，墨池比宋代抄手砚更窄更浅，其宽度与深度仅能容指。“宋苏轼从星砚”为长方形抄手砚，纵15.9厘米，横9.0厘米，厚5.6厘米，两跗高约4.0厘米，余计算其长宽比例系数为0.566，与李铁民先生考究的长方形砚长宽比例系数（抄手砚长宽比例系数）分别少0.081、0.036，与“黄金分割定律”少0.052。细视《西清砚谱古砚特展》“宋苏轼从星砚”影印图，其砚形制规范不具备宋中期抄手砚特征。

     综述“宋苏轼从星砚”五点质疑，冒托伪作拟造之嫌尚待专家验明正身。述一家之言，恭百家争鸣。

                                                         《东方收藏》杂志2012年第4期107一109页 

图1：宋苏轼“从星砚”正面 《西清砚谱古砚特展》175页

图2：宋苏轼“从星砚”背面 《西清砚谱古砚特展》175页

图3：乾隆丁酉新春御题“从星砚”影印拓片 《西清砚谱古砚特展》174页

图4：宋太常丞定国公（王巩）画像

图5：“宋苏轼从星砚”壁左侧铭文影印拓片 《西清砚谱古砚特展》174页

图6：苏轼《跋王晋卿藏挑耳图帖》

图7：苏轼《啜茶帖》

图8：苏轼《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

图9：苏轼《渡海帖》

图10：苏轼《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

图11：苏轼《辩才韵赋诗一首》

图12：苏轼印鉴“眉阳苏轼”《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1592页

图13：苏轼绍圣元年印鉴“耆得忠正”《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1592页

图14：清代江苏高邮刻苏轼书王巩《烟江叠嶂图》，钤篆书印“赵郡苏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