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它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里的瑰宝。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对中国和世界发展近代、现代军事科学起了积极的作用。校定、颁行《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在军事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贡献。

　　北宋政府颁行《武经七书》是遵照皇帝宋神宗的旨意进行的。为适应军事斗争、教学、考选武举的需要，宋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命令当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组织力量校定、汇编、出版上述七书。武学博士何去非参与了此项工作。校定这七部兵书，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到元丰六年（1083）冬才完成了刊行的准备工作。校定后的这七部兵书命名为《武经七书·武经七书相关图书》，共25卷。这是北宋朝廷从当时流行的340多部中国古代兵书中挑选出来的，作为武学经典。

　　《武经七书》颁行后，备受世人关注。为了更好地发挥它在战争、国防、建军、教学中的作用，注家蜂起，先后出现了几十种注释本。其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注本，有宋朝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明朝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清朝朱塘的《武经七书汇解·武经七书相关图书》、丁洪章的《武经七书全解》等。这些注释本，对研究、学习《武经七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见，这七部兵书是何等重要。

    《武经七书》颁行后，成为宋朝以来军事学校和考选武举的基本教材。南宋规定，武学（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学习兵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军事斗争和教学之急需，命令兵部刻印《武经七书》发给有关官员和高级将领及其子孙学习。《武经七书》宋刊本，曾被日本人买去；后来特别是17世纪以来，在日本出现了多种重刊、翻译本和注解本。头两部兵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在欧、亚、美流传更广。

《孙子兵法》

　　在孙武晋见吴王阖闾时就是一部独立的军事著作。既后又增加了他在吴国的战争经验，从而更加完备。它问世之后，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重视和流传。《韩非子·五蠹》说：战国时侯，“藏孙(孙武和孙膑)、吴(吴起)之书者家有之”。从现存汉、唐、宋古籍对《孙子兵法》的征引看，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抄本。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是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是文字不尽相同的甲乙两个写本。北宋时的《十家注孙子》本与《武经七书》系统的《孙子》本也有某些不同。

 　 在汉朝中期以前，《孙子兵法》13篇是独立而完整的。西汉未年刘向《七录》则称《孙子兵法》三卷。不说“13篇”而说“三卷”，可能是由于从简策变为帛书的缘故。而晚于《史记》100多年的《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却记载为《孙子兵法》82篇，图9卷。清朝学者毕以珣在《孙子叙录》中指出了这一篇帙骤增的原因。他说：82篇中，除了孙武见阖闾以前所作的十三篇外，其余69篇都是孙武的佚文。这69篇佚文，大部分已失传了。恢复13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汉书》60多年后的东汉末年，才由曹操亲自完成。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宋朝《十家注孙子》古本。它把13篇以外的69篇另编为《续孙子兵法》二卷。在《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中都有著录，大概在唐以后才失传。

《尉缭子》

　　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历有著录，但篇数不等，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5卷，24篇，9000余字。另唐魏征《群书治要》辑存4篇；1972年，银雀山汉初墓出土残简6篇，与其他版本相应之篇大同小异。《隋书.经籍志》注称《尉缭子》作者为尉缭，梁惠王时人”，有疑为秦王政时尉缭所作，也有疑为后人伪托。据现有资料推断，成书似在战国中期。

 　《尉缭子》传世本共五卷24篇，以南宋刻《武经七书》本为最古。《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著录《尉缭》31篇。据《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传世的是杂家的《尉缭》。其篇数与《汉书》不符，当因在流传过程中有部分亡佚。该书内容大部分论兵，因此宋以后多视为兵家著作，但其论兵，与《汉书》所谓兵形势家异趣，有人以为即《汉书》兵形势家的《尉缭》，恐不可信。《汉书》杂家《子晚子》下注有“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可见今所传《尉缭子》有可能列入杂家。

《吴子》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着，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48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分上下两卷。

《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着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司马法》

　　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土”(见苟悦《申鉴·时事篇》)。司马迁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155卷。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宋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

　　中国宋代官方校刊颁行的兵法丛书和军事教科书。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6月，继宋仁宗之后重新开设“武学”（军事学校）。为了适应教学和军事训练的需要，元丰三年（1080）4月，宋神宗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校定后的七部兵书共25卷，于元丰年间（1078-1085）刊行，统称《武经七书》，以之考选武举和教学。

 　 《武经七书》北宋刊本已不可见，现存宋孝宗或宋光宗时刻本，原为陆心源宋楼藏书，后被日本岩崎氏买去，藏日本静嘉堂。国内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宋本《武经七书》校刊精审，明清以来翻刻传抄，多据为底本，成为独具特色的《武经七书》系统本。

 　 《武经七书》注家数十种，现存最早的注本是宋朝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明朝建国，重视武学，朱元璋提倡“军官子孙，讲读武书”，促进了对《武经七书》的研究。代表性的注本有刘寅《武经七书直解》、黄献臣《武经开宗》、张居正辑注《武经七书》、李贽《七书参同》、陈玖学《评注七子兵略》等。其中《武经七书直解》因“注疏详明，引据切当”，最为后人重视。清朝沿袭宋明旧制，亦重《武经七书》，然注家大多限于汇辑前人旧说，少有新意。影响较大的有朱墉《武经七书汇解》、丁洪章《武经七书全解》等。《武经七书》集中了中国古代兵法的精华，被宋朝及后世确定为兵学经典，对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各种注本对人们学习和研究《武经七书》具有参考作用。

　　《武经七书》北宋刊本已不可见，现存南宋孝宗或光宗时刻本，原为陆心源宋楼藏书，后被日本岩崎氏买去，藏日本静嘉堂。国内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宋本《武经七书》校刊精审，明清以来翻刻传抄，多据为底本，成为独具特色的《武经七书》系统本。

《武经七书》问世之后，注家蜂起，存世之作，不下数十种。宋朝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是现存最早的注本，对明清注家起了发凡启例的作用。明朝建国，重视武学，太祖朱元璋提倡“军官子孙，讲读武书”，促进了对《武经七书》的研究。代表性的注本有刘寅《武经七书直解》、黄献臣《武经开宗》、张居正辑注《武经七书》、李贽《七书参同》、陈玖学《评注七子兵略》等。其中《武经七书直解》因“注疏详明，引据切当”，最为后人重视。清朝沿袭宋明旧制，亦重《武经七书》，然注家大多限于汇辑前人旧说，少有新意。影响较大的有朱墉《武经七书汇解》、丁洪章《武经七书全解》等。《武经七书》集中了中国古代兵法的精华，被宋及后世确定为兵学经典，对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各种注本对人们学习和研究《武经七书》具有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