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人写诗，常常讲究炼词、炼句与炼意，中国古代诗歌大多离不开意象，意象经过诗人的不断感知和体验，勾勒出一幅具有独特诗意的画图或者联想。这样的诗便是好诗。

    比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论是气氛氤氲，还是诗境清远，都令人感同身受，回味无穷。仿佛自己就置身于清辉之中，举首低头之间，思绪不能自已。自古以来，正是这首诗的意境美丽，朗朗上口，三岁稚童便以此开蒙了。

    可是，诗评家却可以从中找出毛病，说什么这首诗的“疑是”句用“平仄仄仄平”，不合律句。“举头”句不粘，“低头”句不对。但由于李白是“诗仙”，不好过多批评什么，只好称之为古绝了。

    被世人尊为“诗圣”的杜甫，他的诗也曾被诗评家们用格律进行了无情的解剖。他的《三绝句》之二和之三均被指为不合平仄，尾联与首联不粘，等等。同样由于是名家，也只好用一句“古绝和律绝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楚的”来解释了。

    李白、杜甫被批评还不是最突出的。历史上最受诗评家诟病的是大文豪苏东坡的词。

    苏子大才，对于诗词音律：苏东坡一贯主张文贵自然，崇尚自由奔放，不愿以声律害意。他的词在当时就因不注重格律而遭非议。他的一曲气势磅礴、高亢激越的赤壁怀古《念奴娇》（大江东去），竟也可以被诗评家们评判为“盛传千古，而平仄句调都不合格”。

    此外，还有他的《水龙吟》（似花又似非花），和另一位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永遇乐》（千古江山）等篇，也可被评判为“其句法连属处，按之律谱，率多参差”。

    这就奇怪的了，苏东坡诸公的诗词“盛传千古，而平仄句调都不合格”，究竟是他们的诗词因为“平仄句调都不合格”才能盛传千古，还是他们的诗词本身就不为韵律所囚，不屑于以文害意，才盛传千古的呢？

    有意思的是，这些批评苏东坡、辛弃疾的“大家”，人们不记得他们有什么佳韵流传后世。反而是一些真正的诗人为之鸣不平。

    陆游曾替苏东坡辩解曰：“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晁补之也说：“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许多有见识的评论家如许宝善、陈廷焯也中肯地评论说：“如东坡大江东去一阕，群谓其不入调，至欲改之，何异裁割摩诘雪里芭蕉，徒然可笑”；“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此特拘于音律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与之辩也”。

    品诗如品人。就诗词来讲，原本是没有这么多规矩的。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继承，也有一个时代的创造。将古诗词的格律、平仄、对仗等固定化是一个时期的事。例如韵律，古人押韵是依照韵书的。古人所谓“官韵”，就是朝廷颁布的韵书。这种韵书，在历史上曾发挥好的作用，产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来写旧诗，一味地追求格律，甚至以文害意，就大可不必了。

    近读一位“诗人”写的一首《清平乐》：“人生赌注，充满惊奇路。不管前途荆棘布，都要义无反顾。选择看似多多，船行只有一河。无怨还需无悔，时间不耐消磨”。此公还援引了南唐李煜的词例：“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的名作来佐证他这首词的韵律规范，并加以◎●○▲等符号逐字标点。韵律可能对极，可诗意在哪里呢？

    诗意恰如人的灵魂。惟有灵魂才能使作品立起来。我偶尔也写一点旧体诗，阐发我对诗境的意象美，但一般不敢轻易标为什么律诗绝句的，因为一不小心就被网络上那些诗歌论坛的坛主批评为不和格律的了。

    人也是如此。拘泥形式，束缚精神，或者卖弄词章，徒有其表，不也就如这些蹩脚的诗词一样无盐吗？

    我当然赞赏那些既符合格律、又诗意极佳的诗词。也不赞成不讲究诗词应有的韵律和格式胡乱写，但是不欣赏那些平白枯燥、矫揉造作、甚至以文害意、徒具规范的“格律诗”，——就像欣赏人一样。

    还是让我们来品读欣赏苏东坡的赤壁怀古《念奴娇》这阙千古绝唱吧：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多么地倜傥豪迈！多么地令人荡气回肠！人如其诗，诗如其人，好一个苏子！——尽管诗评家们吹毛求疵地批评他不谙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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