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振修（教授，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礼记》是我国古代典籍，旧时列为五经之一，为学子必读之书。“礼”是对人们言谈、举止、行为的一种规范，其中对服饰的规范十分重视，全书提到服饰的文字数以百计，在这些文字中，涉及到服饰的机能、服饰的变迁、服饰的民族习俗以及形成服饰规范的理论根据，初步形成了一套服饰学说。研究 《礼记》中的服饰观，不仅对了解我国服装学的历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现代服装学说的发展也有参考价值。下面就《礼记》中的服饰观作一些述评和考察。

一 、服饰规范的重要性

       《礼记》认为，“礼义”是做人的重要规范，礼义之始是正容体，正容体之始在于正衣冠。《冠义》篇说：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
       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庙。
       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
       《王制》篇列出了礼义的范畴为“六礼”、“七教”、“八政”，其作用是：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
       而六礼之首便是冠，八政之第二即为衣服，所以古人把衣冠的社会功能提得很高，衣服的制度要由国家来定，违反制度者要受处罚，《王制》篇有下列之说：
       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革制度衣服者为畔 (注：畔即叛)，畔者君讨。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穿错衣服要被杀头，这种规矩也许太严厉了，但古人视服饰为社会的重要规范，则可见一斑。至于如何去规范，则主要是按等级着衣服，随季节和场合变换衣服。

二、服饰的等级观

       古人特别重视服饰的象征作用，象征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地位，从君王到庶民，各个阶层都有象征性服饰，不可逾越。
       《玉藻》篇说：
       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 
       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袖，玄绡衣以裼之…… 
       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
       关于冠的规定，《玉藻》篇有如下的记载： 
       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绩缕，诸侯之冠也。玄冠丹组缨，诸侯之齐冠也。玄冠綦组缨，士之齐冠也。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缟冠素蚍，既祥之冠也。垂五缕寸，情游之士也。玄冠缟武，不齿之服也。
       不仅衣冠，甚至饰物也是分等级的，《玉藻》篇说： 
       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授，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时服饰象征人的社会地位，像京剧中一样，一个人出场，从服饰上就可判断是什么级别的人，这与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是相适应的。 

三、服饰与民俗

       《礼记》中记载了服饰的民俗差异，《王制》篇中说：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表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
       此处所谓各地之宜服，当是指气候、物产之宜，如西方冷，产牲畜，故衣皮。 
       除了服饰的民族差异外，同一民族服饰的时代差异在 《礼记》中也有所记载，《王制》篇说：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辱而祭，缟表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表而养老。
       此处养老是指穿敛服，其中深衣是古代士大夫平居时所穿的一种衣服，上衣与下裳相连；燕衣相当于现在的休闲服，缟是白色的织物，玄色是指带赤的黑色，这些民俗，很难谈原委。

四、着装的规矩

       《礼记》不仅规定了服饰的等级，还规定了同一等级的人在不同场合服饰的变易，甚至还规定了同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在不同场合如何摆弄，形成诸多的着装规矩。
       《玉藻》篇说：
       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听朔于大庙，朝服以日视朝于内朝。
       这就是说，诸侯在祭祀时要着玄端礼服，上朝时要穿一种称为 “裨”的次等礼服；在大殿堂要戴一种皮帽子，在内朝要穿朝服。
       《玉藻》篇还对士大夫日常的服装作了记载：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祛。缝齐倍要，衽当旁，袂可以回肘。长、中继揜尺，袷二寸，祛尺二寸，缘广寸半。以帛里布，非礼也。士不衣织。无君者不贰采。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振缔络不入公门，表裘不入公门，袭裘不入公门。
       这里祛指袖口，要即腰，衽即衣襟，袂即衣袖，裕即交迭于前的衣领，缔是细葛布，络是粗葛布。这些文字难以尽释其义，但可看出，士大夫早上有早上的衣服，晚上有晚上的衣服，衣服的制作包括质料、颜色、尺寸都有明确的规格，农服不合规矩是不能穿着进入公门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礼义。
       《玉藻》篇还规定：君王赏赐衣服，受赐者必须穿上所赐衣服去拜谢；大夫赐给士以衣服，士去拜谢时不必穿上所赐衣服。《曲礼上》规定，若派人去见君王，则委派者必先穿上朝服而后委派人。由此可见，穿衣服首先要注重尊敬君王。再者穿衣服还要尊敬父母，《曲礼上》篇说：      
       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彩。
       这就是说，父母活着时儿子不要穿上象征居丧的纯素服；而父母过世之后，儿子不要穿有喜庆意义的彩色衣服。 
       还有。低等妇女服饰规格要低于高等妇女，《内则》篇说：
       虽婢妾，衣服饮食，必后长者。            
       在社交中，服饰的整齐是十分必要的。《曲礼上》说，“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即陪着君子坐，不能取下帽子，累了也不能袒开衣服，即使在暑天，也不能把下裳提起来。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同一篇还说，陪客人入席就座时，要 “两手抠衣，去齐尺。衣毋拨，足毋蹶”。
       除了衣服外，有身份的人还必须佩饰物，《玉藻》篇说： 
       古之君子必佩玉。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
       玉的装饰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古人不完全是从美的角度来看待此事，而主要是从《德》的角度来看待。前述种种规矩中都体现出德重于美。 

五、服饰颜色随季节的变迁

       《礼记》中对服饰的变迁有多处记载，前面提到的民俗服饰、着装规矩都是服饰变迁，这种变迁由圣人定出，在《大传》篇中说： 
       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还有一种特殊的变迁，就是天子服饰随季节变化，其颜色变迁记叙于《月令》篇中：天子居明堂，春“衣青衣，服仓玉”，夏“衣朱衣、服赤玉”，秋“衣白衣、服白玉”，冬“衣黑衣、服玄玉”；年中七十二天天子居大庙大室，则 “衣黄衣、服黄玉”；盂冬之月，“天子始裘”。 

六、《礼记》服饰观考

       《礼记》中所定的服饰规范，究竟是根据什么呢？是否有规律、理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有的，其中有些可从这些规范本身看出。首先，服饰依人的社会地位而规范。服饰的质料、制作规格甚至名称都与社会地位有关。地位愈高，服饰质料也愈贵重。狐白裘最贵重，唯天子可穿，其他人不能穿。弁专指贵族戴的一种帽子，其中皮弁为武冠，爵弁为文冠。深衣是诸侯、大夫、士平居时所穿的一种衣服。第二，服饰要遵循儒家的道德标准。《礼记》成书于汉代，当时儒家思想已成为社会主导思想，一切要按儒家规矩行事，服饰亦莫能例外。如侍坐于君子，不能脱帽，不能袒开衣服，夏天也不能提起下裳，明显是儒者风度，道家决不会如此苛求。着装要尊重君王，是君为臣纲的一种体现。着装颜色要视父母活着而定，是父为子纲的一种体现。第三，服饰要随场台而变迁，如士大夫上朝着朝服，平居有探衣，吊丧有丧服。第四，服饰要体现天人台一，这主要体现于《月令》篇中天子服饰颜色随季节的变化，这一点并不明显，需要做一些考察。 
       首先，《礼记》认为人是天地之精华，《礼运》篇说：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正因为如此，做人就要和谐于天地阴阳，《礼运》篇又说： 
       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 四时为柄……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
       《郊特性》篇还说：
       乐由阳来者也，礼由阴作者也，阴阳和而万物得。
       我国古代的哲学主要是阴阳论。按此理论，万物皆分为阴阳，如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君为阳、臣民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山为阳、泽为阴等。万物变化皆为阴阳之消长，如春天是阴消阳长的季节，夏天是阳盛阴衰的季节，秋天是阳消阴长的季节，冬天是阴盛阳衰的季节，所以四季 (亦称四时)是阴阳变化周期中的四个典型阶段，人本身就是阴阳之交的产物，就应该适应阴阳之变化，首先就要适应四时之变，细一点讲还要适应十二个月之变，以使阴阳和谐，这叫天人合一，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按此观点，大致可以见解 《月令》篇中所定天子服饰颜色随季节的变化。
       天子春季穿青衣，这是因为春天万物复苏，草木发青。天子在盂夏和仲夏穿朱表。这两个月草木欣欣向荣，万物生机勃勃，按现代人的说法，红色使人联想到活力，正应此景。
       如果不单纯从衣着看，而从天子的衣食住行系统看，古人的人与自然统一观就更明显了。《月令》篇正是逐月先描述了季节特点，然后系统地规定了天子在当月的衣食住行和政事、军事。举孟春之月为例：
       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
       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巯以迭。
       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古人以春天为万物生长之时，一切都要顺从这一天道，要保护一切生命，特别是正在孕育中的新生命，让万物自由生长，因此不能伐木，不能用母畜作祭祀的牺牲品，飞鸟、怀胎的其他生物、各种生物的卵等都不能杀，鸟巢不能去倾覆，连小虫子也要保护。更不能杀人，所不能兴征伐之事，至少不能主动兴兵 如此即是应天道，顺地理、循人纪。在这种人与春天的大和谐中，天子衣青衣就是人与自然在颜色上的和谐，也就好理解了，正是人与自然总体和谐的一部分。 
       随着季节的变迁，政令也会发生变化。如到了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这时可以行征伐之事，也可以决狱断刑(古时处决犯人多在秋天)；到了秋之月，天子可以田猎，百姓可以伐薪烧炭。总之秋天可以行 
       杀伐之事，人间征伐无道，处决罪人，是淘汰应该淘汰之人，自然界也在淘汰一些生物，故伐薪也正当其时。这些都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至于为什么天子衣白衣与秋天是合一的，尚难解释。至于孟冬之月天子始裘，则就是不说自明的事了。
       由于天为阳，地为阴，四时乃阴阳消长之不同阶段，故应天道，顺地理，循人纪，本质上都是人和于阴阳，这还可以从另一些规矩看出来。《昏义》篇说到日蚀时天子要素服，月蚀时王后要素服，古人视日月之蚀为灾，人应吊之。日为阳，男为阳，故日蚀时天子素服；月为阴，女为阴，故月蚀时王后素服，以使天地和同。《深衣》篇还规定深衣由十二幅构成，以对应十二月，亦是此理。故古人认为人应顺应阴阳的变化，服饰的变化亦是其一，这就是服饰变迁最基本的理论根据。古人甚至认为，人的行为（主要是指天子的政令）如果违反了时令，必招致灾祸，《月令》篇对此有多处说明，如： 
       孟秋行冬领，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行夏令，则国多火灾，采热不节，民多疟疾。
       这种说法，是否完全科学，不必深论，但人应与自然达到和谐的观点，则是完全正确的，现代社会凭人力强行改变自然导致了诸多灾难的事实，正为这一道理提供了佐证。古人认为服饰要与季节相适应，也是有深刻道理的，至于如何实现这种适应，即如何从服饰的颜色、质料、款式、着装方法诸方面体现季节性，到今天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自然不必照搬古人的做法，而应有更科学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