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本文以中文数字表旧历，以阿拉伯数字表公历，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各省纷纷独立，成立军政府。九月，黎元洪通电各省军政府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讨组建临时政府。十月，各省代表会议由武汉转移至上海，十一月转移至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族由此避免了亡国灭种的命运。

实际上，在黎元洪之前，少数有识之士已经策划筹组临时政府。上世纪九十年代，陶水木先生在《汤寿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一文中指出，“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筹建全国统一政权问题很快被提上了日程,汤寿潜积极参与了筹建活动”，“汤寿潜是较早意识到组建统一革命政府问题并公开发出这一倡议的人”，“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汤寿潜抵达武汉,在鄂两天,他看到武昌起义的蓬勃声势,并了解到湖北、广西、四川等地一些州县继起响应,意识到清政府即将倾覆,遂于 13 日返沪,22 日与‘三数同志组织临时会’，作为临时政府的预备会。”

陶先生可谓灼见。不过，他没有谈及 “临时会”成立经过，故本文略作探究。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汤寿潜给两位友人的信中，均谈及组织“临时会”之事。致赵熙函，有云“弟于八月廿日到鄂，廿二日即归，过金陵，约季直到沪，与三数同志组织临时会，为临时政府之预备会，于九月朔成立。盖逆料旧政府将倾，新政府未立，吾曹遂为无国之民。此定势，非先见也”。致某友人函，有云“八月既望,将自鄂而津。廿日抵鄂,则黄鹤先一日飞去。原船返沪,即与二三同志组织临时会,为临时政府之预备”。

由此可见，汤寿潜首次与他人提出“临时会”设想，应在八月廿二日后，在南京与张謇（季直）会面之时。九月初一日，“临时会”成立。将近二十天后，黎元洪才发出商讨组建临时政府的通电。

汤寿潜说“与三数同志组织临时会”，而其信中仅提及张謇。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是否有“临时会”相关内容呢？

《柳西草堂日记》记载了张謇在武昌起义前后的活动情况：八月十三日至鄂。十八日离鄂。廿二日至南京。廿五日至苏州，与雷奋（继兴）、杨廷栋（翼之）替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奏折，请速宣定宪法、开国会。廿六日至沪，宿赵凤昌（竹君）处。廿七日旋宁。三十日，与沈恩孚（信卿）、雷奋、杨廷栋定电内阁稿。九月初一日至沪，见赵凤昌。初二离沪。初九日又至沪。

张謇日记丝毫未提及“临时会”，甚至不载与汤寿潜会面。显然是有意为之。其时清廷未亡，组织“临时会”是“大逆”之举，参与者是有生命危险的。

幸运的是，黄炎培日记提供了相关信息。八月廿五日: “偕信卿、继兴、季和赴苏。遇翼之，同赴无锡。遇张四先生（謇）、汤蛰先，同折回苏，商时局对付法。饭于惟盈旅馆。四老、翼之、继兴同去见苏抚。余偕信卿游刘园返沪。”廿八日：“夜赴沪。”廿九日：“晨至六里桥。赴沪，至教育总会，得革军败耗，旋悉不确。张四先生电促赴宁。”三十日：“早车偕信、翼赴宁，商议局电阁稿，并电各省稿。悉革军连日（廿七、廿八）战胜北军。”九月初一日：“午前开会式，午后谈话会，以人数不足，定初四开议。”初九日：“晚返沪，集于竹君家。”

结合张謇日记和黄炎培日记的内容，可知八月廿五日至三十日，汤、张、黄等人的往来活动，必与“临时会”有关。黄炎培日记中的九月初一日会议应该就是汤寿潜所说的“临时会”。黄炎培日记也避免提及“临时会”，原因与张謇日记相同。可知当时它是秘密进行的。而汤寿潜敢于在给友人信中明白谈及，是因为其时浙江已经独立。

根据以上材料，可知“临时会”组建的大致经过：八月十五日，汤寿潜赴鄂。廿日抵鄂。廿二日离鄂返沪。廿三、廿四日，在宁会张謇，首次提议发起“临时会”当在此间。廿五日，汤、张过无锡，遇黄炎培、沈恩孚、雷奋、蒋炳章（季和）、杨廷栋，同往苏州，一起商讨时局办法。廿六日，张謇至沪，与赵凤昌会面。汤当同行。廿七日，张赴宁。汤当同行。三十日，黄、沈、杨赴宁。九月初一日，“临时会”在宁成立，参与者应有汤寿潜、张謇、黄炎培、沈恩孚、杨廷栋等人。随后张往沪，与赵会面。汤当同行。初九日，黄炎培等人在赵宅开会，当系“临时会”的活动。汤寿潜、张謇应在场。

赵凤昌、黄炎培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虽然也于八月廿四日已经有所行动，但与“临时会”无涉。他们应是响应汤、张而加入“临时会”的。黄炎培日记载，八月廿四日，“本定宪友会江苏支部开成立会，兹因武汉事展缓。晚，赴赵竹君之约，商量时局前途之对付方法。”又据赵凤昌之子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方辛亥八月十九日即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新军举义旗之夕,其指赵凤昌正适宴客市楼,座有商人甫得汉电,约述其事,其闻之有所悟。须臾,谓有他约先引去,宾客初不之异。其径赴电报局以密电致汉口电报局长友人朱文学询其事,又立约沪商人之负重望者侵晨往谈。匹夫兴亡之责,促事功于必成。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翌晨,得武昌复电,知义师已大动,鄂督瑞澂已宵遁。因复电朱,促张謇返沪,时张适去汉口。随往晤商会董事甬人苏宝森,告以革命既起,沪汉商务息息相关,倘使战火燎原,两地均不堪命,急为今计,商会宜召各业会议,请沪地官商人民持以镇静。且电达江督张人骏,固圪自保,万勿轻预上游之事。冀阻江督发兵援鄂。又上海有英法租界,万一牵涉,贻害更大。应再由商会约西人商会开会,陈说民情,使达之领事,上闻公使。”

因此，汤寿潜、张謇毫无疑问是“临时会”的发起者、组织者。而从汤致友人信的表述来看，汤是“临时会”的首要发起人。

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十六日，汤寿潜被请回杭州，任浙江都督。十九日，黎元洪通电各地军政府派员到武昌开会，筹组临时政府。汤寿潜给予了积极响应。从此，“临时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目前来看，“临时会”是武昌起义后全国范围内最早成立、着眼于筹建临时政府的组织。可见以汤寿潜、张謇为代表的江浙文化精英，对时局变动的反应之敏锐，预见之准确，行动之迅速。

“临时会”虽然存在时间很短暂，但在其终止后，其成员仍然积极活动，为创立民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惜阴堂辛亥革命记》所说：“奔走最力者,苏人黄炎培、沈恩孚、孟森、刘垣、冷遹、雷奋、浙人褚辅成等。时张謇为谘议局长,人望所属,函电四出,各省多闻声相应,旅沪人士又纷函知亲,转达地方耆彦,请求来沪计事或遣代表来议。于是先后至者十余省,晨夕相见于惜阴堂。卒以十余省代表之力,奠南京临时国会之鎡基。壮图伟举,共商于惜阴堂斗室之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