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初，北洋政府欲将浙路收归国。3月，熊希龄、张謇共同致函浙路总理汤寿潜，希望他支持。

4月，北洋政府交通部以汤氏于浙路有功，多年不支薪水，特奖二十万元。汤氏请将奖金给予全体股东。交通部令其勿辞。据《申报》等媒体报道，交通部于本月先发五万元。

5月2日，汤氏致函次日召开的浙路股东大会，请求将奖金分给全体股东，略谓：“曩者，浙路经始之日，诸君过信寿潜，辱见垂诿。寿潜以迂疏戆拙之性，当危疑震撼之交，得藉诸君资力，就此尺寸之效，挫折屡更，成功未著。今者时移事异，诸君乃有决议让归国有之举。寿潜之无术，其于诸君诚有愧也。前月二十三日，交通部来文，以商办惟浙粗有成绩，猥谓寿潜不苟，将加以奖金。此非寿潜所敢蒙也。夫不苟特议分之当然，成绩为众力所共举，寿潜硁硁，犹不敢谓已能尽分，其敢以众力所举，私之于一身乎？然部之言奖乃以商办故，非于寿潜有所私也。彼以为为政之体当如是耳，寿潜则不敢要奖。股东乃在所宜劝，亦何可执一已之让，致失国家劝赏之美，遗诸君共举之劳？故愿请于诸君，以部之奖金公之全体。寿潜之无所敢私，庶上无屯膏之患，下有相劝之实。寿潜对于政府、对于股东，亦得以自谢而不负其初心。”

6月5日，浙路召开股东临时会。为了说服汤氏接受奖金，樊时勋、徐申如、俞肃苹、王亦梅、莫仲卿、杨振骧等股东想了个主意：股东先接受汤氏的奖金，然后再回赠给他，则汤氏难以再辞。他们说服汤氏的理由是：“汤先生既以惠我股东矣，我股东即作为心领，仍以部奖汤先生者，全归之汤先生。似此办理，仍非只为汤先生计，仍为全国能办铁路者劝，能捐私利以谋公益者劝。如此，则汤先生之受此奖金，岂非无愧？且使全国激劝，则全国皆受汤先生之赐于无穷。如汤先生再不肯受，是汤先生只为独善其身，不为全国激劝起见，想非汤先生所肯出也。昔子路、子贡同拯溺，子路受金，而子贡不受金。孔子是子路，而非子贡，且曰‘能受金，则此后拯溺者必多矣’。”

可见，汤氏是在股东反复劝说下才接受奖金的。但汤氏多年好友、浙路副理刘锦藻在自述年谱中却说：“是年阳历十五号，浙路归国有，股本分十二期拨还，汤蛰先得部特别酬金廿万元，默然任受。代表诸人从未与余接洽，亦未得分文，旁观颇为抱不平。余忆丁未拒款时，部允加一成还，现蛰坚不允。彼时股东惜未集巨款酬之，致有今日，可痛也夫。”在刘氏笔下，汤氏似乎是个看重钱财、可以用金钱买通的人。

6月20日，《申报》云：“汤蛰仙近在南洋购地数千亩，经营实业，俟铁路奖金领到，即往开垦，不愿再入政途。”说明此时奖金还未全部下拨。

1912年4、5月，汤氏偕马一浮、汤韦存等人赴南洋劝募公债期间，促成汤韦存在柔佛创办明庶橡胶园。《申报》所谓“近在南洋购地数千亩，经营实业”，可能就是指投资橡胶园。

9月，浙路公司与交通部签订《收回沪杭甬浙段铁路议订条款》，浙路归国有。

正常来说，奖金当在此之前已全部到达汤氏手中。

1915年7月，汤氏计划在杭州建兼山师范学校。马一浮代撰《设立兼山师范学校缘起》，略谓：“往者，浙人属某以铁路，某尝藉群众之力，有所从事。及民国既建，上下相应，咸谓铁路宜归国有，浙之人不独异也。政府既收其路，而以某之治路为不苟，乃有二十万元之奖。某固辞，不许，既不可执小让以亏国政，而居德私惠，又非其志之所安也。于是思所以处之，而膏泽之下，有时固将待焉，未可以卒白也。既毕承赉，某乃今得遂立学之愿。由是度地于杭县之东郊，起立横舍，准诸法令，颜曰‘兼山师范学校’，举此二十万者悉以委之。”

由此可知，此时汤氏已接收全部奖金，并未将奖金作其他投资。

在《设立兼山师范学校缘起》中，汤氏制定了详细的章程，但是学校最终并未建成。

1916年7月，汤氏病，虑辞世不远，遂口述《诫子书》，马一浮代记。汤氏在书中叮嘱后人将奖金用于公益事业，略谓：“吾生平恒以自苦为极，虽为人不多，自为实少。吾仲、吾季，亦善得吾心，家本俭素，不求给足，而服軶累年，代耕计绌，数有称贷，若痏在身。故命汝曹亲农贾之业，冀塞其亏，而曾莫能济。国赍方下，遂用为偿。引注分流，崇朝而竭。揆之本怀，便成乖负。吾今垂尽，不复可追，所望汝曹，自安菲约，勤苦积累，务达此算。终继吾愿，公之乡邦，助兴学校，广教化之事，明吾之不有斯赍也。”

由此可见，刘锦藻是大大误解了汤寿潜。

从“所望汝曹，自安菲约，勤苦积累，务达此算”一句来看，此时汤氏手中已没有二十万奖金了。

1918年4月，汤拙存秉其先人遗志，以汤氏遗产捐作浙省教育经费，托省教育会管理。由于其手中现金不多，故捐款由存款、股票、房产构成，共计二十一万多元。包括：存款二万四千一百十二元；浙路证劵四千一百六十六元；浙路债劵一千二百二十元；通海垦牧公司股本二千八百元；通州大生纱厂股本一千零五十元；崇明大生纱厂股本二百一十元；上海华商电车公司股本一千元；上海会文堂书局股本四千元；上海九成炼镛公司股本六千二百五十元；浙江兴业银行股本五千三百元；杭州光华火柴公司股本七万三千八百元；杭州清河坊大街房产一万零五百元；杭州清河坊巷内房屋五千二百六十二元；杭州百岁坊巷基地一千五百元；南洋明庶农业公司股本七万四千二百元。

汤氏参与创办以上企业，都在接受奖金之前多年，显然奖金没有被用于对它们的投资。

那么，奖金去了哪里？

目前来看，最大可能是用来偿还元大钱庄的负债了。

1908年，汤氏与人合开元大钱庄。1910年，受上海、杭州“橡胶风潮”金融恐慌的影响，大批钱庄倒闭。次年，元大钱庄破产，汤氏为此负债颇巨。1915 年，杭州地方审判厅对元大钱庄债务进行清理。5月，《时报》报道：“查汤为杭州元昌为 “元大”之误钱庄之大股东，历年亏本。现汤名下杭州亏空八万，另上海亏空四万零，目前颇难支撑。然备抵产业甚多，而汤意目的，拟在二十万奖金中弥补。”因为7月汤氏有建兼山师范学校的计划，所以5月时他应该不会有以奖金抵债务的想法。

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

8月，汤氏因元大钱庄事被告上法庭。他遂致函债权方，云：“查尊庄各号从前与元大往来，均由叶氏股开之关系，然元大该欵，除上海各庄外，其由敝处关系连累而及者，欵额相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惟敝处对于元大该尊庄各欵，并不敢谓绝无干涉，故年来屡催叶氏股东从速解决，以便分别担任，而迄未得有切实之答复。敝处正在旁皇莫措之间，乃复荷来书，责清欠，敝处惟有再函叶氏，促其清算账目，分担责任，权利、义务双方平等，此天下之通义也。执事高明，当亦为然。”

可见，此时汤氏仍在想以其他方式解决债务，而不想动用奖金。后来，在其他解决债务的尝试失败，而建兼山师范的计划无法实施的情况下，汤氏只得以奖金偿债。

另一种可能是，汤氏在只能以奖金偿债的情况下，中止了建设兼山学校的计划。

在汤寿潜那个时代，已经有将奖金和偿债拉上关系的说法，将它们认为汤氏接受奖金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偿债，这无疑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