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与黄冕交情非浅。但在《林则徐全集》中，却见不到林则徐致黄冕的信函。实际上，林致黄的信件并不少，且被黄氏装裱为手卷珍藏。

这个手卷的踪迹最早出现在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曾国藩日记中：“中饭后写九弟信，跋林文忠手札，系黄南坡寄来者。”“林文忠”即林则徐，“黄南坡”即黄冕。

《清史稿》载：“咸丰初，粤匪围长沙，冕建守御策。及曾国藩治兵讨贼，冕创厘税，兴茶盐之利，军饷取给焉。又开东征局，专饷曾国藩一军。起授江西吉安知府，复以事劾免归，仍以饷事自任，湘军赖以成功。”可见，黄冕与曾国藩的渊源很深，这是黄氏将林则徐手札寄给曾氏请跋的缘由所在。

林则徐逝于道光三十年，黄冕迟至十年后才向曾国藩请跋，大概因为装裱时间比较晚的缘故。

林、黄的交情始于江南，延续至西北。道光十一年七月，林氏授江宁布政使，黄氏时为上元令。十二至十六年，林氏任江苏巡抚，黄氏先后署元和、上海知县。可见，十一年至十六年，两人为上下级关系。十七年正月，林氏升湖广总督。两人拉开了空间的距离。二十一年闰三月，林氏因禁烟抗英被清廷降为四品卿衔，发往浙江。其时，黄冕署镇江知府。两人得以再会。五月二十五日，林氏日记云：“狼山谢镇（朝恩）、黄守南坡（冕）亦俱来，南坡在寓晚饭。”然而，此次重逢相当短暂。就在当晚，林氏接到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的上谕。次日，林氏踏上赴疆行程，黄氏至宁波为其送别。八月，英军侵浙江，清军大败。黄氏受牵连，亦于二十二年十二月被遣伊犁。二十四年，两人在伊犁相聚数月。二十五年正月，黄氏因治水利、屯田有功，赦还。林氏赠联：“西塞论心亲旧雨，东山转眼起停云。”跋云：“南坡仁弟大人去岁访余伊江，作数月聚，今复于红山话旧,同行至高昌而别。盼余有回疆之役,而南坡以塞外城工襄力,已荷赐还,因伊拉里克垦田,留督其事，行将光复旧秩,良可慰也。嘱书楹帖,遂书其事于右。道光乙巳孟陬下浣。”二十六年，林氏署陕甘总督时，奏请将黄氏暂留西宁差遣。可见，两人在西北时，往还是很密切的。

共患难于边塞苦寒之地，这段特殊的经历无疑大大加深了两人的交谊。林致黄的手卷就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其价值不言而喻。遗憾的是，它幸存于世的可能性很渺茫。曾国藩的跋文亦未见存世，不知他读此手卷有何感想。

黄氏交游很广，因此，为这个手卷作跋的名人肯定是不少的。然而，目前所见跋文，仅有刘蓉《书林文忠公手卷后》。其文云：

“林文忠公虚怀好士，士以此乐归之，或被容接，退而欣然，无不意满。今观所与南坡先生塞外往还书，词意周挚，往复曲至。于是知公所以负重名、成盛业，大率善曲体人情，而遇事兢兢，不忽于细微。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彼圣者诚不可几及，而第能其什一，亦足以著闻于当世矣。南叟练达多大略，今老矣，然与谈当世之务，感时局之变，意色怃然，病世之龌龊者不足与有为也。盖自早岁为吏，尝见器于名公硕德，亲炙其绪论，熟观其行事，更历久而所得滋多，渊源所自，非无因也。士不务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乐以其才智自见，能无陋与?予观此册，盖不能无慨也。”

从“今观所与南坡先生塞外往还书”句，可知此手卷的信函均写于西北。“词意周挚，往复曲至”，可见林氏为人为文之风格。

同治六年二月，刘蓉由陕西罢职归湘。四月抵长沙，闻湘乡匪警，遂寓省城数月。此间，曾纪泽有《丁卯仲秋，送诸弟省城应乡试，寓黄氏宛园。外舅刘霞仙先生抚秦罢归，同宴园中，约宾主各献所能。于是黄子寿与弟纵饮，郭樗叟作草书，霞丈与纪泽各赋诗也》，郭崑焘有《自长沙夜归途中有作，即寄曾劼刚公子、黄子寿方伯，并讯黄南坡方伯、刘霞仙中丞，兼怀闱中诸子》。“黄氏宛园”即黄冕的宅子，“刘霞仙”即刘蓉，“黄子寿”即黄彭年，“郭樗叟”即郭崑焘。可见，刘蓉寓长沙时，与黄冕有往来。观林则徐手卷、作跋当在此间。

曾纪泽说“霞丈与纪泽各赋诗也”，然而《刘蓉集》中却未见作于宛园者，或许是因为刘蓉没有保存的缘故吧。

宛园和叶德辉怡园均在长沙苏家巷。怡园毁于1938年11月“文夕大火”，宛园不可能幸免。因此，林则徐致黄冕手卷如果不存于世，很可能就是毁于这场大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