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父曾麟书去世。廿一日，曾国藩、曾国华自瑞州同行返湘。数日后，曾国荃自吉安启程归乡。

    三月廿二日，刘蓉、曾国藩、朱尧阶、曾国荃聚谈，论及国家大事，刘蓉的看法很不乐观，曾国藩则不以为然。刘蓉遂与其打赌，并写下契据：“策洪、石余孽势将扰及浙东，决非今年所能了。滇黔回匪、河南捻匪亦非今岁可平。夷人暂可通和，而后患方深。如吾言不应，愿罚《音学五书》、《朱子文集》、《礼书纲目》、《大学衍义补》，交涤翁老兄收用，于九年正月内确交，决不食言。凭证  朱尧师(押)  曾澄弟  咸丰七年三月廿二日  霞仙笔记。”

    八年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接清廷命其赴浙办理军务之谕。初十日，自湘乡县城启程，刘蓉、郭崑焘、曾纪泽同行。七月初五日，至黄州南溪（兰溪）。初九日，刘蓉归湘。

    当这一年结束时，刘蓉赢得了赌局。太平军不仅没被消灭，而且陈玉成、李秀成在十月取得了三河大捷，歼灭李续宾部六千余人，李续宾、曾国华捐躯。

    这是湘军战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曾国藩心绪之恶，可想而知。

    但他没有忘记与刘蓉的赌约。

    九年正月十三日，曾国藩致函刘蓉，云“粤匪去冬未平，且复加厉。所睹“睹”当为“赌”之误四书，当以奉诒。阁下向多愁郁，想书到君家，亦百年中可为开口而笑之一日也。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之不扬，未知此后尚能少振否……漱六写季霞墓志，顷已寄到，兹特奉上。又《瀛寰志略》祈查收。”当日曾国藩日记载：“是日，专人回家，寄十一日所发三折二片稿、湖北所奏迪庵恤典一折一单及谕旨、温弟恤典奏稿谕旨等件。又寄信与霞仙，并《瀛寰志略》、漱六所书墓志。”

    曾国藩的言行颇令人费解。虽然言之凿凿地说“所赌四书，当以奉诒”，为什么却只寄一部《瀛环志略》呢？

    王庆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在《太平天国和四书五经》一文中认为，《瀛寰志略》在曾国藩“所赌四书”之内，曾国藩给刘蓉寄了四部书，但在日记中只写了《瀛寰志略》一部书名，其他三部书名省略了：“从日记推考，曾国藩在咸丰九年内寄刘蓉信五次，但除上述正月十三日日记有记事外，其余日记只提到写或寄霞仙信数字而已。所以曾国藩寄书之事，只与正月十三日日记较为相符。我推测，曾 、刘所赌四种书，刘为《音学五书》等四部，曾为《瀛寰志略》等四部，曾国藩在日记中只略写了一部书的书名。”

    《瀛寰志略》为徐继畬所纂。道光二十二年，徐氏入觐，道光询各国风土形势，并命纂介绍海外之书。徐氏遂广为搜集，参阅魏源《海国图志》，二十八年纂成《瀛环志略》，刻于福建抚署。曾国藩系统阅读《瀛寰志略》始于同治六年十月，最早接触它当早于咸丰六年。当年二月，曾国藩致刘蓉函，云“弢甫有《瀛寰志略》一书寄呈阁下，亦以道梗，俟将来一并专送”。郭嵩焘初阅《瀛寰志略》在咸丰八年，见其述英法诸国之强，以为过。后出使英国，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

    可见，曾、刘、郭等人是乐意了解西方的。

    从咸丰六年二月曾国藩致刘蓉函可知，在两人打赌之前三年，曾国藩已准备将《瀛寰志略》寄给刘蓉。刘蓉怎么还会同意曾国藩将它列入赌契呢？

    因此，曾国藩的赌契中没有《瀛寰志略》，这是毫无疑问的。
    曾国藩虽然说“所赌四书，当以奉诒”，但只寄了《瀛寰志略》，可能是因为军务繁忙，未来得及将四书找出，故先将《瀛寰志略》寄出。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曾国藩竟然一直没有兑现承诺。

    七年多之后，刘蓉提起了这笔陈年旧账。

    同治五年八月，时署陕西巡抚的刘蓉因禁止法人在西安建教堂，被清廷怪罪，遂以病请开缺，得准（后因张宗愚捻军入陕，清廷命留办军务，灞桥兵败后始去）。九月十一日，他致书曾国藩，告知将还山，拟约郭嵩焘隐居衡岳之下：“弟之入陕，亦既三年，仅保残畺，无遑远略。豢勇万三四千，而饷糈支半，岁积欠现逋年馀，来源无可指望，旦夕忧苦，郁损心肝。谏病乞休，盖非得已。幸蒙恩旨，许放还山，枯树逢春，顿有生意……筠叟归田，迄无音问。恐其无以自遣，急思一归慰之。现致函，约其措买山之资，筑室衡岳之下，谢绝人事，春往冬归，亦可远去尘氛，讲习故业。来岁夏秋之交，或相与棹舟东下，一觌盛容。”其函尾云：“曩在蜀，承以《郑氏通志》见惠，迄未闻附致舍间，不知何故。往年所赌书籍，载在券约，似当一践此诺，幸勿忘之。病中作得诗十数首，辄录数篇呈览。荒废近三十载，不复能佳。”

    “往年所赌书籍，载在券约”，无疑指咸丰七年的赌局。

    十一月十一日，曾国藩复函，高度赞扬了刘蓉的诗，却对“赌债”避而不谈：“承示诗歌诸篇，《苍鹰词》曾由舍弟寄到。读过各篇，风骨遒逸，绝无衰老艰涩之态。东坡谓陈氏精悍见于眉间，岂山中之人哉！政恐岣嵝山神，仍有勒移之日耳。”

    自此之后，曾国藩与刘蓉音问往来中，未再谈及这笔“赌债”。

    文正公有生之年，大概率是“赖”了这笔账。

    从咸丰九年到同治五年，有七年时间，文正公如果说没有时间找书，鬼信。他之所以耍“赖”，应该是因为时势的变化，以前可以不读的书，后来变成了必读之书。比如《瀛寰志略》，咸丰六年文正公就有了，但到同治六年才开始细读。“所赌四书”应该属于这种情形，以前觉得可以送人，但现在有现实需要，不能送了。

    怎么办呢？只好耍“赖”。

    再说，和自己兄弟耍耍“赖”，是无妨的。

    刘蓉手写赌契现藏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流传过程不得而知。曾为刘蓉养晦堂收藏的《沈石田灵隐山图卷》，亦为港人收藏。参本公号文《养晦堂藏沈石田灵隐山图卷》

    它们离开偏远的湘乡西部乡村，千里流离，同栖于繁华的世界都市，是经历了同样的命运轨迹吗？还是偶然的巧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