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二至十三年(1886-1887)，三十一岁的汤寿潜在山东巡抚张曜幕中，对社会弊端的认识日益深刻，改革思想逐渐成熟。十六年(1890年)，会试落第后，他在上海完成《危言》，由时任刑部郎中的陆学源刻行，迅速风行海内。汤氏以此成为晚清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危言》曾被三次进呈光绪，其影响可见一斑。

    第一次将《危言》进呈光绪的是孙家鼐。

    孙氏是清咸丰九年（1859）状元，作过光绪的师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百日维新”正在进行，孙氏上《请饬刷印<</span>校邠庐抗议>颁行疏》，自然是为了促进变法。此疏提及“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

    可见，孙氏进呈《危言》是在“侍从书斋”之时，即他担任光绪师傅的时候。孙氏教光绪读书，始于光绪四年，止于十八年。就在这年，汤寿潜中进士，入庶常馆，而孙家鼐以都察院左都御史任庶常馆大教习，成为汤的老师。这应该就是孙向光绪进呈《危言》的机缘所在。

    光绪读《危言》后，未知有何评价。

    第二次将《危言》进呈光绪的是翁同龢。

    翁氏是清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光绪廿年(1894年)四月，庶常馆散馆，汤氏以知县即用，等待任命。廿一年二月上旬，授安徽青阳知县。十二日（1895年3月8日），将赴任安徽青阳知县，翁同龢召谈，在日记中写道：“汤生寿潜所著《危言》二卷，论时事极有识。今日招之来长谈，明日行矣，此人必为好官。”可见翁氏此时已读过《危言》，评价很高。三月廿三日（4月17日），翁同龢向光绪进呈《危言》。其日记是这么写的：“见起一刻馀，仍至书房，以陈炽《庸书》、汤寿潜《危言》进呈御览。” 就在这一天，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并不是巧合，翁氏之所以进呈《危言》，正是因为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

    《危言》此次得到了光绪的青睐。光绪廿三年五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袁昶致函湖广总督张之洞，说“圣上惩于马訾江之役，命译署大臣搜罗言时务策进御，所呈乙览不下十余种，独汤君所著《危言》三十九篇上邀睿赏，是书视孙芝房《刍言》为胜。”“马訾江”即鸭绿江，“马訾江之役”即中日甲午战争。安徽候补知府王咏霓也称颂说“莫更危言动天听，函关争遣一丸封”。

国家图书馆藏有手抄本《危言》，钤“翁氏”印，可见是翁同龢读过的。汤氏中进士的那一届会试，翁氏是主考官，因此汤是翁的门生。由此来看，这个手抄本极可能是汤赠翁的。翁氏以此本进呈光绪，也是有可能的。

第三次将《危言》进呈光绪的是康有为。

记载此事的是《刘绍宽日记》。刘氏温州人，光绪廿三年（1897）成为拔贡生，取得赴京朝考的资格。次年四月底，他进京参考，至六月廿日离京。期间，与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主事徐定超多来往，还见过一次康有为。其日记五月初九日载：“到台、处、湖三州会馆拜谒。夜晤黄仲弢、徐班侯两先生，得聆雅教。仲弢先生推尊西学，以为暗合三代之治，且言时文改为策论, 仅可以为过峡文字,必须整顿学堂为要。又云康、梁谈及时事，去人不远，惟学术终乖，不可为据云云。少顷，康长素来会，遂退。”“康长素”即康有为。

此时，“百日维新”正在进行，故刘氏在日记中记下了一些与之相关的消息，如五月初十日：“申牌,黄仲弢先生来，言昨江建霞编修标、李木斋侍御盛铎、张季直殿撰謇、梁卓如孝廉启超同商新政。梁出学堂章程一册，已粗阅过，呈军机处覆旨。事缘初八上谕催覆学堂章程，大小军机议无所出，张侍郎荫桓等询及卓如,卓如乃呈此册，甚为喜悦,不日当为具奏矣。又述康有为昨来,言荷圣眷优隆，不能遽去，而实为守旧诸臣所挤,恐不能大有所为，刻已向堂官告辞云云。”五月廿九日：“闻康此刻已将《时务报》所出之六十馀册，及汤蛰仙之《危言》均取进呈。 ”

可见，康有为向光绪进呈《危言》，是其推动“百日维新”的一个动作。

《危言》鼓吹变法，亟欲改变现实的光绪自然想把汤氏拉入自己的阵营。闰三、六、七月，光绪三次召他进京。汤氏因母病而未赴，因而没有卷入这场惨烈的争斗，躲过一次生死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