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蓉早年学术转向问题早有学者探讨，但有两个问题还可以再谈谈。一是时间问题，以前学者的观点值得商榷。二是诱因问题，此前未见有人谈及。

一、转向的时间

此前，有学者认为刘蓉早年由王学转向理学发生在道光十三年，因为这一年他进了岳麓书院，并且给曾国藩写过一封信，劝他究心理学，勿以功名为念。见胡忆红《学术三变：刘蓉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探析》。但是，所据史实系年有误，刘蓉入岳麓并不在道光十三年，给曾国藩的这封信也不是写于是年，而在道光十八年。所以，刘蓉在这一年转向理学的判断自然不能成立。

刘蓉自述“某早岁蒙昧，无所师承”，当指十八岁之前。道光十三年，十八岁的刘蓉始外出就学，当年应在涟滨书院读过书，依据是刘蓉的两首诗。其一，《寄怀曾涤生侍郎》，有云“忆昔识面初，维时岁癸巳。虎观夜谭经，龙城春校士”；其二，《曾太傅挽歌百首》，有“识面从初岁属蛇，龙城校士及春华” 句。“癸巳”、“岁属蛇”都指道光十三年，“龙城”指湘乡县城，“校士”即县试，“谭经”指交流学问，“虎观”当指县学，即涟滨书院。可见，曾国藩是在道光十三年春参加县试时与刘蓉相识的。刘蓉并未参加县试，两人能在晚上的县学交流学问，说明刘蓉当时很可能在县学读书。

    道光十四年，刘蓉当在本邑朱氏学舍从朱尧阶游。刘蓉自述“余少游朱尧阶之门”，但没有说在何年。《寄怀曾涤生侍郎》有云“明岁鹿鸣秋，捷足先群辈。归来访旧游，邂逅成嘉会”，《曾太傅挽歌百首》有云“棘闱战罢夺标回，倾盖殷勤及早梅。一话征宵三日醉，洛阳真见二鸿来”。说的是道光十四年秋曾国藩中举后回乡“访旧游”之事。所谓“旧游”，无疑指刘蓉、朱尧阶等人，说明当时刘蓉不在岳麓。况且没有史料证明刘蓉本年进过岳麓，故判断本年他当在朱氏学舍读书。从“邂逅成嘉会”一句来看，曾国藩可能是在朱尧阶处与刘蓉不期而遇的。

以上两段学习经历，时间很短，对刘蓉的学术思想不会有太大影响。

道光十五年，刘蓉入岳麓，至少四个年头。理学对刘蓉产生重大影响无疑发生在这期间。头三年，刘蓉在长沙结识的好友有彭洋中、郭嵩焘、吴淮、徐受、钱雨苍、罗信南、徐朝彝、彭竹溪等，他们都没有明显的理学背景（郭嵩焘多年以后才在刘蓉的影响下从事理学）。从这个朋友圈和刘蓉与他们的文字交往，看不出刘蓉信从理学的迹象，也没有其他史料证明这三年间他已经转向理学。

刘蓉转向理学，在道光十八年。依据如下：

1、道光十八年，刘蓉与罗泽南相识。据郭嵩焘撰《罗忠节公年谱》，是年罗泽南与刘蓉“语《大学》明新之道，孟容叹服，订交莫逆”。可见两人对理学有共鸣而成知音。《罗忠节公年谱》未交代两人相识地，笔者认为当在岳麓。参拙文《刘蓉、罗泽南初识地考》

2、道光十八年四月，刘蓉写了一封信，即上文谈及的那封信。当时曾国藩、郭嵩焘都在京中参加会试，所以这封信是写给他俩的。刘蓉写这封信的背景是：上年二月，他与曾、郭在长沙订交时，两人都劝他参加科举，而他不以为然。十二月，曾将赴会试，绕道来访，刘蓉劝他勿重功名，“甫启齿辄被诃止”。刘蓉在信中说：“故以为文章之道，在乎积理而练识。理不深，则老生之谈，无精采也。识不卓，则儿女之语无规范也。虽然，作者苟无所关系夫世道人心之故，则犹花草之美、锦绣之文，犹末也。有关系矣，而于治乱之本原无所见，风教之颠危无所持，是犹迂阔之论、影响之谈，犹陋也。善读书者，静其心以察天下之变，精其心以穷天下之理，息其心以验消长之机。”他写这封信，有两个意思，一是表明自己不想参加科举，二是希望曾、郭从事理学。

3、道光十八年，刘蓉拜访了贺长龄。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刘蓉给贺长龄的信中，有云“拜违教席，倏近十旬”，可证他在道光十八年拜访过贺。贺是经世派名臣，其思想无疑会影响刘蓉。

4、咸丰二年二月初五日，曾国荃给曾国藩的信中说：“里中旧友，如刘孟容者，可谓壁立千仞矣。以不得志于有司而改前业，而务正学，孜孜不倦，迄今且将十五年矣。” “正学”指理学，“且将十五年”即十四年多，咸丰二年倒推十四年，即道光十八年。曾国荃与刘蓉关系亲密，他这些说法，当是听刘亲口说的，是无可置疑的。

因此，道光十八年是刘蓉学术转向的关键年份。这一年对罗泽南也很重要，曾国荃说罗“用功之艰苦，则自道光十二三年起，学问之得力，则系十八九年也”。说明刘、罗两人相互影响都很大。

二、转向的诱因

罗泽南、贺长龄等人无疑对刘蓉学术转向有影响，但不是直接诱因。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刘蓉复曾国藩书，对其批驳王阳明良知说深表赞同，然后说：

    “王氏之学，自明嘉隆时已遍天下，至今逾三百年。弟往岁常读其书，亦恍若有得焉，以为斯道之传，果出语言文字之外，彼沾沾泥书册求之者，殆未免乎泽薮之见也。其既以措诸事而窒焉，征诸古而无据焉，反诸心而不得其安焉，向所谓恍若有得者，乃如星飞电驰，不可得追。盖迷溺于诐淫邪遁之说，亦已久矣，困而自悔，始徐检孔、孟、程、朱之训，逐日玩索，乃粗得其所以蔽陷离穷之端。”

从这里可以看到刘蓉学术转向的直接诱因，即“以措诸事而窒焉，征诸古而无据焉，反诸心而不得其安焉”。从“措诸事而窒”的表述来看，应该是他在现实中遇到了难题，而王学不能提供解决之道，这动摇了他对王学的信仰。

关于这个难题，刘蓉本人的文字缺乏记载，其友人文字中亦只有片言只语。

上引曾国荃给曾国藩的信中，有云“以不得志于有司而改前业，而务正学”。可见，“不得志于有司”是刘蓉学术转向的主要诱因。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曾国藩在《寄怀刘孟蓉》一诗中，有云“君卧湘水湄，辟人苦扃鐍。怀璧误一投，已遭官长刖”。从其上下文来看，“已遭官长刖”一事应发生在道光十六年，与曾国荃所说应系同一件事。遗憾的是，曾国藩兄弟对此事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曾国藩以“遭刖”来形容此事，虽属夸张，但可知刘蓉受到的打击是不小的。

这让我们联想到之后发生的两件事。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鸦片战争中清军之败，使刘蓉忧心不已，遂上书高官，直陈己见，以为内忧甚于外患，“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详陈内忧五端：吏治不廉而民生日蹙，贿赂公行而官箴日败，风俗益坏而人心日偷，财用日匮而民业日荒，盗贼横行而奸民日众。此书洋洋数千言，言辞激烈。罗泽南读后，很为刘蓉担心，劝他谨慎，“不然，出位之谋欲伸，及身之灾难料”。此次上书后果不详。咸丰二年，他又上书湖南巡抚张亮基，可能与办团练有关。结果是“拂其意旨，颇致烦言”，大概遭到了张的斥责。

由此看来，道光十六年的事件，很可能也是上书，说话太直率，得罪了官长而遭打击。

刘蓉在现实中遭遇挫折，内心郁闷，而王学无所帮助，遂寻找其他的思想工具。这个时候，他遇到了罗泽南，通过深入交流，发现理学契合自己的精神需求，于是抛弃王学（当然不是全部，只是其中的不合理部分），接受理学。

其学术转向就是这样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