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2/middle/4417eba6haec32142ce91&690

    在《凤子》（1932）中，沈从文为到湘西的游客安排了一个文化旅游路线：那就是沿着“屈原溯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沅水”。1934年初，沈从文就是沿着这条路返回湘西省亲。这条路从桃源出发，经辰州，到凤凰。水上的路，与当年屈原行径的路线相同。1938年，他从湘西经过，到昆明去。前一次旅行，他写出了《湘行散记》；第二次途径湘西，有《湘西》、《长河》问世。在这条沅水上，沈从文每每提及屈原，每每把沅水边的物景拿来与楚辞中的描写印证：

在这条河里在这种小船上作乘客，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人，应当是那疯疯癫癫的楚逐臣屈原。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就说道：“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湘行散记·桃源与沅州》）

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湘行散记·箱子岩》）

战国时被放逐的出国诗人屈原，驾舟溯流而上，许多地方还约略可以推测得出，便是这个伟大诗人用作题材的山精洞灵，篇章中常借喻的臭草香花，也俨然随处可以发现。尤其是与《楚辞》不可分的酬神宗教仪式，据个人私意，如用凤凰县苗巫主持的大傩酬神仪式作根据，加以研究比较，必尚有好些事可以由古会今。（《湘西·题记》）

由常德到沅陵……香草山花，随手可以掇拾。《楚辞》中的山鬼， 云中君，仿佛如在眼前。（《湘西·沅陵的人》）

沈从文为何如此频繁地提及屈原和楚辞？仅仅是睹物兴起，发思古之幽情吗？

细细品味，看来除了强调湘西自然与人事景观的原始、奇异与葱茏的古意，除了强调自己的创作和和楚文化的密切关联之外，还有更深的意旨。在沈从文看来，正是沅水的灵秀和边民的文化成就了屈原。他是这样说的：

两千年前那个楚国逐臣屈原，若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两千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了。（《湘行散记·箱子岩》）

《凤子·神之再现》中，在描述了凤凰的酬神场面后，沈从文又借外来观光者说出如下的话：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两千年前中国会产生一个屈原，写出那么一些美丽神奇的诗歌，原来他不过是一个来到这地方的风景记录人罢了。（《凤子》）

在这样的表述中，满溢着沈从文对自己故乡文化的崇拜和敬畏。他“相信还可以从这口古井中，汲取新鲜透明的泉水”（《凤子》），创作出今日的《九歌》。他以楚文化的承继者自居，认定他此生的事业，就是“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说：“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当代学者、作家和批评家，倾向于把楚文化概括为一种具有更多原始自然气息的诗性的文化。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认为，“楚人迁居江汉历时既久，栉蛮风，沐越雨，潜移默化，加以他们对自己的先祖作为天与地、神与人的媒介的传统未能忘怀，由此，他们的精神文化就比中原的精神文化带有更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气息，神秘意味和浪漫色彩。”（《楚文化史》P36）从凌宇《重建楚文化的神话系统》、刘一友《论沈从文与楚文化》、聂鑫森《楚文化传统的弘扬与现代神话意识的强化》等诸多文章中的描述中，生命意识，泛神思想，重情尚义，感性和悟性，巫鬼文化，浪漫色彩等词语高频率地出现。“言语饮食，迥异华风，曰苗，曰蛮。”（《清史稿》）一言以蔽之：这种文化“非我族类”。

在后来80年代初肇始的寻根文学潮流中，在那篇宣言式的文章《文学的“根”》中，韩少功说：“中国文学有两个源头，《诗经》和楚辞，但由于中原文化的排斥，（屈原投江被儒者们斥为‘匹夫匹妇自经于沟壑’，评价不高。司马迁在《通鉴》里连屈原的名字都不屑一提，至于楚辞的搬神弄鬼更为汉儒们所不齿），后世基本上只沿着《诗经》的道路发展。” 他感叹“楚文化孤独得很，两千年里自生自灭，到头来退缩到湘西去了。”韩少功用现代意识来观照楚文化的特征。他直言不讳：“我以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文化规范之外。”

在沈从文的想象中，湘西苗民的生命形式，是中华民族年轻时的生命形式。他期待着将这种鲜活跃动的生命形式“保留些本质在年青的血里或梦里”，去激发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当一种文化过于成熟时，往往是颓唐，萎靡，暮气，有酸腐气味。这时，就需要一种朴质、拙野的异质文化的介入，去消解它繁缛、臃肿与堕落。之于老态龙钟的中原汉儒文化，雄健朴野的湘楚文化正具有这种力量。行文至此，想起韩少功津津乐道的那个故事：传说张大千去找毕加索学画，毕加索说：“你到巴黎来做什么？巴黎有什么艺术？在你们东方，在非洲，才会有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