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网站 8月2日题为《为什么中国大学失去尖子生？》的文章，读后纠结，不说不快。

2011年大约有20万人选择去国外念大学，高考前100名的内地学生中至少有17人选择去香港大学就读。去年中国高校负债总额达到创纪录的406.9亿美元，但这些钱并没能对它们的事业起到帮助。学校发展（校园建设和招募师资）需要大量的资金，但经费捉襟见肘。华东师大校长俞立中羡慕他此前不久参加的纽约大学筹款活动，他说，主要靠政府提供经费的中国高校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追赶。但说一句话俞校长不必生气：中国的公众为什么捐钱给你？人们对现行的教育体制缺乏信心，改变公众看法也许才是更大的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高校有庞大的官僚体系，高校的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中国所有的正规大学都被整合在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中，一元化的权力通天贯地，这个体系决定中国大学的教学和生态环境。毋庸讳言，如果在这个体系覆盖的地盘上谋得一官半职，那么就可以换得学术权利甚至学术荣誉。在“求稳”、“不出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僵化思维主导下，人们怎能期待改革能有突破？此前的“南科大困境”就形象地为此做出诠释。因此，不从“元制度”（根本意义上的初始核心制度）的视角去思考既有制度与法规的绩效问题，“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无济于事。

尽管“特色”是中国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但目前中国的大学少有“特色”。所有的大学几乎都是在相同的指导原则下运作的类似机构。培养计划、专业设置大同小异，马毛邓三是所有大学必设的课程，英语耗掉了学生大半的精力。某大学弄出个什么新专业，市场前景看好，众多的“山寨版”就应运而生。大学被引导至教育主管部门所掌控的轨道上，怎样谋取更多的重点学科、更多的研究项目、更多的研究经费、更多的研究成果是他们汲汲以求的取向。高等学校的主体（学生）被遗忘，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大学使命成为空壳。在此导向下，把精力放在教学上的教师就显得冒傻气。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如果一个教师全身心地兢兢业业地教书，到退休都可能是一个老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