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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本水浒传》
(2008-04-03 23: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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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水浒杂谈 |
分类： 一些蚊子 |
今天本来想淘宝买《古本水浒传》，加邮费80元的最佳版本。应为大概以为是施耐庵写的，市面上很少见到了，期待他重新排版印刷，但是后来看了篇研究报告，又觉的大概不是，看来没学问的人实在容易动摇。可还是很想看到那《古本水浒传》后50回的完全不同的演绎，看看宋大哥如何顽强奋战到最后，一改其它版本迫于招安之窘态。
以下发一篇大概是《古本水浒传》的序言和一篇新近的研究报告，不算枯燥。
《古本水浒传》序
记得《古本水浒传》于1985年第一次面世时，我在该版前言中表示该书的作者为施耐庵，这引起了《水浒》研究界的轩然大波，批评的声音显然超过了赞扬的声音。
这也难怪，《古本水浒传》出现的本身就与《水浒》界的许多传统观点相对立，过去被看成原本的容与堂百回本将被看成后续本，许多被看成定论的问题将被重新探讨。
随着人们对《古本水浒传》的深入研究，特别是1988年著名《水浒》研究专家刘冬先生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表文章明确肯定了《古本水浒传》后，又有不少学者发表文章认定，《古本水浒传》的作者当为施耐庵。
为什么说《古本水浒传》的作者为施耐庵呢?
三言二语难以说清，这里我尽可能简略同时又较全面地介绍有关的研究，希望对读者能有所启发。最后还介绍一些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并希望获得《水浒》爱好者的帮助。
附：1985年河北人民版《古本水浒传》前言
《古本水浒传》现在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唯一一部署名施耐庵著的长达120回的《水浒传》。
这部书的前70回和金圣叹评点的贯华堂本《水浒传》基本一致；而后50回，则与目前流行的120回本《水浒全传》完全不同。这里的梁山好汉没有受招安，直到120回，他们还在与官军血战。这后50回曾由上海中西书局在1933年单独排印过，梅寄鹤先生的序言里记载了当时出版的详细情况。
《古本水浒传》的后50回，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在对它仔细研究后，我认为，它与前70回的作者为同一人。将后50回与前70回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前后的情节结构连贯吻合，布局前后呼应，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没有前者，后者无法成立；没有后者，对前70回中许多情节安排也难以理解准确。前后人物形象特征一致，后50回中的主要人物只要看其言行就可以判断他是谁了，现在能见到的其他各种版本的续作都达不到这一水平。前后所反映出来的世界观一致；艺术风格一致；特别是语言的时代特征、地方特征也一致。更有意思的是，在艺术描写、语言表达上，后50回不仅再现了前70回中的优点，同时还再现了前面存在的某些弱点。
《水浒传》是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伟大作品，是一定社会现象的高度浓缩，同时，它也显示出了作者具有极高的政治、思想、军事、艺术水平，有丰富的独特的生活经历；它还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在言语上带有承前启后时期的明显特征，很难想象后代人在全面模仿这样一部巨著时能不留下痕迹。容与堂本《水浒传》的后30回、《后水浒传》第一系列后续之作，不仅在语言特征上与前70回有很大差异，就是那些人物形象也多已走样。
人们大约会问，既然这部书为施耐庵所著，它又在1933年出版过，为什么至今很少为人所知呢？
这好象奇怪，但原因也很简单。1933年中西书局仅印刷了这部书的后50回，不完整；再加上当时以“古本”名义出版的《水浒传》很多，珠目混杂，难以销售。当时中西书局仅印了1，500册，未能销售完，在群众中未能造成影响。同时，该书局与学术界没有联系，又没在报上作过宣传，致使这部书再度埋没了。查阅当时著名的《水浒传》研究者，如鲁迅、胡适、郑振铎等的文章，虽然他们对版本都作过极为细致的研究，但从未提到过这部《古本水浒传》。
学术界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部书存在，可能是在1975年。当时，上海复旦大学编的一本《水浒》资料中将梅寄鹤先生的《古本水浒》序收录进去了。但由于《古本水浒》留存已不多，看过此书的人也就很少了。
这部书的作者究竟为谁？这显然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定论的。现在整理、校勘、重排出版，它将为学者、专家提供一个崭新的版本，以供研究。同时，对广大读者来说，它无疑也是一件值得欣赏的艺术瑰宝。
感谢上海图书馆的同志同意整理印行，并大力支持。
这部书的整理校勘以上海中西书局1933年出版的澄江梅氏藏本《古本水浒传》为底本，参阅他书，作了分段，加了标点，改正了明显的错字；除了删去金圣叹的全部评点外，还作了个别的技术处理，都作了注明。一律按规范的简化字重排，其他则一律保留原书的面貌。
蒋祖钢
1985年2月
这也难怪，《古本水浒传》出现的本身就与《水浒》界的许多传统观点相对立，过去被看成原本的容与堂百回本将被看成后续本，许多被看成定论的问题将被重新探讨。
随着人们对《古本水浒传》的深入研究，特别是1988年著名《水浒》研究专家刘冬先生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表文章明确肯定了《古本水浒传》后，又有不少学者发表文章认定，《古本水浒传》的作者当为施耐庵。
为什么说《古本水浒传》的作者为施耐庵呢?
三言二语难以说清，这里我尽可能简略同时又较全面地介绍有关的研究，希望对读者能有所启发。最后还介绍一些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并希望获得《水浒》爱好者的帮助。
附：1985年河北人民版《古本水浒传》前言
《古本水浒传》现在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唯一一部署名施耐庵著的长达120回的《水浒传》。
这部书的前70回和金圣叹评点的贯华堂本《水浒传》基本一致；而后50回，则与目前流行的120回本《水浒全传》完全不同。这里的梁山好汉没有受招安，直到120回，他们还在与官军血战。这后50回曾由上海中西书局在1933年单独排印过，梅寄鹤先生的序言里记载了当时出版的详细情况。
《古本水浒传》的后50回，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在对它仔细研究后，我认为，它与前70回的作者为同一人。将后50回与前70回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前后的情节结构连贯吻合，布局前后呼应，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没有前者，后者无法成立；没有后者，对前70回中许多情节安排也难以理解准确。前后人物形象特征一致，后50回中的主要人物只要看其言行就可以判断他是谁了，现在能见到的其他各种版本的续作都达不到这一水平。前后所反映出来的世界观一致；艺术风格一致；特别是语言的时代特征、地方特征也一致。更有意思的是，在艺术描写、语言表达上，后50回不仅再现了前70回中的优点，同时还再现了前面存在的某些弱点。
《水浒传》是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伟大作品，是一定社会现象的高度浓缩，同时，它也显示出了作者具有极高的政治、思想、军事、艺术水平，有丰富的独特的生活经历；它还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在言语上带有承前启后时期的明显特征，很难想象后代人在全面模仿这样一部巨著时能不留下痕迹。容与堂本《水浒传》的后30回、《后水浒传》第一系列后续之作，不仅在语言特征上与前70回有很大差异，就是那些人物形象也多已走样。
人们大约会问，既然这部书为施耐庵所著，它又在1933年出版过，为什么至今很少为人所知呢？
这好象奇怪，但原因也很简单。1933年中西书局仅印刷了这部书的后50回，不完整；再加上当时以“古本”名义出版的《水浒传》很多，珠目混杂，难以销售。当时中西书局仅印了1，500册，未能销售完，在群众中未能造成影响。同时，该书局与学术界没有联系，又没在报上作过宣传，致使这部书再度埋没了。查阅当时著名的《水浒传》研究者，如鲁迅、胡适、郑振铎等的文章，虽然他们对版本都作过极为细致的研究，但从未提到过这部《古本水浒传》。
学术界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部书存在，可能是在1975年。当时，上海复旦大学编的一本《水浒》资料中将梅寄鹤先生的《古本水浒》序收录进去了。但由于《古本水浒》留存已不多，看过此书的人也就很少了。
这部书的作者究竟为谁？这显然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定论的。现在整理、校勘、重排出版，它将为学者、专家提供一个崭新的版本，以供研究。同时，对广大读者来说，它无疑也是一件值得欣赏的艺术瑰宝。
感谢上海图书馆的同志同意整理印行，并大力支持。
这部书的整理校勘以上海中西书局1933年出版的澄江梅氏藏本《古本水浒传》为底本，参阅他书，作了分段，加了标点，改正了明显的错字；除了删去金圣叹的全部评点外，还作了个别的技术处理，都作了注明。一律按规范的简化字重排，其他则一律保留原书的面貌。
蒋祖钢
1985年2月
《古本水浒传》成书年代考略（兼考“捕快”一词之词源）
梅藏本《古本水浒传》的作者是谁？成书于何时？这50回内容与前70回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这些问题已经争论了20多年，至今也没有定论。
但无论是持“施（耐庵）著”说还是持“伪作”说的，大多就前70回和《古本水浒传》后50回的文辞和情节特点进行分析比较，以支持自己的论点。笔者最近刚刚就百二十回《水浒传》成书时代做了一点小考证，感觉利用书中出现的史实进行考证或许是个事半功倍的办法。因此开始细读《古本水浒传》。结果，果然发现几个值得怀疑的地方。细较之下，或者可以为这场争论添加一点小插曲——
笔者认为，后50回《古本水浒传》与前70回《水浒传》绝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古本水浒传》的成书在百二十回《水浒传》之后，最早也就是在清康熙年，可能更晚（极有可能是在京剧出现雏形，进而盛行的乾嘉之后）。
证据如下——
一、捕快
《古本水浒传》第20回《混江龙重临旧地 分水犀追诉前情》：“那日晚上，于贵在李家吃过夜饭，端正好船只，待向江中赶趁，乘便捕些鱼虾来吃；只见一个火家奔来报道：‘大事不好，今有两名捕快、都头，带领数十做公的，要来这里拿人了，快做准备。’”
第31回《二英雄血溅云家庄 一都监败退黄蜂岭》：“汉子道：‘俺有两条妙计在此，由你自择。第一，你便将二人姓名写明，做下状纸，赶紧去当官出首，待派捕盗人员前来拿捉，这便脱了你的干系。这里离州城不远，你若今日赶去，当夜便得成功。第二，你如怕结冤仇，不愿自己出首的话，你可不动声色，设计将他们稳住，待俺替你赶紧去报官，等到半夜三更，捕快、公人一齐扑入庄来，拿了就走。你却只推不知，这方法也稳当。’”
在《古本水浒传》中共出现“捕快”一词两次。而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书没有出现此词。
那么什么是“捕快”？所谓捕快，是“捕役”与“快手”的合称。这两种人在明代，都是府、州、县里负责地方治安的人员。但在明代官方史料中，“捕役”又称“应捕人”、“应捕人役”；“快手”并无别称。而最关键的是，明代官方史料中，如《实录》、《会典》，包括《大明律》、《大诰》、《诸司执掌》中，都没有“捕”、“快”合称的记载。
“捕”、“快”合称大量出现于官方档案和史料是在清顺治初年。
《台湾文献丛刊》中汇编的《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一）》记载了洪承畴顺治四年六月的一道《叛藩勾乱设计擒弭事揭帖》(顺治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到)的原文：“若获印一事，先从捕快得，后由县官解，出自库中，而不起自衙内，可不辨而明也。”
这是笔者找到的清官方档案中出现“捕快”合称的最早记录，之后的清代档案和《实录》，包括《清文献通考》中，“捕快”合称的记录就多得犯不着计算了。
明代官方史料中没有“捕快”合称的记录，但在明万历年间成书或刊行的民间文学作品中，确有“捕快”合称的情况。
刊于万历二十二年的《百家公案》卷1：“包公接得此状，细审一番。遂行牌捕捉，二人尚未回家。公差回禀，即拿单贵家小收监，又将宁龙同监。差捕快谢能、李隽二人即领批径巡水路挨访。”
刊于万历二十六年的《三宝太监西洋记》第58回《国师收金毛道长 国师度碧水神鱼》：“张守成双手捧着，戴着斗蓬，披着蓑衣，径落到长安街上，摇摇摆摆；风又不象风，醉又不象醉。早有一个番儿手说道：‘这戴斗蓬的道士，却不是那个张躐蹋么？’这一声张躐蹋不至紧，就哄动了九门捕快，五城兵番，漫街塞巷的人，都拥住了个张躐蹋。”
刊于明万历年间的《古今律条公案》（残卷）卷一：“时知府朝京推官吴士凤署掌府印，接得此状，细审一遍，行牌捕捉。二人尚未回家，公差回禀，即拿单贵家小收监。又将宁龙同监，差捕快谢能、李俊二人即领挨批，径巡水路挨访。”
成书于明天启七年的《醒世恒言》第20卷《张廷秀逃生救父》：“又来到府前打听，侯同知晚上回府，便会同了众捕快，次日解官。”
成书于清初的《阅世编》卷八《冠服》：“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其大端大体，终莫敢易也。如前朝职官公服……捕快则小帽青衣，加红布背甲于外，腰束青丝织带……”
成书于清初的《客滇述》：“献忠肤施县人，为延安捕快。”
成书于清初的《鹿樵纪闻》卷下：“张献忠亦延安府人，世居肤施县柳树涧；与自成同年生，长身而瘦，面微黄，剽劲果侠，人皆惮之，目为‘黄虎’。为府捕快，因事革役；去从军，坐法当斩。已解衣伏斧锧，参将陈洪范奇其貌，救而活之；即亡去为盗，依王嘉胤。战辄先登，贼中号为‘八大王’。”
由此可见，“捕快”一词的产生应该就在明万历年间或稍早，且其始是在民间流传。至少，“捕快”一词至少到万历十三年时仍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万历本《大明会典》的记载下止万历十三年，在万历本《大明会典》中，“应捕人”、“应捕人役”、“快手”的记载比比皆是，但没有“捕快”之说。
依据以上史料，笔者推断，《古本水浒传》中出现明万历年间才出现的“捕快”一词，无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还是嘉靖（笔者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以目前的证据无法成为定论），二者都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且《古本水浒传》成书晚于《水浒传》，前者显然是后者的伪托续作。
二、鸭嘴巾
《古本水浒传》第8回《布疑阵叫反出林龙 设奇谋大败栾廷玉》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服饰——鸭嘴巾。原文如下：“喽啰喏声去后，不一时，只见杜兴引一个白鬍鬚的老头，一磕一撞地上来，头戴一顶破旧鸭嘴巾，穿一领补缀皂衫，系一条褪色黄搭膊，下面穿一双污烂旧鞋，约莫八十向外年纪，神气颓丧，异常褴褛。”
鸭嘴巾，其形制可见的，是京剧人物宋士杰头上戴的那个奇怪的“帽子”，像瓜皮帽顶上横着一把打开的折扇。
这种头巾，笔者在明代官私史料中没有发现。而在清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鸭嘴巾”。
《春柳莺》第1回《弃浮名馆求佳丽 游玄墓诗种错缘》：“头戴一顶鸭嘴纱巾，身穿一件墨色布衫。年纪只有三十，面貌却似百岁。口拥荒须，形容不甚儒雅；脚登朱履，强勉赖做斯文。规规矩矩，妆成许多道学：遮遮掩掩，全见一味老诚。”（现存本刊刻年代不详，书中讳“玄”字，可证刊刻于康熙年间，或康熙之后，笔者更倾向于之后）。
《巧联珠》第1回《闻秀才结社题诗 方按院游山访婿》：“头带一顶鸭嘴方巾，身穿一领天蓝道袍，胡须苍白，面貌黑麻，左顾右眄，满口不脱奉承，后拱前趋，遍体尽皆谦让。”（作者刘璋，同治《深泽县志·名宦传》载，刘璋字于堂，号介符，别号烟霞散人、樵云山人，山西太原人。约生于康熙六年，康熙三十五年中举，雍正元年（1723）任深泽县令，任四年，解职。此书有癸卯槐夏西湖云水道人题序，以刘璋生年计，此“癸卯”为雍正元年。书当即成于此年或此前不久。）
《争春园》第八回《紫霞轩赤绳联姻 后跟着一个门客》：“头戴鸭嘴巾，身穿天蓝直缀，却也生得不俗。”（最早刊本为嘉庆二十四年文德堂本）
《五美缘》第3回《游西湖林璋遇故 卖宝剑马云逢凶》：“冯旭就请他坐下，那戴鸭嘴巾的也笑嘻嘻作了揖，就在横头坐下来，各各通名道姓……那戴鸭嘴巾的是花文芳一个蔑片，姓魏，名临川，有个绰号叫做魏大刀。”（此书孤本为道光二年刊本）
《古本水浒传》中出现至早在康熙年间才有记载的“鸭嘴巾”，可见其成书时间应该最早在康熙年。此外，笔者就此请教了京剧专家——“鸭嘴巾”是一种纯粹的戏剧道具，在清代并不是日常服饰，而在京剧中，戴“鸭嘴巾”的多为老年角色，《古本水浒传》、《春柳莺》中戴“鸭嘴巾”的人物也都是老人或“面目很老”者。京剧及其前身的发展和形成期，是在乾隆之后，笔者因此揣测，《古本水浒传》成书可能尚在乾嘉之后。当然，这不是确证。
学界有《古本水浒传》为其藏者梅寄鹤伪作的观点，梅寄鹤是民国人。笔者没有证据，不敢议论。但根据以上做的考证，可以确认的是，《古本水浒传》的成书时代不会早于清康熙。因此，将《古本水浒传》署名“施耐庵”就是极不负责的事情了。
康涛2008年3月19日撰于浦园
但无论是持“施（耐庵）著”说还是持“伪作”说的，大多就前70回和《古本水浒传》后50回的文辞和情节特点进行分析比较，以支持自己的论点。笔者最近刚刚就百二十回《水浒传》成书时代做了一点小考证，感觉利用书中出现的史实进行考证或许是个事半功倍的办法。因此开始细读《古本水浒传》。结果，果然发现几个值得怀疑的地方。细较之下，或者可以为这场争论添加一点小插曲——
笔者认为，后50回《古本水浒传》与前70回《水浒传》绝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古本水浒传》的成书在百二十回《水浒传》之后，最早也就是在清康熙年，可能更晚（极有可能是在京剧出现雏形，进而盛行的乾嘉之后）。
证据如下——
一、捕快
《古本水浒传》第20回《混江龙重临旧地 分水犀追诉前情》：“那日晚上，于贵在李家吃过夜饭，端正好船只，待向江中赶趁，乘便捕些鱼虾来吃；只见一个火家奔来报道：‘大事不好，今有两名捕快、都头，带领数十做公的，要来这里拿人了，快做准备。’”
第31回《二英雄血溅云家庄 一都监败退黄蜂岭》：“汉子道：‘俺有两条妙计在此，由你自择。第一，你便将二人姓名写明，做下状纸，赶紧去当官出首，待派捕盗人员前来拿捉，这便脱了你的干系。这里离州城不远，你若今日赶去，当夜便得成功。第二，你如怕结冤仇，不愿自己出首的话，你可不动声色，设计将他们稳住，待俺替你赶紧去报官，等到半夜三更，捕快、公人一齐扑入庄来，拿了就走。你却只推不知，这方法也稳当。’”
在《古本水浒传》中共出现“捕快”一词两次。而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书没有出现此词。
那么什么是“捕快”？所谓捕快，是“捕役”与“快手”的合称。这两种人在明代，都是府、州、县里负责地方治安的人员。但在明代官方史料中，“捕役”又称“应捕人”、“应捕人役”；“快手”并无别称。而最关键的是，明代官方史料中，如《实录》、《会典》，包括《大明律》、《大诰》、《诸司执掌》中，都没有“捕”、“快”合称的记载。
“捕”、“快”合称大量出现于官方档案和史料是在清顺治初年。
《台湾文献丛刊》中汇编的《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一）》记载了洪承畴顺治四年六月的一道《叛藩勾乱设计擒弭事揭帖》(顺治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到)的原文：“若获印一事，先从捕快得，后由县官解，出自库中，而不起自衙内，可不辨而明也。”
这是笔者找到的清官方档案中出现“捕快”合称的最早记录，之后的清代档案和《实录》，包括《清文献通考》中，“捕快”合称的记录就多得犯不着计算了。
明代官方史料中没有“捕快”合称的记录，但在明万历年间成书或刊行的民间文学作品中，确有“捕快”合称的情况。
刊于万历二十二年的《百家公案》卷1：“包公接得此状，细审一番。遂行牌捕捉，二人尚未回家。公差回禀，即拿单贵家小收监，又将宁龙同监。差捕快谢能、李隽二人即领批径巡水路挨访。”
刊于万历二十六年的《三宝太监西洋记》第58回《国师收金毛道长 国师度碧水神鱼》：“张守成双手捧着，戴着斗蓬，披着蓑衣，径落到长安街上，摇摇摆摆；风又不象风，醉又不象醉。早有一个番儿手说道：‘这戴斗蓬的道士，却不是那个张躐蹋么？’这一声张躐蹋不至紧，就哄动了九门捕快，五城兵番，漫街塞巷的人，都拥住了个张躐蹋。”
刊于明万历年间的《古今律条公案》（残卷）卷一：“时知府朝京推官吴士凤署掌府印，接得此状，细审一遍，行牌捕捉。二人尚未回家，公差回禀，即拿单贵家小收监。又将宁龙同监，差捕快谢能、李俊二人即领挨批，径巡水路挨访。”
成书于明天启七年的《醒世恒言》第20卷《张廷秀逃生救父》：“又来到府前打听，侯同知晚上回府，便会同了众捕快，次日解官。”
成书于清初的《阅世编》卷八《冠服》：“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其大端大体，终莫敢易也。如前朝职官公服……捕快则小帽青衣，加红布背甲于外，腰束青丝织带……”
成书于清初的《客滇述》：“献忠肤施县人，为延安捕快。”
成书于清初的《鹿樵纪闻》卷下：“张献忠亦延安府人，世居肤施县柳树涧；与自成同年生，长身而瘦，面微黄，剽劲果侠，人皆惮之，目为‘黄虎’。为府捕快，因事革役；去从军，坐法当斩。已解衣伏斧锧，参将陈洪范奇其貌，救而活之；即亡去为盗，依王嘉胤。战辄先登，贼中号为‘八大王’。”
由此可见，“捕快”一词的产生应该就在明万历年间或稍早，且其始是在民间流传。至少，“捕快”一词至少到万历十三年时仍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万历本《大明会典》的记载下止万历十三年，在万历本《大明会典》中，“应捕人”、“应捕人役”、“快手”的记载比比皆是，但没有“捕快”之说。
依据以上史料，笔者推断，《古本水浒传》中出现明万历年间才出现的“捕快”一词，无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还是嘉靖（笔者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以目前的证据无法成为定论），二者都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且《古本水浒传》成书晚于《水浒传》，前者显然是后者的伪托续作。
二、鸭嘴巾
《古本水浒传》第8回《布疑阵叫反出林龙 设奇谋大败栾廷玉》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服饰——鸭嘴巾。原文如下：“喽啰喏声去后，不一时，只见杜兴引一个白鬍鬚的老头，一磕一撞地上来，头戴一顶破旧鸭嘴巾，穿一领补缀皂衫，系一条褪色黄搭膊，下面穿一双污烂旧鞋，约莫八十向外年纪，神气颓丧，异常褴褛。”
鸭嘴巾，其形制可见的，是京剧人物宋士杰头上戴的那个奇怪的“帽子”，像瓜皮帽顶上横着一把打开的折扇。
这种头巾，笔者在明代官私史料中没有发现。而在清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鸭嘴巾”。
《春柳莺》第1回《弃浮名馆求佳丽 游玄墓诗种错缘》：“头戴一顶鸭嘴纱巾，身穿一件墨色布衫。年纪只有三十，面貌却似百岁。口拥荒须，形容不甚儒雅；脚登朱履，强勉赖做斯文。规规矩矩，妆成许多道学：遮遮掩掩，全见一味老诚。”（现存本刊刻年代不详，书中讳“玄”字，可证刊刻于康熙年间，或康熙之后，笔者更倾向于之后）。
《巧联珠》第1回《闻秀才结社题诗 方按院游山访婿》：“头带一顶鸭嘴方巾，身穿一领天蓝道袍，胡须苍白，面貌黑麻，左顾右眄，满口不脱奉承，后拱前趋，遍体尽皆谦让。”（作者刘璋，同治《深泽县志·名宦传》载，刘璋字于堂，号介符，别号烟霞散人、樵云山人，山西太原人。约生于康熙六年，康熙三十五年中举，雍正元年（1723）任深泽县令，任四年，解职。此书有癸卯槐夏西湖云水道人题序，以刘璋生年计，此“癸卯”为雍正元年。书当即成于此年或此前不久。）
《争春园》第八回《紫霞轩赤绳联姻 后跟着一个门客》：“头戴鸭嘴巾，身穿天蓝直缀，却也生得不俗。”（最早刊本为嘉庆二十四年文德堂本）
《五美缘》第3回《游西湖林璋遇故 卖宝剑马云逢凶》：“冯旭就请他坐下，那戴鸭嘴巾的也笑嘻嘻作了揖，就在横头坐下来，各各通名道姓……那戴鸭嘴巾的是花文芳一个蔑片，姓魏，名临川，有个绰号叫做魏大刀。”（此书孤本为道光二年刊本）
《古本水浒传》中出现至早在康熙年间才有记载的“鸭嘴巾”，可见其成书时间应该最早在康熙年。此外，笔者就此请教了京剧专家——“鸭嘴巾”是一种纯粹的戏剧道具，在清代并不是日常服饰，而在京剧中，戴“鸭嘴巾”的多为老年角色，《古本水浒传》、《春柳莺》中戴“鸭嘴巾”的人物也都是老人或“面目很老”者。京剧及其前身的发展和形成期，是在乾隆之后，笔者因此揣测，《古本水浒传》成书可能尚在乾嘉之后。当然，这不是确证。
学界有《古本水浒传》为其藏者梅寄鹤伪作的观点，梅寄鹤是民国人。笔者没有证据，不敢议论。但根据以上做的考证，可以确认的是，《古本水浒传》的成书时代不会早于清康熙。因此，将《古本水浒传》署名“施耐庵”就是极不负责的事情了。
康涛2008年3月19日撰于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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