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京剧

    前不久回了一趟老家，参加了老家京剧社的一次聚会，见到了30多年未见面的老票友，也见到了当年教过的爱好京剧的学生。我重操京胡，拉起《贵妃醉酒》、《玉堂春》和现代京剧中的曲目，虽然并不熟练，但有其他伴奏乐器，还有点子锣鼓，听起来自我感觉还是很过瘾的。回来后，翻出一篇关于京剧的旧文，阅读一过，感慨系之。现发在博客上，供网友一笑。

    我最初接触京剧，大约在三四岁的时候。那是1950年代初，我们镇上有一个戏园子，用茅草盖的，将长木板钉在木桩上算是座位，可以容纳几百人。记得是一个夜晚，父亲带我去看戏，进去时戏已经开始，锣鼓敲得正起劲，园子里满是人，后面的都站着，父亲将我顶了起来，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我这才看到戏台上红红绿绿的，两个背上插着一些小旗子的人正拿着长矛对打。

    等到我上小学，镇子里已经修起一座剧场，砖木结构，长椅代替了木版，上面还有放茶杯和瓜子的地方。各地的京剧团经常巡回来镇上演出，紧凑激昂的锣鼓声时常震撼小镇的夜空，使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在修剧场时出了钱，他可以免费看戏。一天早上我去他家，他还没有起床，正躺在被窝里唱《空城计》中司马懿的一段唱腔：“坐在马上传将令，大小三军听分明，哪一个敢把西城进，定斩人头不留情”。我羡慕他，但自己又无钱看戏，于是经常跑到剧场门口，与其他一些小伙伴一道，央求那些正要进去的大人，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把我们带进去。这样，我也常常能站在戏台前，看士兵翻筋斗，听老爷夫人公子小姐时紧时慢地唱。有时候进不去，我就在剧场外徘徊，等到收场前十几分钟，大门敞开，才钻进去看一会“幺锣戏”。现在想起来，当时真不知是一种力量驱使我在寒风中热浪里一等几个小时。

    那时候看戏，印象最深的是沙市京剧团周东萍先生主演的《玉堂春》。一位腿残者，穿上古时裙装出场，走台步看上去竟和正常人一样，连我隔壁一位老姨妈也惊叹：“真是不容易！”一天下午，我在剧场侧门边玩，看见周东萍先生拄一根黑漆短拐杖走了出来，我甚感惊异，跟在后面走了好一会。

    有意思的是，看了一些戏，我竟萌发了当京剧演员的念头。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和一个京剧团的小演员混熟了，提出要参加他们的剧团，剧团负责人也答应考一下。但此事由于家长和老师的阻拦而未如愿。后来，我们就在一个同学的家中学演戏。我们找来床单和一些大人的衣裳，化装成京剧中的人物，在屋里大喊大叫。同学的家长说闹得不安逸，把我们轰了出来。

    “文革”中，传统剧不准演了，现代京剧时兴起来。这好象很对我的味口，我开始学习拉京胡，并且很快就能凑合着上场。我不仅参加了镇中学交响乐《沙家浜》片段的伴奏，而且参加了镇文艺宣传队排演的全场《红灯记》伴奏，拉京二胡。乐队的人都佩服我记性好，不用看曲谱。后来，我又在镇中小学文艺宣传队担任乐队指挥，排演了京剧《杜鹃山》、《平原作战》选段，并参加了县里的汇演。我还写了一个大型京剧剧本，共九场，镇文化馆馆长拿到县剧团，他们想排演，后来因难于深入生活而作罢。

    这段时间，我们镇上一些爱好京剧的人，经常于夏夜聚集街头巷尾，你拉我唱，既乘凉又娱乐。其中一个与我要好的男青年，嗓音特好，擅唱女声，在街上走路也常哼京剧。我有时也参加他们的活动，和他们一块玩到深夜。那种兴致，那种乐趣，非在其中者所能领略。

    文革结束后，我读完师范就到沙市工作了。1983年3、4月间，已经到襄樊京剧团的周东萍先生回沙市演出，我谋到一张票，怀着一种会见故人的心境赶到东方红剧院观看演出。那次演的也是《玉堂春》，周东萍先生扮演的苏三在锣鼓声中一出场，台下的戏迷们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好一会才放完。演出中，周东萍先生唱到精彩处，台下就爆发出一片掌声和喝彩声：“好！好！”目睹这一场面，我激动得不能自已。时隔二十多年，历经浩劫，这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回到故地，再展丰采，戏迷们为之欢呼，我亦因之眼含泪花。

    这些年，我和京剧疏远了。我的一把京胡也被儿子戳破了蛇皮，弄丢了马尾，至今弃置凉台上无人问津。但兴趣还是有一点，遇到名角来沙市演出，总要去看一看。平时喜欢听京剧录音，有时跟着哼几句，入迷时，还边哼边做出拉京胡的姿势，前仰后合，如痴如醉，弄得家里人像看稀奇。对于时下京剧的衰落，我也颇感忧虑，总是希望京剧再次繁荣起来。有时候我还念叨，周东萍先生怕有六十多岁了吧，现在是否还在演出呢？我还期盼着在沙市的舞台上又一次看到他扮演的玉堂春，听他唱一声：“忽听得唤苏三，我的魂飞魄散……”

                                                          （1989年12月26日）

注：上图中，前排左起第二人为时任镇文化馆馆长，右起第二人为老王，其余均为中小学生、乐队队员，不知他们现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