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片似乎也都存在一个共同母题：主人公往往受困于一种“暧昧的自我身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是匪徒还是英雄”？比较一下就可看到，港片这种对自我身份的困惑和怀疑，也同样表现在以《盛夏光年》和《刺青》为代表的台湾同志片当中。他们一样也在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稍有不同的是，台湾人并不太关注“我是英雄还是混蛋”，他们的侧重点仿佛更在于“男人还是女人”，“我爱帅哥还是美女”的问题上面。

如果联系港台语境，就会发现，港台影片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些共同的母题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与其各自的历史、文化现实密切相关。尽管港台电影的美学形式互称伯仲，但他们都共同表现出一种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紧张和焦虑。

《刺青》依然触及了这个主题。比如那个小混混阿龙，他从刺青那里获得的不过是一个虚构的自我。现实中的阿龙一无所有，身无一技之长。但是，当竹子在他双臂刺上一对刀锋的图案之后，他便在想象中变得无比强大和孔武起来。虽然他为这个虚构的身份付出了被人斩断一只手臂的代价。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填补阿龙现实身份与理想身份之间的巨大落差。其实，竹子和小绿何尝不是这样？所不同的是，竹子主要面对的是一种记忆与遗忘的冲撞，而小绿则是挣扎在真实与虚拟的双重情感空间。

竹子在胳膊上铭刻彼岸花图案，是为了维系弟弟对逝去家庭的朦胧记忆。可这记忆于她自身而言，则意味着对父母亡魂的沉重自责，以及一段不堪回首的哀伤往事。在她身上，历史成为一种无法卸下的精神重负，将她与生动的现实密不透风地隔绝开来。她想重回现实，就不得不选择遗忘，而假如她真的这么做了，那么，用来维系她和弟弟情感联系的最后一条纽带也就将因此不复存在。在现实与往事，遗忘与记忆，自我与亲情之间，竹子所能选择的仿佛只能是顾此失彼。在影片结尾处，重重的撞击终于让弟弟从失忆的阴霾中苏醒过来，而竹子则拔去了在荒野中盛开的彼岸花，将自己的心灵从新向着现实敞开。

作为视频美女的小绿，实际上一直背负着真实与虚拟的双重人格。相比较而言，她的初恋记忆倒是显得比网络爱情来的更加切实。尽管网络上的确也有那么一个对她一往情深的小警察。这种职业，对小绿而言仿佛是一种摆脱不了的宿命。早在幼年时期，她也曾借助手中的塑料电话，在自己的虚构和想象中重新找回了父母的呵护和宠爱。但是，也许是因为童年记忆过于虚无缥缈了吧？她只好来到竹子的刺青店，在那里，她可以透过彼岸花的纹身图案，来巩固和强化她对初恋记忆的坚守。

影片让我们看到的是，竹子和小绿自始至终挣扎在虚/实、真/假、往昔/当下，这一对对彼此冲突的精神幻象当中，两个人物也因此被赋予了视觉的双重造型和人格上的双重自我。正如竹子的女身男像，和小绿的双色头发。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难道就与《无间道》和《伤城》中受困于身份错乱的梁朝伟没有一点共同之处？

现实世界中，在港台普通人群的心理深层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身份困惑。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港台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本土意识空前高涨，而与内地文化母体的关系却日渐疏离。这时，一个如同影片所反映的身份问题便随之浮出了历史的水面。一方面港台人试图确立自己独立的文化身份，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摆脱与传统“中国”的血脉关联。于是，在“中国人”，“香港/台湾人”种种身份之间的徘徊和挣扎，便成为港台人士一种无法摆脱的精神困境。

正如竹子面对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最终选择了遗忘，今天的台湾人也同样无法正视自身的来源和历史。正如梁朝伟在一种虚构的身份中渐渐忘却了真实的自我，今天的香港人也同样面临着一种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假如我们承认电影是一种白日梦，是一种镜像中的自我投射，那么，这种潜藏在港台文化潜意识中的深度身份焦虑，就必然会在银幕上以某种特定形式表现出来。至于，香港人为何总是选择“卧底”，台湾人为何总是钟情于“同志”？我看就与《盛夏光年》那篇博文所讨论的港台电影各自的类型趣味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