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先生也在《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4日)一文中指出:“有的传媒朋友，现在就把注视的焦点集中在问责和反思。我想对你们说，你们想做的这一切都应该做，但现在不是时候。至于有的传媒，震中信息尚且朦胧难辨，就已经主题先行，搞策划，玩深沉，就更不合时宜。”

    我完全同意钱先生所言，在基础事实都还没办法弄清楚之前就开始大搞策划，确实有违媒体的根本操守。然而我又明白此乃市场化时代的机制冷酷，那些媒体的编辑与记者何尝不伤怀急切如你我，说不定他们私下还捐赠了许多现金与物资。只不过为了在剧烈的竞争之下脱颖而出，找到自己独特的角度，于是想方设法地构思和别人不同的主题，试图在一片震灾的报道中独树一帜。

    至于那些现在就把焦点放在反思和问责的论者，我就实在不敢苟责了。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实在不是源自凉薄的心态，而是另一种关怀的表现。受到这么大的震动，除了默哀、祈祷与捐助，他们一定还想找到更多的表达途径。思量下来，你很自然地就要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悲剧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你也很自然地会想这一切又该如何防止，是不是还有更多更好的预备工作呢？

    没有人只想“空谈”，问题是除了为救灾抢险的工作打气，除了以言语表达哀思之外，绝大部分的人还可以说些什么呢？人的思维广阔，及至无限；而言论的表述则是此无限思维的直接产物。要他们不在这时候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某程度上就是要求大家只能用一种思维方式去体现万众一心的崇高。

    我们常常强调“万众一心”，不一定是否认差异存在的事实，只是总想界定差异存在与不存在的最佳时机。所以在奥运火炬惹起对立的时刻，有人就要再三强调“一致对外”，停止批评自己人。在西藏发生暴乱的时候，就应团结起来谴责暴徒，不要来什么反省。然而，谁去界定万众一心暂停差异的合理时呢？基于什么标准？所谓的“万众一心”又该怎么个“一心”法呢？

    同样地，对于那些即使批评防震救灾工作做得不够好的朋友，你也不能用“万众一心”的布条去暂时塞住他们的嘴。如果他们有任何问题，那顶多是不顾大家的感受，不懂方便善巧的法门，所以说出来的话不只令人听不进去还徒惹反感。不过，差异毕竟是不容易抹煞的，连另类意见与言论出现的时机也是不能确定的。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和权力。更何况大家或确实享有同一种心情，只是思考的路向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