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眼睛总是满含泪水(1) 李乙隆 曾几何时，每逢节日，电视上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播放着“足球出线”、“申奥成功”等伟大历史时刻万众狂欢的“盛世”景观，“多少中国人热血沸腾、喜泪盈眶”；现在又传来载人飞船上天的特大喜讯，“更让多少中国人充满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难怪电视晚会上经常有人眼含热泪无限情深地朗诵： 为何我的眼睛总是满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那么深那么深 我多么想在这类光辉时刻也能满眼热泪，因为我也深爱着这片土地呀！ 可是…… 是因为我泪腺不够发达，感情不够丰富吗？ 不！我的眼睛比许多人在更多的时刻满含泪水。你也许会以为我是迎风流泪，是沙眼，因为让我流泪的那类事情，在我们社会，早已让许多人漠然了。不要说让他们流泪，就是让他们表示一下同情与悲愤，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拿起报纸，不会去看关于这类事情的报道，却会为一个三流演员的绯闻津津乐道，尽管那些绯闻炒了又炒，早已没有什么新花样。 让许多人漠然却让我泪不可抑的，是哪些事情呢？ （一） 2002年9月30日，38岁的浙江人林茂正（实名倪帮清）在返乡途中，被湖南某火车站派出所抓到收容站，因家人拿不出钱来赎人，被收容站安排去“劳动改造”。10月9日上午，在“劳动改造”的人被要求挑100担土，林茂正看见有两个人在休息，对站长说怎么他们可以休息我们就不能。中饭刚过，“二管教员”四人将林茂正叫来，令他喝下一大瓶水，不许洒一滴在地上，结果林还是洒了几滴，被重重打了两耳光；四人随后叫他扎马步，扎不好就打，拳头、棍棒朝他劈头盖脸打去。被暴打了10分钟，他开始呕吐，先是吐饭，接着大口大口地吐血。下午，他仍然被叫去干活，但他已经没法干了。站长让人叫来附近诊所的梁医生给林茂正看看，梁说林茂正伤势严重，应抓紧时间抢救，收容站的人不听，说给他擦点跌打损伤药就行了。晚上，林茂正又开始大口吐血，站长像没看到一样，带着几个人到火车站抓人去了。 林茂正整整呻吟了一夜，第二天下午，站长令人将他赶出收容站。此时他已站立不稳，只能在地上爬着。有人看见，他一边吐着血，一边艰难地爬到火车站铁轨边，推测他是想沿着铁轨爬回家。傍晚，他死在铁轨边。 当地群众报了案，法医做出鉴定，林茂正是被打伤致死的。得到消息，站长展开了活动。管教组长找梁医生，要他证明“那死鬼是病死的”，某局领导也来找梁医生，对他说：“要如实反映情况，不要把伤情说大……”10月上旬，法医鉴定上林茂正的死因改为因病致死。26日，在死者家属的请求下开棺重做法医鉴定，证明是因伤致死。站长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打人者也只是被收容站放走了事。此事的处理结果让站长很得意，他对全站的职工说：“公检法那里，我讲白就是白，我讲黑就是黑。”后来数十人联名上告，却石沉大海。 （二） 28岁的安徽人徐英东，1999年6月只身来到北京推销项目，未果，到一家公司找了一份临时工作，想边打工边继续推销项目。徐是独子，母亲不放心，决定到北京接儿子回家。那天早上六点，冯彩云在北京宣武区菜市口大街见到了儿子。见儿子比离家时瘦了许多，冯彩云心疼不已，叫儿子回家。吃了早餐，徐英东说他先去住的地方取行李，再和一个对他不错的人打一声招呼，就跟母亲一起回家。徐英东最后对母亲说：“妈，你就在宣武门地铁口等我，我很快回来。”母子就此别过，冯彩云看着儿子走远。那天冯彩云坐在地铁站的马路上，一动不动，整整一天。她怕一走开儿子回来找不到她，可是儿子再也没有回来。 冯彩云在首都疯狂地找了几天，听说哪里有交通事故或郊外发现尸体，就急急忙忙赶去看。有外地人指点她到昌平七里渠收容遣送站看看。冯彩云好不容易找到离城30公里的收容站，那里已经下班。次日，冯彩云早早地来了，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收到你要的人，会送到合肥遣送站，你回去等吧。”此后十几天，每天早晨四点，68岁的乡下老太太冯彩云从北京南城坐3个小时的车到昌平七里渠，两个馒头一碗水是她一天的食物，得到的回答就是：“回去等。” 冯彩云找到该收容站让被收容人员劳动的地方，没法靠近，因为有警察，她只能站在不近不远的地方看每一个干活的人，看姿势有没有像她儿子的。 2000年元旦，冯彩云第三次进京，冒着风雪奔走了一个月。一次，一个曹姓女接待员突然告诉冯彩云：“我们通过电脑查到了，徐英东，28岁，9月9日由丰台派所送来，9月13日，被送安徽宿县遣送站。去那里找吧。”冯彩云立即离京赶到宿县遣送站，宿县遣送站的回答把她充满希望的目光扑灭：“我们已经把资料查尽了，根本就没有叫徐英东的人被送来。” 2001年5月，公安部举报中心告诉冯彩云，已经和收容站协调好了，收容站让冯彩云在昌平边上的小法院象征性地起诉一下，收容站愿意多赔点钱。这位乡下老太太断然拒绝：“这样不明不白给我钱算什么？我是在卖儿子吗？” 如果徐英东死了，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恻恻。望着2003年9月25日《南方周末》上白发苍苍、沧桑满脸的冯彩云老人，我泪落潸潸。我们也是儿女，如果我们无辜惨死在自己的国家、别人的城市，而我们的母亲仍每天倚闾盼儿归，望眼欲穿，日夜想念着我们，我们在九泉之下怎能安宁？我们也是父母，如果我们的子女在他乡被收容后人间蒸发，想到关于收容站的种种传言及孙志刚案后媒体对一些收容站内幕的披露，我们会如何心痛欲裂地去设想子女在临死前受到的种种非人的折磨、挣扎了多久才咽下这口气呢？ （三） 当我在一些网站论坛贴出上面这些内容时，有人上纲上线送给我一顶可以把我压死的大帽，说我拿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来搞煽动，甚至提出严重警告。尊敬的朋友，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一直安分守己，我只是如实地说出让我落泪的事情。我所说的事情都是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中看到的。 2002年最后一天，湖南桑植县麦塔溪村72岁的王廷高老人仍然不知自己的儿子王兴茂、孙子王朝正是否还活在人间。3年前，王兴茂带着年仅16岁的儿子王朝正到涟源帮人挖煤，王朝正体力不支，父子俩于4月20日到火车站准备乘车回家，被火车站派出所抓了起来，送到收容站关押。第二天早上，收容站通知王兴茂，将他的儿子王朝正留下做人质，要他回家拿1200元来赎，“否则就关死他”。王兴茂回家后四处错钱未果，绝望之下喝下一大瓶农药。乡政府给收容站打电话，告之王兴茂服毒身亡，请求收容站放回王朝正给父亲办理后事。收容站无动于衷。王兴茂被救后，旋即失踪。一个月后，亲戚借了1000元到收容站将王朝正赎回。王朝正得知父亲已失踪，哭了几天，外出寻父。父子俩至今杳无音讯。 湖南某市收容站职工郭先礼也许是因为无法丧尽天良，不能与站长同流合污，故受其打击排斥，便向传媒抖出收容站许多内幕：打死打伤了多少人，刑罚的各种花样，猪狗不如的食宿，收取了多少赎金，重体力的强制劳动，等等。如果“班子团结”，除了被收容过的人（大多是老实可欺的农民，不懂得与传媒打交道）向传媒披露，我们对收容站的了解也只能是道听途说。 下面是郭先礼向记者介绍的情况： 湖南新邵县人黄知强被搜走500元现金，不服，大叫：“你们讲不讲理，讲不讲法？”结果，被打成严重内伤，收容站不给他吃药，将他赶走，迫使他乞讨回家。 贵州平坝县人吴红红被人偷了3000元，到派出所求助，结果被送到收容站，藏在袜子里的230元被搜出，所戴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被摘走，吴大哭不依，被狂打一顿，屎尿流了一地，因此患了精神病。其父拿钱来赎她时，见此惨状，哭得呼天抢地。 11岁的农家少年许飞鹅和9岁的弟弟许飞昆被收容站关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收容站给他们的父亲发了一封要1600元赎子的电报，没有回音，就将许飞鹅放回取钱。许父拿不出钱，许飞昆被收容站赶出，从此失踪。 “收容遣送制度已被废止，收容站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你为什么还要谈这些事情呢？” 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至今不过几个月时间呀，孙志刚案之前我并没有看过这类报道呀，现在才逐渐看到这些让我落泪的事情呀。 好了，关于收容站的“故事”不说了，下面就讲讲陕西某村5天内发生3起农民自杀的事件吧。 （四） 朋友，如果您硬要说我在鼓动什么，那我只是在鼓动正义，鼓动善良；如果您硬要问我有何居心，那我只是期望人世间少一些罪恶，少一些苦难。我当然也知道，任何社会都会有罪恶和苦难，只是有的社会少乎其少，有的社会多乎其多。 从1999年开始，按照国家改造大西北生态环境的方针，陕西旬阳县桐木乡涌泉村实施了退耕还林计划。 2003年6月，旬阳县派工作组对全县28个乡镇的退耕还林工作进行全面检查。 7月11日下午，涌泉村农民李立文一次喝下10支农药企图自杀。据他说，自杀的原因是：“退耕还林的地里栽了桑树，套种了黄豆和红薯，但是工作组让拔了它，还要罚款，没有钱，没有办法。” 13日，涌泉村一位既受村民欢迎又与乡干部工作配合良好的村民小组长李祥自杀身亡。李妻对记者说，李祥服毒自杀的前一天，曾带领工作组在村里向退耕还林不到位的村民收回国家发给的补贴，并且替村民讲了几句话。据了解，李祥替村民“讲话”的原因是：年初乡里驻村干部曾经号召村民大力发展烤烟种植，并提出可以在退耕还林的地上进行。但是正当烤烟即将成熟时，桐木乡却开始了退耕还林的核查整改工作，李祥觉得无法向村民交代，只好一死了之。 桐木乡政府要求小河镇派出所对李祥死因进行调查，陈音富在李祥的葬礼上被民警叫走，在被连续审讯7个多小时以后，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几个小时后，陈音富自杀身亡。 广州某报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内容报道了这一惨剧，标题是《5天发生3起农民自杀事件 陕西旬阳县桐木乡执行退耕还林政策有失误 数名乡干部被免》。不是违法犯罪，也不是错误，仅是失误而已。有的被开除党籍（与我们一样成为党外人士），有的被撤职（可能一年半载后东山再起，或换个地方，又是一位“公仆”），有的被警告（可能比严厉批评还厉害吧）。 乡干部，芝麻大的一个官，一次“工作失误”便足以把农民送上绝路。 （五） 2003年6月4日，吸毒女李桂芳因偷窃被捉，被抓去强制戒毒。在审查时，李向派出所王所长、卢副所长反映其三岁女儿在家，无人照顾，请王、卢帮助联系其姐照顾。据王、卢说，与其姐联系不上，通知实习生小穆帮助联系。穆未将“联系不上”向上汇报，到6月21日，李的邻居闻到尸臭报警，李的三岁女儿已死亡多日，幼小的身体已经腐烂。《成都商报》记者李亚玲在采访手记中写道：“据一个和李桂芳同时被抓的吸毒人员称，当时李曾跪地哭求，说她家中还锁着三岁幼女，哀求对方让她回家把孩子放出来交给亲友，再来戒毒。但警察不许。于是三岁的孩子就在这大热的天里，没水喝没食物吃没人理睬，不知她熬了多少天才咽气！回来正在写稿，公安局已经打电话给市领导，说什么记者不采访警方（事实是警方拒绝采访）乱报道。市领导通过市委宣传部把报道封杀了。当了八年记者了，阴暗面见得多了，我已很少愤怒。可是这一次让我无比愤怒，因为我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更是一个普通的母亲，我为这孩子放声大哭！” 这个三岁幼女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李思怡，她很乖，她母亲外出时把她锁在家里，她不哭，她母亲带她出来散步时，她遇到人会甜甜地打招呼……她母亲是个失业者，为了养活她会小偷小摸。她的悲惨遭遇让多少七尺男儿泪如雨下。我在自己的一条呼吁施舍乞丐的贴子上，一再对那些厌恶乞丐、说乞丐是骗子的人发问：如果李思怡和她的母亲向你求乞，你会施舍吗？许多人说当然会施舍。我又问：那么，你又是如何看得出她是李思怡而不是“骗取同情心的骗子”呢？也许多一些施舍和救助，会少几个小偷，会少一些惨剧。然而，李桂芳不同于那些值得同情的失业者，她经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也许正是这些不三不四的人让她染上毒瘾，为她提供毒品。小偷当然要抓，吸毒者当然要强制戒毒，只是那些执法者把人关起来可以不通知亲属吗？说什么联系不上，李桂芳的姐姐一家人在同一城市好端端地住着，怎么会联系不上呢？他们也疼爱小思怡这个无辜的孩子，不时给孩子送来食物、衣服。就在小思怡尸体被发现之前，李桂芳的姐姐还给小思怡送来几件衣服，门叫不开，以为家里没有人，就从门缝把衣服塞进来。那时小思怡的尸体还没有腐烂，闻不到尸臭。 （六） 2002年7月31日，湖南省新宁县金岭村十七岁少年唐斌骑着熟人邹建国为出入方便而经常寄于他家的一辆破旧自行车去外面看戏，把车锁了却没有钥匙，回家时只能扛着走，被金石镇巡逻队员疑为偷车扭送到派出所。唐斌的父亲四处寻找孩子未果，8月2日下午被告知：唐斌已送尸检现场。在所谓“尸检现场”，唐斌尸体上只着一条内裤，颈部有一厘米深的黑色勒痕，牙齿咬着有些外突的舌头，嘴角有着青黑色的淤痕，下嘴皮掉着一块一寸多长的肉，胸部、两臂也有几道深深的黑色勒痕……有人质问：为什么不在第一现场验尸？怎么送到野地里去了？公安部门称：外运是为了验尸，不是抛尸。 （七） 今年上半年某天下午5时许，广州3名城管人员将正在当街卖菜的一个男人一脚踢翻。倒地的卖菜人抱着菜，3名城管人员对其拳打脚踢。打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他们还觉得不过瘾，就一个拿着对讲机，一个拿着砖头，猛击卖菜人头部。卖菜人被打得满脸是血，人们看见他早已不能动，就上去劝城管人员收手，但是根本劝不住。5时30分，3个行凶者可能是打累了，终于停了手，准备拖着已经没有任何知觉的卖菜人上车。在群众的干预下，行凶者扔下伤者，准备开车走人。群众愤怒了，将车团团围住。上千人与3个行凶者一直对峙到晚上8时。警察到场，为城管人员解了围。伤者被送往东山区中医院，后又被省人民医院的救护车接走，至第二天消息见报时昏迷不醒。病历上显示：“伤者头部伤口8厘米，神志不清，呼叫不醒，流血过多，伤势严重……”一位护士说：“不排除成为植物人的可能。” （八） 2003年7月7日深夜，《广州日报》报料热线接到一个电话：在竹料镇某电子厂，一个17岁的女工上班才6天就加了48小时的班（也就是平均每天加班8小时），结果昨天下午因劳累过度死在宿舍。 8日早上9时多，《广州日报》记者一行在广从路竹料段旁找到这家电子厂，找到了死亡女工同厂同宿舍的舅妈黄必凤。据黄介绍，去世的外甥女叫孙艳，今年17岁，湖南随州人，7月1日才进厂，在包装车间工作。两人不在同一车间。说起外甥女之死，她忍不住流下眼泪。她说，进厂的当晚孙艳就被叫去加班，由于工资较低，一个班8小时才9元钱左右，只有加班才能挣到点钱，所以厂里的女工都被逼着拼命加班，每天加班五、六小时是常事。7月6日，孙艳先上了4个小时的班，然后从晚上11时一直加班到7月7日8时，回到宿舍她对舅妈说，“车间设计是装空调的，很封闭，但现在却开风扇，很闷”，又说很渴很累。 这一事件在7月9日的《广州日报》报道后，出奇的平静，既没有后续报道，也没有任何评论。也许大家都知道，类似孙艳这样的加班时间、工作条件、劳动强度，在我国大陆不知还有多少，甚至工资更低、加班时间更长、工作条件更差、劳动强度更大的也有，反正大陆的劳动力太多太多，许多农家子女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好，哪能有什么计较！ （九） 《羊城晚报》“以案说法”专栏不久前所刊《他为何被无罪释放》一文，通过“一起情理法相融相洽的诉讼活动”，体现了“公安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人文关怀”。记者所选的报道角度体现党报记者的素质。人文关怀是值得赞美的，尤其是我们的公安司法机关对涉案人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更是物稀为贵，但尚不足以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吧。让我泪流满面的，却是“犯罪”嫌疑人夫妇及其婴儿的悲惨遭遇。 好顺和大全都是云南广南县人，家境非常贫困。两人于2000年结婚后到广东电白县水丰农场当割胶工。割胶是最苦、收入最低的活儿，好顺和大全平均每天只睡四小时，仍然食不果腹，朝不保夕。好顺生产前，全部家当只有40元，大全用来给好顺买来安胎药。今年7月10日晚，好顺劳作回来动了胎气，提前作痛临盘，大全无钱将好顺送到医院生产，只能独自一人负责全部的接生工作。晚上九时许，好顺产下一个未足月的女婴。此后好顺已奄奄一息，更无奶水。又没有钱买奶粉。两人用破衣裤包住体温不足的婴儿，抱在怀中。熬到第二天早上8时许，该早产女婴终因缺乏必要的保育措施而夭折。两小时后，愚昧的大全按当地一种极端迷信的说法，将死婴肢解置放于三岔路口祭天，“以保住以后婴儿的成活”。 该文所赞美的“人文关怀”，也就是把被定性为“侮辱尸体”的大全无罪释放。 该文说这一惨剧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当地流传的一种极端封建迷信的说法。难道他们不迷信，婴儿就不会惨死吗？ 说到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人文关怀，我不禁想起在《读者》上看到的一个故事：在美国一个法庭上，法官审理一个偷窃案，当事人是一个妇女，法官问她为什么偷窃，她说，她的孩子快要饿死了。法官依法裁判之后，自己脱下帽子，往里放了50美分，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说：“罚款50美分，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的过失，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冷漠付费。”那一刻，全场沉默。每个人都往法官的帽子里投下50美分。 （十） 一份写在安全帽上的矿工遗言： 骨肉亲情难割舍 欠我娘200元 我欠邓曙华100元 龚泽民欠我50元 我在信用社借1000元 王小文欠我1000元 矿里押金1650元 其它还有工资 莲香 带好孩子 孝顺父母 一定会有好报的 将我火葬 4月16日湖南涟源七一煤矿在掘进时发生透水事故，17名矿工被困在井下。救护人员听得见他们敲击井壁的声音，声音逐渐微弱下去，直至消失。6天后，救护人员找到他们的遗体。在聂清文的尸体附近，救护人员发现这份用粉笔写在安全帽上的遗言。莲香是聂清文的妻子。 据资料统计，我国每年因煤矿事故死亡矿工6000人左右。中国煤产量占世界1/4，煤矿工业死亡人数占世界4/5。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比俄罗斯高11倍，比印度高15倍，比美国高18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