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集《劝善》（1） 　　　 　　李乙隆/著 代序：为名所累 　　 　　李乙隆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自己也吓了一跳，轮得上我这个人来做这个“秀”吗？朋友你且慢嗤之以鼻，容我慢慢道来。 　　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其实好多人都想出名。初恋少女闭上眼睛、踮起脚尖、把朱唇凑上去，却连说“不要，不要嘛”，也许更添妩媚可爱，可那个半老徐娘说什么“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着实令人反胃。在我们国度活得最难的还是那些无权无钱无名的老百姓，在社会底层默默劳作的普通人。不信你让那些活跃在电视屏幕或报纸娱乐版上，几天不“动静”一下就唯恐被遗忘而去搞点绯闻或打场官司的名人，改头换面、改名易姓去做个普通人试试看，不过三天他或她就受不了。“做名人真累”是那些出了名的人才有资格说着玩的，就像自命不凡的人才会说“其实我也很平凡”一样。我没资格说“为名所累”，我只想出名，写这篇文章也是想在报屁股上“露露面”。 　　我这里所说的名，是指实实在在的名字，不是“名气”。我原名叫“乙农”，是父亲起的。父亲有句不知出自何处的“格言”：“逸农逸工无逸仕”。意思就是：只有工农阶级才能过安逸日子，当官者不得安逸。“逸”和“乙”潮州音相同。天干中“乙”属木，而我五行缺木，正好名之以补五行之缺。如此看来，我的名字颇具用意。干部怕被撤职，城市居民怕被下放农村，农民则不怕这些。撤了我的“农民”，让我当“公仆”吗？要下放我，难道把我放进城市？农民真的好安逸。但是，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一想，同是一件犯法之事，在农民身上叫做“罪”，在当官者身上有可能叫做“错误”。党员干部，穿着几件“防弹衣”：党内处分，行政处分，开除党籍，撤职，“双开”。就算被剥去最后一件“防弹衣”，还是个城市户口。农民要买个城市户口，得花一万几千元呢。现在不讲“下放”了，就算“放”到农村，正好与你平起平坐，你算老几！农民犯了罪，就只有进监房这条路可走了。农民之“逸”何来！话扯远了，还是来说我的名字之累吧。 　　小时候，夏天，我常在村口的公路旁卖一碗两分钱的蛇舌草水，说来也是经商。潮谚有“一农败百商”一语，大家常凭此笑话我，要我改名。于是我未经父亲批准，自作主张改为“乙隆”，延用至今。“农”与“隆”潮州音同。大家叫惯了，当然改字不改音。“隆”还有“生意兴隆”之寄望。名字之累缘此而来。 　　我的学历证书是“李乙隆”的，身份证则是“李乙农”的，于是在用得上学历证书且需要与体制打交道的事情上，就会遇到麻烦。我的学历证书与身份证用的是同一底照洗出来的相片，可人家偏偏要前卡后卡。人家肯帮你时，假的可说是真的；人家不愿帮你时，真的也可说成假的。当然，花掉一些钱，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用“李乙农”的身份证去邮局取“李乙隆”的稿费汇款时，也不方便，几乎所有营业员都怀疑是“李乙农”冒领通讯地址相同的“李乙隆”的稿费，不管向同一位营业员取过多少次汇款了，他们仍然要“怀疑”，用“李乙隆”的工作证作为补充证件也不管用，只能到单位去开一张证明才管用。 　　（1997年5月） 　　 　　晒脚女郎与勾头男子 　　 　　李乙隆 　　 　　2002年春节期间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与妻、女儿到中心广场去，同许多人一样，坐在草坪上晒太阳。广场是一个没有围墙、不收门票的公园，游人三五成群，男女老少皆有。一对对恋人依偎而坐有之，携手而行有之，不鲜见也不居多。居多的是扎堆儿的同龄人，是一家几口，是亲友几个凑在一处，家长里短地聊，小孩们则满地疯跑，闹得欢。乞丐也不少，这种场合当然少不了他们。 　　我一家三口很随便地在一块草坪上驻足。我坐着，女儿跑着，妻站着关照女儿。我坐了一会，眼睛自然要找点什么瞧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不外是这辽阔的广场，被笔直的一条条道路分割成一个一个长方形的草坪：草坪上有人，坐着的、躺着的、玩着的、跑着的、锻炼身体的；道路上有人，步行的、骑摩托车的、踩单车的、推着三轮货摊的、开小车的。就这些，不管你看不看，都是这么着。即使有天使面孔、魔鬼身材，一不留神闪进我的视线中来了，或者猎鹰般的眼睛捕捉到有兴奋剂效果的倩影，眼睛为之一亮，情绪为之一振，也只是在这儿写着玩的，当不得真，就算妻不在身边，也是一副心如止水的神情，不会让人看得出内心的一点波纹。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没这点定力哪成！ 　　喜欢写文确实多了些借口，比如有位文友就常常不辞劳苦地赴风月场“体验生活”，我这会儿多看一位女子几眼也可谓之“观察”吧。能让我多看几眼的女子总得有几分独特、有几分耐看，大家一定认为她漂亮，我故意卖个关子，对各位的猜测不置可否。只说她的独特吧。她有点瘦削，崭新的质地优良的紧身的有些暗淡花纹的白恤衫，里面一定是衬着一件白毛衣。毛衣一是保暖，这气温还不至于可以让白恤衫隐隐透出文胸轮廓，撩人想入非非；一是使单薄的身子不那么骨感嶙峋。衫裾拢进裤里，腰带一扎，居然有一点飒爽。那裤子也许是皮裤，黑油油的，滑溜溜的，有点让阳光在上面沾不住，晃晃的。 　　那女郎是开雅车来的，车子就放在她前面的路旁。雅车容易引起人们猜测她的身份，我也未能免俗。猜测什么当然会尽可能捕捉被猜测的事物的种种信息：她孤身一人来此独坐，神态是曾经沧海之后的宁静，宁静中又有几分淡漠，似乎有点落寞、凄清，再仔细看，又不见了落寞、凄清，感觉往往有“经验主义”在里面，她的落寞、凄清是我凭她的情景“感觉”出来的。她是难以让人看透的女人，看不透的当然也有年纪。说她二十五岁左右吧，她看起来又是那样稚嫩；说她不止这岁数吧，她的神韵，那让人感觉得出却说不出味儿的神韵，又分明是经历了多少人生才修炼出来的呀！只见她坐了会儿，脱了皮靴，把两只皮靴整整齐齐地摆在左侧，在离我较远的一侧。我在她的右侧，离她十几步远。我们都席地而坐于草坪之上，方向一致，呈平行状态。我看她须侧视。她一定知道我在观察她，却没有任何回应，既没有流露出对我的不屑一顾，也没有对我的观察表示出一点反感，仿佛我们不是两个人，两个不同性别的人，而是两株树，两株草，或者在她眼里我只是一株树、一株草，或者她感觉自己只是一株树、一株草，一道习惯于让人欣赏、惹人遐思的风景。她穿着半透明的黑色丝袜，她的脚也很瘦小，她平伸着两只脚，两只穿着半透明黑色丝袜的脚，晒太阳。两只瘦小的脚因丝袜的透明度而半裸在阳光下。两只手随意地搁在两腿上。她的肤色很白，是苍白的“白”，是缺少阳光滋润的那种“白”。 　　我的右侧一直坐着一个看不见面容的矮小男子，与我和晒脚女郎背向而坐，我们朝东他则朝西，也可以说他在我的右侧，我也在他的右侧，不像我与女郎的关系，我在她的右侧，她却在我的左侧。相反就是一致，一致也是相反。他自始至终都勾着头，吝啬任何动作。这“自始至终”是指从我来至我离开。在我来之前和在我走之后，他当然会在某一刻抬起头活动的，他又不是雕塑。他勾着头其实与我无关，他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他只是在他漫长或短暂的一生中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在2002年春节期间的某一天下午，刚好坐在我的右侧。准确地说，公正地说，应该是我坐在他的右侧，因为他比我先来，先坐在那里，他刚坐下时那个位置还不是我的右侧。在我来之前我也无法预料，我的右侧会有什么事件已经等在那儿。他成了我观察的一个对象，并成了我的这篇文章的一个人物，这也许是我与他的全部关系。这里用“也许”这个词的作用主要是反映我审慎的个性和“严谨的文风”，因为我和他今后还可能相遇并发生新的关系。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今后我与他相遇并发生关系时，彼此一定并不记得彼此曾经有过关系。“记得”这个词似乎也用得不妥，两人连面都没见一见，“记得”从何谈起！准确地说，应该是“并不知道彼此曾经有过关系”。既然这重关系因为不被“知道”而不可能与今后可能发生的关系扯上关系，那么，本文所写的我与他的这重关系便是我与他的全部关系。 　　绕了这么久，连我都烦了，写这篇文的兴致也用完了，我急于结束这篇文的心情也许会使下文显得精致、简洁一些。 　　那个自始至终勾着头的男子其实是把头伏在手臂上睡觉，两只手臂重叠在膝盖上，搁着脑袋。看他一动不动地伏在那儿，当然可以推测他睡得很安稳。要睡得安稳一般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客观上的安宁，一个是主观上的安宁。那男子引起我观察的兴趣是，他客观上有人打扰，并从这一情形推断出他主观方面也缺乏睡安稳觉的条件。他是有责任在身的，他照看着两个小孩。那两个小孩一男一女，三四岁的样子，很可爱的，比我女儿小。五周岁的女儿胆子特小，一个人在草坪上跑，总不敢离父母较远，跑得较远便唤着父母过去。有妻照应着，我的观察便不会被她打断。我说那男子有照看两个小孩的任务，是因为看到那两个孩子不时跑到他的身边，还把脱下来的衣服放在他的肩上。因为阳光温暖，因为玩得起劲，两个小孩感觉热了，用不着谁说，自己脱了衣服，搁在那男子肩上。而我的女儿还得她妈妈脱衣服呢！两个孩子跑得远远的，如果不是不时跑回那男子身边，如果不是把衣服搁在他肩膀上，我不会去留意他们，也不会去猜测他们与那男子的关系，那个男子也不会使我产生观察的兴趣。 　　那男子衣着十分寒酸，质地劣，款式土，而且陈旧得很，而那两个小孩的衣服正好相反。他是两个孩子的什么人呢？孩子的父母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这个只顾睡觉的男子照看呢？ 　　有些问题是以猜测为答案的，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是一个永远的谜。 　　（2002年3月） 　　 　　粉笔生涯拾趣 　　 　　李乙隆 　　 　　本人好为人师，也曾从教。粉笔生涯中，趣事多多。 　　一日，令学生冲洗教室，因有事外出，不能临场督阵，嘱之曰：“为师不在，尔等可要自觉，做到老师在与不在一个样。”回校见教室脏乱如故，怒斥之，中有滑头者，嬉皮笑脸对曰：“老师不在，我等岂敢胡为！老师在与不在一个样嘛。”众弟子异口同“笑”。 　　港台小说与大陆教师课堂之争甚烈：男生好武侠，女生重言情，以课本书皮裹“琼瑶”“金庸”作听课状，如痴似醉。吾等缴之不尽，夺之不绝。此日本人授课时又缴得一书，下课后回房间，随便翻翻，竟入了迷，上课铃充耳不闻。班长来催，忙以手掩书，神态仓皇，如学生看书被捉。角色转换，令人忍俊不禁。 　　一日，见班长明祥看一书两眼发直，对讲台上的滔滔不绝毫无反应，料他又被金庸这老头迷住。遂提问一题：“明祥，请举一祈使句为例。”孰料这家伙如大梦初醒，以为刚刚上课，喊口令道：“起立！”居然七零八落起立了15个人。我想发火，又觉不妥，“起立！”确是祈使句。那起立者，皆为上课看小说走火入魔者也。 　　某日，代上一节体育课，要教学生打篮球，临阵磨枪背了几页理论。令学生在球场集队，讲得头头是道。示范时，装模作样要带球上篮，球却砸到脚盘上，滑溜溜滚出场外，见学生要笑，板住脸训曰：“注意，不能这样打！” 　　某长之公子不学无术，却被安排到学校代课，一年后转正，再过一年调往县教育局，现已是领导一个。我曾与其共事，拾得笑话不少，比较典型的便是把“一场大祸从天降”讲解为“一个大锅从天上掉下来”，把“黑龙江上游”讲解为“一条黑龙在江上游动”。 　　前几年教师低薪，常常捉襟见肘，月初发薪，总难维持到月底。我曾戏言：“上旬是富农，中旬是中农，下旬是贫农。”此语很快传开，我也名以言扬。 　　清晨睡正酣，忽被广播吵醒。校长广而播之：音乐室电灯彻夜不熄，昨晚是谁忘了关灯，速去关掉，否则云云。我恶其扰人清梦，一跃而起，披上外衣，提着裤子，快步下楼，关了电灯。回房继续做梦。后来被校长训了一顿。却不料有失有得。是晚，一平日可望不可即的漂亮女教师登门致谢。原来，伊人乃忘熄灯者。更不料，此乃良好契机，使我得以失恋一场，至今回味无穷。 　　同事中有教美术者竟是色盲。喜欢与我下跳棋，把我迂回曲折跳过去的棋子原路走回，以为妙着，拍腿大呼小叫。我不忍扫他的兴，只得将错就错走他的棋。一盘棋不分青红皂白来来往往，结局不明不白不了了之。他却以为是棋逢对手胜负难分，终日想与我一见高低，搞得我躲之唯恐不及。 　　我缺钱，故艰苦朴素度日。偶尔穿新衣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本人也如小孩子过年。一女同事如时装模特，一天一副装束，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久之，观者也见怪不怪，“见新不新”，所谓熟视无睹是也。偶尔穿着随便，微露寒酸，便有煞风景之感。经此对比，甚觉开心。 　　在全民皆商生意红火那年头，男教师几乎沦为低等公民，晚婚模范层出不穷。我正为找不到生产接班人的合作者窝火，却见副校长来通知开会，说是学习计划生育文件。我啼笑皆非，诘之曰：“是不是要我未结婚先结扎？”气得副校长干瞪眼。 　　教导主任十分罗嗦，一日开会，通知教师每人交一张一寸证件相片，其实大家早已明白，可他还是反复强调一寸、免冠、黑白、半身四点规格。我甚以为烦，于是举手发问：“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傻态可掬。 　　镇教办主任常到学校检查工作，每次下来，学校必孝敬好烟一条，后来竟以钱代烟，每次百元。我曾代理出纳，折腰进献，心理甚不平衡：我们当教师的辛辛苦苦工作，年终先进，奖金只20元呢。后来我很阿Q地想：我给他钱，如大款给三陪小费，何等潇洒。换个角度看问题，心理便平衡了，甚觉有趣。 　　本人有一女弟子出落得山明水秀，心思全在打扮上，几经补考才得以毕业。毕业后傍得一款，风光一场。后那款弃旧迎新，她要那款补偿银子若干，请我代书协议。我原把银子写为“感情损失费”，几经推敲，改为“青春折旧费”，贴切且通俗易懂，甚是得意。 　　本人迫于阮囊羞涩，想赚点外快，滋润生活，假日到外镇摆地摊卖低档衣服，忽见有学生走近，忙躲进一小巷。待学生走后出来，有几件衣服不翼而飞。 　　写罢此文，置于案首，一自诩博览群书的同事见了，酸味十足地说：“这不是模仿贾平凹的《开怀大笑》吗？”我笑曰：“贾平凹算老几！金圣叹的《不亦快哉》还不知是模仿谁的呢？” 　　诸如此类，信手拈来，贻笑大方。 　　（1991年8月） 　　 　　南山月书屋 　　 　　李乙隆 　　 　　住在市郊，到市内去，不是开摩托就是乘公共汽车。如果不乘公共汽车，我知道南山月书屋的可能性就会很小，我的文友圈中就会缺少一个很谈得来的朋友。 　　南山月书屋离我所住的地方不远，直线距离不到一千米，但我不乘公共汽车的话，是用不着路过它门口的。像好多喜欢买书、喜欢逛书店的朋友一样，我一般都是到名闻遐迩的大书店去的。但是，并不是有了几家大超市就没有一些小士多店的生存空间，有了几家大书店就没有一些小书屋的立锥之地，在一定的时期内，大和小还是各具千秋的。比如一些比较偏僻、人口还不够集中的地方，还不足以支撑起大超市、大书店，小士多店、小书屋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给就近的人们带来方便。从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的角度看来，南山月书屋是恰到好处的：相对于繁华都市来说，可说是偏僻市郊，人们要到大书店去，路程不短；与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毗邻，有两所中专近在咫尺，还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医院，都是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之所在，在我看来，在这里没有比开书店更合适的了。 　　上面已说过，如果不乘公共汽车的话，我家离南山月书屋虽然很近，但我是不会从这里经过的。这说明了这里的偏僻。但是，既然有公共汽车经过，而且有三路公共汽车在这个书屋的门口设站，自然也会有不少人路过这个书店，并且因为汽车的停站而得以对这个书屋的门面睃上几眼。说来也是这个书屋的地理优势之一。就说我那天随着公共汽车七绕八拐便来到这家书屋门口，如果不是停站，也许一晃而过，也就不知道南山月书屋了。好在停站。说来这家书屋的门面颇为简朴，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我之所以留意它是因为我爱书。如果是自己开摩托，又没有什么要紧事要忙，到书店门口我往往要停下来进去看看，走时至少带走一本新杂志，极少空手而归的。我留意它是因为“爱书癖”，我记得它却是因为它的名字——南山月。当时也说不上对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喜欢。后来仔细一琢磨，总觉得“南山月”三字，音韵响亮悦耳，意境幽远。“月”总给人古老、高洁之感。都市浮华，月亮淹没在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海中，似乎被我们所淡忘，多少人许久没有抬头看看月亮了，这个字对我似乎是一种提醒。“南山”不一定是具体的地名，比如“马放南山”、“寿比南山”等，说穿了就是“山”，用“山”来做店名，有点大巧若拙，返朴归真。整个店名给我有一种近乎怀旧色彩的美感。招牌也有违生意之道，一点也不张扬，并没有横跨铺面，而是一块四方的白板，上面是形成弧形的“南山月”三个字，绿色，不大，但如果不是深度近视的话，在马路上完全看得清楚。字是黑体，有点呆板的，在我看来又有大巧若拙之意。在这三个字下面，便是一个大大的“书”字，红色，繁体加粗，是活龙活现的舒体，十分醒目。可见店主想着重表现的是“书”，对自己的店号持内敛、含蓄的态度。 　　与门面形成整体和谐的是店里装修的简朴，很普通的装修，没有什么花样可言。合板做的书架，没有喷上漆，整整齐齐地摆着书。书架上端，贴着白板红字的标签。使我注意的，便是“潮汕作家专柜”。这些是几天后我特意到这书店来看看发现的。 　　书店的简朴更使那些崭新的书籍显眼起来。由于书还不多，大多平摆着，在这个注重包装的年代，书的装帧、封面设计越来越抢目，但书的内容、编校质量依然是我更为关心的。于是，一本书拿起来，往往要翻上一会。 　　在书店中我总觉时间过得快，转眼便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也有了意外的收获。因获茅盾文学奖而一举成名的阿来是我所留意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在成名之前只出过一本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显然是值得一看的。而他的获奖作品《尘埃落定》更是非看不可。几年前就听网友提起，而我遍寻不得的世界级畅销书、家世小说《荆棘鸟》，居然在这个不起眼的小书店获得。王安忆的获奖小说《长恨歌》，也是应该买的。又买了一本刘心武，一本莫言，有点势利，是冲着他们的名气买的。又在“专业书籍”中买了两本关于股票、关于电子商务的。花花绿绿的杂志也是颇能唤起我的购买欲的。用不着细看，我拿起最新的《读者》和《散文》。经过这一浏览，我发现，这个小书店虽然书的总量不多，但品种却颇为丰富，大多每样一本，极少重复的。我所看过的或听说过的世界名著，在这里都可看到，还有几种版本的中国古典名著。也有很耐看的现、当代名家著作。这些都是长销书。作为书店，畅销书自然是要卖的，比如《富爸爸、穷爸爸》、《哈佛女孩》、《素质教育在美国》，比如韩寒、痞子蔡，比如网络文学，比如社会热点，比如正在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的小说原著等。被媒体热炒过的不少文学类、非文学类书籍，在这里皆可找到。 　　我不会去买“潮汕作家专柜”上的书，并非轻视，而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这些书我是可以请作者赠送的。但“潮汕作家专柜”我肯定要看的。也许在这里还没有出现畅销书和名著，但其中的潮味与乡情，还是能让你感到亲切的。比找到《荆棘鸟》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居然在这里看到我几年前出的一本散文集。现在回头去看，那是一本羞于见人的习作，幼稚得很，但看到它是模是样地与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摆在一起，我还是感到很荣耀。 　　在这个书店最大的收获，是交上了一位相见恨晚的朋友。他就是南山月书屋的店主。自从我第一次向他买书，我们便开始了交谈。他见我一次就买了这么多的书，很高兴，请我坐一坐、喝喝茶，与我交换了名片。像我这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看了我的名片居然满脸惊喜：“原来你是……真巧呀！久仰久仰！”当然，“久仰”是客气话，他听说过我，看过我写的东西，却是真的。而我对他的名字，却是完全陌生的，后来谈开了，知道他回汕头之前是上海一家大集团所办报纸的总编，月薪六千五百元，现在还是南京一家青年刊物的专栏作家，不禁暗笑自己对他一无所知。那次他坚持要给我打八点五折，我不依，最后以九折成交。 　　他是因为生病才离沪回汕的。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终究闲不住，便开了这家书店。他说，开书店是他多年的心愿，是他的一个情结。以前在某地工作时，晚上总到一家书店去看书、买书，几次之后便与店主成了朋友。每天，他晚餐后便到这家书店去，在路上便有一种与情人约会般的快意。那时他单身一人。每晚，店主回家去了，他义务为店主看店，与书友聊书。很晚了，顾客少了，他一个人静静地在书的包围下，躺在地铺上看书，那种氛围，惬意极了。 　　我问他生意如何。起初他笑而不答，后来他告诉我：“开这家书店，我本来期望值不高，投了几万元进去，只希望这个店能自己‘养活’自己则可。虽知它根本无法进入良性循环，总要再投些钱进去，才玩得转。店租每月一千元，再加上其它各种费用，怎样节俭也得花掉两千元。而每月的营业额少得可怜，就算把营业额全当成赚的，也无法抵消每月的费用。” 　　有一天，我见他在为一家企业写广告文案，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脸上有几分疲惫。他本来就瘦，几天不见，显得更消瘦了。我说：“搞副业？”他说：“不是副业，是主业。现在不是这个店赚钱养我，而是我想方设法赚点钱来养这个店；文友们以为我是以商养文，其实是以文养商。”他说完展颜一笑。他的笑容并没有苦笑的成份，是有点自嘲，但更多的是达观。我忽然想起他回汕头是来养病的，便说：“你不要太累，要保重身体。”他说：“我是劳碌命，忙惯了。” 　　走出南山月书屋，我到周围转了一圈。这里有两个住宅小区，入住率不低。还有上面说过的学校，医院。偌大的地方就这么一个书店，生意不好，却是为何？ 　　为了给南山月书屋增加点人气，我常约文友、网友来这里聚会。我对文友、网友说：“买书请到南山月。在这里你不用担心买到错字连篇的盗版书。”店主一副实话实说的口吻：“那不一定。我去进书时总是拒绝盗版书的，给批发商的总是正版书的价钱。但如果批发商把我诈了，再加上盗版盗得出色，把我蒙了过去，那就没办法了。” 　　热心的文友、网友又再约来新的文友、网友。随着人气的上升，南山月书屋的营业额有所增长。 　　尤为可喜的是，南山月书屋继开展了代订自学考试、律师资格考试等各项考试的教材及辅导资料的业务之后，又增加了邮售以及接受电话订书和网上订书、配送上门等业务，生意大有起色。 　　（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