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接到通知，要我到残联机关担任研究室主任。那时，还没有研究室，这是残联机构改革方案中将要设立的新岗位。

对于这个调动，我已有预感。我觉得它的到来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在创办《华夏时报》时，我力主办周报，并诚恳邀请《工商时报》的吕平波（水皮）加盟。他是我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学，比我低几届。水皮欣然同意，我便向残联领导引荐了他。过了几天，他就参与了新报筹备班子的前期工作，当然，没有明确名分之前，他只能秘密参与，不能让原单位知道。我的计划是，将来聘请水皮担任新报的常务副总编。但我并不知道，主管领导的意思不是办周报，而是办日报。

正在我们筹备工作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2000年10月，领导引进了一个叫“诚成文化”的上市公司，公司派来一位姓卢的财务总监，正式加入筹备组，同时进入筹备组的还有另外两位年轻人，一位叫张伟，原华夏出版社副社长，一位是杨平，原北京青年报的总编助理。这两位我都认识。领导的意图是加强班子的力量，这无可挑剔。但原来已参加筹备工作的水皮，并没有明确为筹备组成员。这样一来，水皮就只好退出了。

杨平此人年轻气盛，一进来就扬言要办一张“中国的华尔街日报”，而且一年内盈利。他用了十几天，设计了一个宏伟的日报蓝图，交给筹备组讨论。对于这种天方夜谭式的狂言，领导似乎很受用。资金从哪里来呢？据卢总监说“诚成文化”可以足额提供，先给几千万，以后追加。

但这一切靠谱吗？

当时没人能说得清。后来证明，这是个大笑话。

“诚成”原来是一个神话。

“诚成”的创办人叫刘波，湖南人，留小平头，穿圆口布鞋，北大毕业的博士，给人的印象是个“儒商”。他最著名的策划是定价9.8万元一套的《传世藏书》，季羡林主编。他就是靠这套丛书，积累了下海的第一桶金。后来，刘波大搞“资本运作”，频繁进军媒体，在全国各地收购十几家杂志，似有成为中国默多克的雄心。但盲目扩张和不规范的运作，早已埋下祸根。到与华夏时报合作的时候，公司已名声狼藉。对此，我略知一二。我从网上下载了不少材料送交领导，但没有引起重视。

“诚成”收购的许多媒体，多是杂志，没有一家报纸，更没有日报。它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收购《华夏时报》，就制造了上市公司拥有一张日报的奇迹，这将是另一个神话。这样，它就可以在股市上用这个新项目圈钱解套。但政策并不允许企业整体收购媒体，只能在广告、发行方面进行有限度的合作。我身为报社法人，没有权力在相关的协议上签字，这个事最终没有做成。

问题是，不从股市上圈钱，“诚成”根本无力投资报社。报纸筹备阶段，这个合作伙伴没有一分钱到账。报纸正式出版几个月后，才进了200万，还是从它们的关联公司打来的。这就是“诚成”对报社唯一的一笔投入。稍微懂得一点报业运作的人，都知道200万是杯水车薪。就是这点钱，那位卢某居然还想撤出。我说，别做梦了，这钱就算你的违约金吧。

在筹备新报的过程中，我感到，我原来办周报的设计已被废弃，作为报社社长和总编的我，在创办新报的问题上，已被边缘化，事情已由领导越俎代庖了。

一股盲目乐观、急于创造奇迹的躁动情绪包围了负责筹备报纸的领导。而他，显然被刘波骗了。刘波为什么要骗人？因为他需要一个题材到股市圈钱。他为什么一定要办日报？因为周报对他圈钱缺少吸引力。领导为什么那么轻信？因为刘波头顶上有个“媒体大亨”的光环。尽管那时，这个光环已开始暗淡，但骗骗对媒体运作知之甚少的外行还是绰绰有余。只是我很奇怪，这么大的决策，为什么不经过严谨的论证，甚至连最起码的资质调查都不做呢？

很明显，办日报不是我的初衷，我没有兴趣。最重要的是，这个雄心勃勃的方案存在巨大风险，我不可能全力配合去实现那个无法实现的目标。

在创刊的最初半年，延续着周三刊的传统，我的精力则完全投在《影响力周刊》上。但日报方案既已获上级领导首肯，也只好霸王硬上弓。在出周三刊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按日报计划做准备工作。让我欣慰的是，在我和《影响力周刊》同人的坚持下，在日报的架构中，保留了这个具有影响力的品牌。

身在一个不可能成功的赌局中，却无力制止，这是很痛苦的事。2001年7月，日报正式出刊。“沈鹏”下岗，报头变成了老宋。办报宗旨变成了不知所云的“新型主流媒体”。我名义上仍是社长兼总编，但杨平上了第一线，成了执行总编，手握采编大权。招聘的大批员工要开工资，扩大办公面积要交租金，稿费、发行费、纸张费、印刷费……钱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走，却不见有钱进来。报社原有的流动资金，我前期筹措的款项、残联出具的开办费一天天见少。而在这关键时刻，卢某悄然遁去。把个杨平弄得捉襟见肘，焦头烂额。

我的不配合，加速促成了我的调离。巧合的是，正是我离开的那个月，“诚成”将股份转让给另一家公司。后来，因为身负数亿元债务，董事长刘波神秘失踪。据说他逃到日本或美国，自此音讯全无。

这样过了两个多月，我的调令下来了。虽然办报是我的本行，调离报社事先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但离开报社，我并没有太大的不舍。以前因为忙，学车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到机关报到后，办公室还没有腾出来，正好利用这个空档完成这个夙愿。一个月内，我顺利拿到了车本，随后正式到残联机关上班。

虽然离开了报社，但对报社的事情还是比较关注，而且，也时不时有老同事通报些消息。我知道，在我走后，杨平苦苦挣扎数月，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不得不黯然下台。此后几年，报纸走马灯似地换将，一人一个章程，这事成了首都新闻界的笑谈。我曾见过网上有些文章，把“华夏时报现象”作为论题予以探讨。还有的把报社的发展分为几个“时期”，以我们几个负责人的名字命名，评点各人的优劣，有的文章，一看就是曾在报社工作过的人写的。

世界上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在折腾了几个回合以后，2007年7月，报纸又回归了周报，而且总编辑竟然就是我当年推荐过的水皮。

现在的《华夏时报》，已是一张财经类的报纸，支持报纸的是著名的房地产大亨万达集团。

这当然已不是我设计的周报，我曾经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影响力周刊》，也早就寿终正寝。但这个短暂的生命，似乎并没有在同仁心中泯灭。最近，我收到一封约稿信，是几位当年的同事寄来的。他们想编一本回忆录，书名是《两岁青春》，约大家写《影响力周刊》的故事。谢谢这几位同事，他们这封信，逼出了我的这篇文章。书出不出不重要，这段难忘的往事，还是应该由我们这些当事人记述下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