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觉得小民一个，和国家大局没有多大关系，其实不然。你的人生走向是和大局大势密切相连的。

1993年，根据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许多存在了几十年的 “老字号”部门消弭于无形。比如，物资部与商业部，这两个在计划经济计划年代叱咤风云、分掌物资与商品分配大权的权威部门，就合并成了国内贸易部。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再举利斧，这一次精简力度更大，一举砍掉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国内贸易部、轻工总会和纺织总会等10个部级经济部门，全部降格为国家局，交由国家经贸委管理。那一年经贸委出现了多名“正部长级副主任”的天下奇观，我们内贸部原部长陈邦柱也是其中之一。事情至此还没完，1999年，国务院根据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经济部委职能。原来，九个国家局归到经贸委只是过渡，最终的命运是2001年初全部撤销。到了2003年，连那个庞大的经贸委也不存在了，它和外经贸部合并为商务部,这是后话。

我是1995年，即内贸部成立的第三年调到部里的。先在《中国物资报》当主持编辑部工作的副总编辑，然后转正为总编辑，后来社长调走了，又兼任社长。物资部没有了，有内贸部；内贸部没有了，有内贸局，里面都有原属物资系统的这一块，所以，《中国物资报》都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到内贸局（1999年底已改名“中国物资流通协会”，以后正式定名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撤销的时候，我们这张报纸的命运就变得微妙起来，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起初，我们想留在“协会”或“联合会”，里面毕竟都是原物资部的老人，业务也还与“物（资）流（通）”有关，而且，按理说，协会也需要一个官方的交流平台。于是，我和副总编辑聂滨专程去找原物资部副部长、现“协会常务副会长”马毅民。他态度很冷淡，表示联合会没必要再办一张报纸了。剩下的出路，是投靠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三大报业集团，成为一张适合人家需要的子报。我找过当时的光明日报集团的社长王晨,他是我社科院新闻所的研究生同学，很熟稔。他欢迎我个人到光明日报工作，但表示接收百十号人马的物资报有困难。至于人民日报，我是从那里出来的，不想回去。只剩经济日报没找，这时得到一个消息，中国残联想办一张报纸，苦于申请不到刊号。1999年秋末的一天，属于残联的华夏出版社副社长赵玉芝找到我，说受领导委托，想谈谈报纸的事。

我们在物资报附近的一个小饭馆见了面。他说领导的意思是办一张综合性报纸，要把残联一贯坚持的人道主义理念加进去，拟定的报名是《华夏时报》。我对这个想法很有兴趣。我们初步交换了意见。后来我知道，他是残联临时成立的报纸筹备小组的成员，此前已和许多专业报纸谈过合作事宜，并和其中的一家草签了协议。

1999年11月, 我在杭州参加内贸局（中国物资流通协会）召开的常务理事会。会议期间，赵玉芝打电话来，说中国残联分管宣传的副理事长王智钧也在杭州，最好见见面。他告诉了我王的电话号码。我联系王，他晚上主动来到我住的饭店。那天，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结合残联的要求，我初步谈了办报的想法。他当即表示，不会再和其他报纸接触，把物资报整体接受过去，就这么定了。

由于1999年《中国物资报》已完成2000年的征订工作，而且新报要筹备一段时间，所以新报将在2001年正式出版。

2000年是新纪开元，我庆幸将亲历一个新生命的孕育。手头要做的，就是要为这个婴儿的出世做好一切准备。

第一、二季度，我频繁邀请首都新闻界的专家和熟悉的朋友开“神仙会”，为我们的报纸出谋划策。记得先后请来的朋友有：喻国明、李佩钰、孙旭培、陈力丹、明安香、闵大洪、唐旭军、陆小华、莫新元、孟庆玉、罗荣兴、邱仁宗、何怀宏、马立诚、吕平波、李辉等，有的不止一次。不应遗漏的是，这个名单里，还包括如今已名满天下的《环球时报》的胡锡进。

其他相关事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3月，中国残联和内贸局高层见面确定划转事宜。

4月25日下午，邓朴方先生接见我两小时，探讨了许多办报的具体问题，他完全没有套话空话，还一再谦称，自己不懂办报，但有一条就是绝不要办成机关报。我肃然起敬，觉得遇上了一个开明的领导。

4月28日，在内贸局小礼堂举行了交接仪式，邓朴方、杨树德出席并讲话。会后，邓朴方视察了报社。

6月，我请沈鹏先生题写了《华夏时报》报头，只付了1000元润笔，他当时是中国书协主席，润格很高，这样的价格只能算友情出演。

至此，报社划转的所有程序全部走完了，剩下的就是确定具体办报方案了。

如果没有国务院机构调整，我的职业生涯会在《中国物资报》结束。再过六七年，我将在这里退休，我的履历也可在“新闻工作者”这个节点上画句号。这次报纸划转，使我又当了一阵《华夏时报》的社长总编，得以做了一个短暂的“言论报国梦”。然后进入残疾人工作者的队伍，至今仍在发挥余热，这绝对是始料未及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