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8月12日）应邀去北大，参加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程为敏、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李敬两位学者关于《成年智障者及其家庭福利政策》课题论文的结题会。王思斌教授和我在会上做了即席评点。今天，会议组织者将速记稿寄来让我校阅。看了一遍，觉得我在会上的发言内容都被准确记录下来，没有大的出入，遂稍加整理寄回。现在也发在博客上，算是我对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一个小小的建议。

刚才听了李敬和程为敏两位女士的课题介绍，还有香港、澳门专家的经验分享，有很多感想，就在这里说说。李敬和程为敏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她们这些年做了很多关于残疾人，包括智力残疾人的研究，作为一个残疾人工作者，我对她们怀有一份深深的敬意。

对于这个课题，首先，我想说，她们选择的切入点比较好，比较准。以前，对智障儿童的特殊教育、智障人的特奥运动，甚至智障的预防都有专门研究，至少有所涉及，但是对离开培智学校以后的青年残疾人，对年纪越来越大的成年智障人和他们的家庭关注较少，实际上，这一直是长期困扰诸多家长的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提出已经二十年多了。马廷慧主席的前任王铁成主席，二十多年就已经提出：我老了以后孩子怎么办？他的孩子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我和马廷慧都是上个世纪40年代人，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我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今天在座的黄老师，谢老师，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二十多年前，我们就和茅于燕教授一起，参与过中国第一个智障儿童的教育机构“新运养育院”的筹办。但是，我接任主席快五年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当我知道李敬和程为敏确定这个课题后，我很高兴，并给予了必要的支持。昨天我才拿到她们快递来的论文，我用了几个小时认真看了一遍，我认为这个论文写得不错！她们提出了很多问题，访问了很多跟这个问题相关的家长，有三十位，我觉得谈得也比较细，做了很好的分析和归纳。李敬说有很多材料没用上，我觉得就目前看到的材料，她们的研究成果非常有价值。我希望有可能的话，她们应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比如说，现在样本量太小，只有三十位家长，代表性还不够，从科学性上说依据应该是不足的。领域也太窄，基本上都是北京，而且是城区，这样局限性很大。如果以后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可以把这个课题再扩大一点，扩大到比如说几个城市，包括沿海，包括中西部地区，甚至包括一部分乡镇和农村。这样恐怕说服力就更强了。但是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另外我觉得她们得出的一些结论很准确，尽管她们还没有很明确的提出来，就是我们国家在社会政策上是缺位的，我们的政府是缺位的。这个她们说得很含蓄，可能有种种的顾虑，但是我觉得她们是说出来了。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目前福利政策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7月21号北京下了一场大雨，据说是60多年不遇，这么光鲜亮丽的一座城市，而且是首都，多漂亮啊，但是就这么一场雨，死了79个人，原来是77个，后来又确认2个。一场雨居然在这样的一个大都市里死了这么多人，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很注重面子，而忽视了更重要的“里子”，即民生的种种需求。我们的大楼，我们的广场，我们的各种办公场所多漂亮啊！但是我们的下水道，就是雨果所谓的一个城市的良心，却远远没有跟上。有些学者认为这个翻译不对，“良心”应该翻成“肠胃”，就是消化系统。一个人，表面上西装革履，亮丽光鲜，红光满面，但是他的肠胃有问题，消化道有病，弄不好就拉肚子，发高烧。所以，这件事说明我们对“里子”注意得比较少，投入的比较少。这两天伦敦奥运会估计很多人都看了，我们得了多少金牌？三十多枚，前期甚至还超过美国，这个好不好，好啊！我们在体育方面已经是体育大国了，但是我们是一个体育强国吗？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金牌是用大量的资金砸出来的，据有些研究人员说一块金牌，需要投入7个亿，用这么多钱去培养了这些金牌获得者。我们这样的大国应该培养出更多的姚明、刘翔，但是应该在普及的基础上去培养，而不是用“举国体制”去养一些尖子人才。我们现在一些小学校，连个像样的运动场都没有，学生的体质也很差，这样，金牌拿得再多，有什么意义？现在，我们体委仍然说“举国体制”是好的，我认为是错的，“举国体制”就是做表面文章。我们的体育应更重视增强全民的体质，抓好全民的体育运动。我甚至想，我们其他方面的投入少，是不是被许多这些的表面文章占掉了。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数据是前几年的。刚才法国使馆的罗女士讲到法国的社会政策。这个数据说，法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4.9%，其中残疾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每个月获得109.4到1025.72欧元的补助，就是根据残疾状况可以得到从一百多到一千多的补助。美国在社会福利开支方面占GDP比例是21%，英国是25.9%，德国是27.6%，加拿大是23.1%，瑞典是38.2%，挪威是32.2%，丹麦是37.9%，澳大利亚是22.5%，日本比较低是18.6%。我很想找一下中国这方面的数据，但是非常遗憾，我们这没有方面的统计。前些年，我当残联研究室主任的时候，曾经专门找统计局的一些朋友，他们说我们国家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要找，只能从不同的部门去找，找这些数据再加起来，当然这工作也没法做，做了也不准确。这方面没法比较，但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在社会福利开支方面占整个GDP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们现在国家的GDP已经世界第二，尽管我们人均很低，人均现在也就是九十几位，但是你占这个GDP的比例是不是相应的应该差不多，人家百分之三十几，我们二十几行不行？像日本18%，而我们15%行不行？但是，好像不行。我们有另一组数据可以比较。也是那一年，我们政府财政总收入中投入到教育、卫生、社保公共服务比例，这个数据是可以比较的，美国投到教育、卫生社保方面的开支是42%，英国是49%，加拿大是52%，我们中国是多少呢？8%，我们都知道，这个教育十几年以前就提出要计划达到4%，但至今还没达到。我说这个数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目前，我们国家，我们的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入还比较少。当然，比以前要好得多了，但还很不够。这跟我们的国情也有关系，跟我们底子薄，人口多有关系，但是跟我们不太重视民生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李敬和程为敏两位科研人员，从智障人及其家庭的状况这个小小的切入点，通过田野调查，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很明确地提出我们国家现在在社会福利这方面是缺位的，提得很好，一针见血，尽管她们打了引号。她们这个结论是对的。我们应该呼吁，政府应该切实加大对民生的投入，不是一般的加大，而应是强有力的倾斜。我想作为咱们科研人员也好，作为我们残联、智协这些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应该把这个声音大声的说出来。今天这个结题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场合。我们呼吁，各级政府少做一点表面文章，少建一些大楼，少修一些广场，多做一些修好下水道那样的基础性工作。我觉得这是我们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对政府的一种期望，也是一种要求。因为这是政府的责任，这不是施舍。汪洋最近在广东有一个很好的讲话，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得到了什么东西是政府施舍，不是，这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今天几位演讲人都谈到了《残疾人权利公约》，我们必须落实《残疾人权利公约》提出的各项要求，我想我们应该大声说出来。

    李敬、程为敏的论文里提到残联和智协，说我们是带有官方色彩的机构。确实是，我们确实是带有官方色彩的机构。但是，我们也是社会组织，不是政府部门，我们应该逐渐淡化官方色彩。我想，我们中国残联的协会，今后官方色彩应该越来越淡化。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法人登记。这是政府要求我们做的，也是残联要求我们做的。我们是各类残疾人的代言人，是政府和残疾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我们要尽量减少官方色彩，为残疾人鼓与呼。协会进行法人登记，这是一个机会。我们愿意逐步实现自身的转型。让我们共同努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