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到八宝山向朱述新遗体告别。

    老朱是我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学，比我高一届。毕业后，他分配到张家口日报，好歹算对口。我则分配到安徽一个部队农场锻炼。记得一次春节回京，和同学夏晓林一起去看也在北京的老朱，他说正在设法往北京调。我和晓林也蠢蠢欲动，想到人大新闻系“回炉进修”。他1975年如愿调到新华社北京分社，我们则一事无成。1978年，我和晓林都考取了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生，而他已经是资深的新华社记者了。

    朱述新离开新华社后，先后在北京出版社、北京日报工作，担任的都是一把手。他的能力很强，把两个单位都搞得风生水起。我们平时交往并不多，但在一些场合，也会碰面。有一次，是在一场大变故之后，他见到我，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并鼓励说，你文笔好，闲了正好写东西。

    前几年，听说他做过一次大手术，身体不好。有一回在一位同学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他，果然已是步履蹒跚，老态毕现，但没想到，才66岁就走了。联想到当年和我一起看望朱述新的夏晓林，居然已经走了13年了，不禁怅然有失。

    10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是写给夏晓林的，只给了佳木，未曾公开发表。现在一并贴在这里，作为对已逝去的老同学的怀念。 

晓林，你在天堂还好吗？   

    转眼间，晓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我总想写点纪念文字，没想一拖拖到今天。

    我和夏晓林是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学，在大学关系并不密切。那几年正革文化的命，学校乱糟糟的。开始我们因观点不同不是一派，后来又都逍遥，来往不太多。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河北一个县的农村教书，我分配到安徽一个县城当宣传干事，天各一方，不通音问。有一年回北京探亲，竟在街上邂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见何况曾同窗。以后只要见面，总要借几杯酒，浇满腹愁。

    1978年政治气候回暖时，我已借调北京工作。记得有一天，他满头大汗地跑来找我：“听说了吗？恢复研究生招考了！”我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他问我怎么打算，我说：“再作冯妇！”于是俩人拊掌大乐。考什么专业呢？倒有点踌躇起来。不久前，我们曾谈起邹韬奋，都很崇拜，还想共同写一部邹韬奋的电影剧本——那就考新闻史吧。有一位名人说，命运有时在喝茶或吃酒时决定，此之谓欤？

  我俩都顺利地考上了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中国新闻史专业研究生，但是我后来转了行，他也没研究邹韬奋而研究了张季鸾。毕业后，他留在新闻研究所，我分配到人民日报，前后院，常常见面，真正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晓林是很想当记者的，他的文笔也好，但终于搞上了研究工作，这大半是因为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在大学时，他就得过肝炎，脸色苍白，人比黄花瘦，背还有些驼，但他却比谁都有艳福。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宿舍看书，忽然小弦切切，好多人都跑出去看。我不明所以，也拉开门往外瞧。原来是晓林和一个姑娘说笑着走过来。那姑娘明眸皓齿，落落大方，看得这帮小王老五一个个眼睛发直。原来这姑娘就是晓林当时的女友后来的爱侣吕佳木，中国音乐学院学钢琴的，现在中央电台工作。那时谈恋爱的还不多，不像现在，刚进校门就出双入对。不少同学纳闷：这小子病病歪歪，怎么这么快就勾上个大美人？

  念研究生不久，晓林就选择了张季鸾与大公报作为毕业论文题目。选定前，他问我：“选这个题你觉得怎么样？我还得请你帮忙，你跟高老说说。”他说的是我岳父高集，大公报的老人，还是张季鸾的内侄，我当然愿意帮这个忙。那时，思想解放的暖流刚刚融化极左思潮的坚冰，打破人们对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成见，是很需要一点理论勇气的。他的论文在刊物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有人反对他的观点，更多的是称赞他打开了一片禁区。我后来和他开玩笑：“你怎么背叛了邹韬奋，投奔了张季鸾？”他说，“对邹的研究已经不少，而且已有定评；对张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这很不公正。”现在，研究张季鸾和大公报的文章、专著已经很多，而且再看晓林的论文，也还有“左”的思想的影子，但在当年，晓林可算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因此还被推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和张季鸾研究会副会长。

  后来，晓林干的工作比较杂。他参加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的新闻媒介》、《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改革开发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撰稿，长期参与《中国新闻年鉴》的组织和编辑工作，1983年、1984年、1985年、1992年、1993年的《年鉴》，都浸透了他的心血和汗水。那几年，同学们当官的当官，出国的出国，出专著的出专著，他的心理一度有些不平衡，有时找我聊天也发过牢骚，还想调动工作到报社当编辑或记者，终因种种原因未果。可是，牢骚归牢骚，一旦干起工作来，他还是那么认认真真，勤勤恳恳，一丝不苟。有一段时间，他还担任了新闻所的工会主席，为职工的吃喝玩乐操心，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优秀工会干部。

  晓林是1995年发现患了肝癌的。他在医院动完大手术后，躺在洁白的病床上，脸也白得像一张纸。他跟我说这事儿时，声音虽然低弱，却还像平常那么干脆利落，就像说别人的事儿：开始发现时多大，动手术时已经多大，什么时候出院，什么时候开始化疗……我背地问佳木：“晓林怎么知道啦？”佳木说：“那么精的人，这事儿瞒得住他吗？”

  我见过不少癌病病人，有的表面上也无所谓的样子，但一年半载都离开了人世，但晓林却整整活了三年！他住了几次医院，动了几次手术，我都记不清了，但我从未见过他有过任何的悲观和沮丧。他每次住院，都要照相，出院更要照相，还要和家人到公园去照。三年照的影集就有一大摞，都堆在家中的书桌、茶几或沙发的扶手上。我几次去他家，他除了忙着沏茶，削水果，就是让我看照片：有的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有的剃光了头，脸上还留着做化疗的印记；有的安静地坐在朋友中间，有的侧卧在草地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他永远那么乐观，对战胜疾病有着十足的信心，像孩子一样憧憬着重新开始生活。他还总是嘱咐我：保重身体，仿佛生病的是别人，不是他。

  有一次，我接到他的电话，约我晚上去公主坟附近一家饭店吃饭，我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没事儿，就是想见见老同学。到饭店后见几个老同学都到了，他正陪着大家聊天，才知道确实什么事儿都没有。他为我们要了好多菜，还一个劲儿让我们喝酒，而我印象中他连一口东西也没吃，说胃口不大好，只倒了一杯水，静静地看着大家吃，不停地站起来给大伙夹菜。他更瘦了，脸色也更坏。吃完饭，他又一一把大家送上车。那次，我有个不祥的预感。临走，我对他说：“我会常去看你。”

  最后一次见他，是 1998年9月18日下午。第二天，我要去山东出差，鬼使神差下班后就去了医院。

  他的脸、眼睛、身上都已经发黄，据说是黄疸随癌细胞全身扩散了。我俯身叫他时，他吃力地睁开眼，失神的眸子闪出一丝喜悦的光。我侧身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说了些安慰的话。只听他一字一顿地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接着，有些浑浊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又叫着我的名字，断断续续地说，太苦了，太难了。我很惊异，因为这是我在他生病后第一次听他说他的苦痛。那天，他的思维出奇的清晰，而我前一次看他，他已经深度昏迷了。他吃力但极有条理地说：“要是依着我，我早就放弃治疗了。我之所以活着，一是因为佳木，我亏欠她太多，西医、中医、这医院、那医院，哪听到一个偏方，千方百计也要找来；二是因为牛牛，这孩子心眼好，实诚，是我的好儿子；三是你们这些同学、朋友，对我那么好，希望我活着，我不能走，再痛苦也不能走，所以才撑到现在。但是，太难了，太苦了。”他歇了一会儿，又说：“你回来给我写幅字，小点儿，我放在枕头底下，想你了，就拿出来看看。”我点点头说：“一定写，一定写。”牛牛为我们照了一张握手的合影。我怕他太累，又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四天以后，我接到爱人电话，说晓林去世了，就在我去看他的第二天，9月19日的上午10点45分。我想起那天的情景，忽然憬悟：他一定知道自己就要远行，所以才会攒足了精力说那么多话，但他还是略施小计骗过了我，他说要我回来给他写一幅字，他不想让我出差时为他担忧。

  我匆匆结束采访，赶回来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佳木哭得泪人一般，她告诉我，我是他见到的最后一个朋友；我走后，他就陷入了昏迷，再没说什么话。她问我都说了些什么，她希望我记下来，因为那是他最后的遗言。我记下来了，在脑海里一字不差地记下来了。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太深，这是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对妻儿、对家庭、对友人无限眷恋的毫无伪饰的真实流露，即使是诉说哀痛，也直白，素朴，真挚，闪烁着人性的的光芒。

  那天来的人很多，除了亲戚，都是朋友，他的朋友真多。一些当了高官的同学也无一例外地赶来为他送行。当我向他的遗体鞠躬时，突然心里大骂自己糊涂：我怎么就没想到带一幅字塞在他的枕下呢？我的字虽然不好，可是他喜欢。他临走前对我的唯一要求，我没有满足他。现在，他去了，我难道不应该让他带着走吗？

  那天晚上，我悄悄地写了一首辛弃疾的《破阵子》——他最喜欢的诗词之一，又悄悄地烧了。我曾多次望着星空，无言地问：晓林，那首词你收到了吗？今天，我还要再问一遍：你收到了吗？你喜欢吗？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                                                         （写于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