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集的父亲在高集6岁时离开家乡到天津投奔张季鸾。两年后，高集也随母亲和哥哥迁居天津。

在老家时，童年的高集就常听长辈讲起姑妈姑父，说姑妈是大家闺秀，长得很漂亮，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但天生聪颖，熟读《红楼梦》，对红楼故事滚瓜烂熟。而姑父，是当今的名人，国学底子很深，以后留学东洋，学贯中西，写文章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母亲还说过，男孩子就该像姑父那样，才能给家乡长脸。高集幼小心灵里，早就对姑父十分景慕了。

当然，真正了解姑父，是在高集长大以后。

张季鸾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回国的，他协助于右任办民立报。民国成立，于右任推荐张季鸾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他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这是张季鸾生平最得意的三件事之一（另两件是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50岁得子）。同日，他在南京向上海民立报发出专电，报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和孙中山就任的消息，这是中国报纸的第一份专电。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以后，张季鸾结束了短暂的从政经历，开始文人论政的生涯。他先后在民立报、民信日报、中华新报担任主笔或总编辑，撰文激烈反对袁世凯复辟和段祺瑞卖国，曾被当局两度逮捕。1925年，中国最著名的报章大公报因经营不善停刊，次年张季鸾和老朋友胡政之、吴鼎昌一起接办大公报，这就是新记大公报。

张季鸾是位伟大的爱国者，只是爱国的方式与众不同。他一不搞实业，二不当官，三不加入任何党派，只以一介书生的身份，贡献言论，“以文论政”，“新闻救国”。1926年6月1日大公报重张之日，他就在社评《本社同仁之志趣》中，郑重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从此主持大公报笔政达15年之久。据统计，从辛亥革命时办民立报到1941年去世，他大约写了3000篇文章，绝大部分是社评。这些文章，无一不与中国的前途、命运相联系，无一不渗透着张季鸾的情感、才思和诚悃。

高集8岁那年，和母亲、哥哥一起到了天津。当天，天色已晚，父亲把他们接到姑父家暂住。姑父家在罗斯福路四面钟附近。高集问姑妈能不能见见大名鼎鼎的姑父？姑妈告诉他们：“姑父不在家，上报馆了，明天再见吧。平时，你们可不敢大声说话，姑父身体不好，晚上做夜班，上午要睡觉的。”

第二天中午，姑妈见了高集，说，姑父要见你们，快去吧。高集和哥哥高之侠轻手轻脚地踅进门，只见一个身材瘦削、面目清癯的老头儿坐在一把圈椅里，很和气地说：“来了？昨天路上累不累？”又问他们几岁，上什么学。他们站得远远的，怯怯地回答了，并不敢靠近。姑父笑嘻嘻地对姑妈说：“你跟娃儿都说啥了？看把娃儿吓的。”

在高集的心目中，姑父一定是个西北大汉，威严、伟岸，声若洪钟，没想到姑父却是如此和气、说话声音不大的小老头儿，其实，那时的姑父也才40岁。以后，高集在午饭或晚饭时偶尔能见到姑父。这时，姑父会抬头招呼几句，然后埋头吃饭。多数情况下，高集和哥哥不敢打搅他，转身就出去玩了。

张季鸾喜欢京剧，更喜欢昆曲，戏院里有他的专座，看戏就是他最好的休息。他常和高集的父亲一起去戏园子。有一次，还把高集也带上了。看完戏，他就径直坐包车去报馆。

高集的父亲后来挣了些钱，在外面买了一栋小楼，搬出了张宅。每逢春节，他们都要到姑父姑妈家拜年，姑父总是很慈祥地摸摸两个侄儿的头，让姑妈给每人两块钱。即使过年，姑父也很少休息，吃完年饭，就匆匆离去，似乎从没有和大家一起守过夜。

高集知道姑父是办报的，也知道他是写文章的，但为什么非要在夜里写呢？他怎么也想不清楚。也许这点小小的好奇心，播下了一颗种子，十多年后，终于在他的心田发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