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时间到了，我和战友小姜一起探家，踏上了龙镇直达沈阳的列车。车厢内人声喧杂，狭长的空间里弥漫着廉价的烟草味、香水味以及汗泥味。我和小姜好容易找了位置坐好，闲谈了一会儿。这时天近傍晚，晚霞似乎还留恋似地竭尽全力地放射着绯红的光辉。
    外面渐渐地黑下来，小姜便叫我先睡一会儿，这是我们事先约好了的，轮流“放哨”休息。因为听已探家归来的战友说，火车上特别乱，骗子小偷像影子似的不离左右。
    从戎三年，初次探家，心情兴奋得难以入睡，但一想到后半夜还有放哨的任务，只好把头埋在臂弯里，不知不觉竟真的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小姜把推醒了，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抬起头，车厢里光线很暗，外面黑漆漆的，只有列车在有节奏地运行着。
    小姜说：“快到哈尔滨了，你放会儿哨吧。”之后他又附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说：“你注意点儿左侧对座的那个女的，东张西望的不像个好人。”说完后他就伏在桌面上睡去了。
    我有意地向左侧看了看，天哪!她正注视着我。这是一个穿着入时的女郎，身着一件乳白色的无领毛衣和一条赭石色的呢子裙，浓黑的长发在脑后随便地梳成一根辫子，她的眼睛很美，可此时，并不明媚，似乎闪着几分哀怨、几分焦虑、几分愁绪，或者说是其它的什么东西。这样的目光仿佛能把周围的一切都拉过去。我赶紧转回头，不敢再看她了。
    我从挎包中翻出姬小苔的个说《野菊盛开时》，小说很吸引入，“女广告人梁棠欢和她五岁的儿子被绑架后，在郊外的木房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刚看到这儿，我忽然感觉到那个女郎站起身走过来，竟然和我对座的一位农民打扮的中年人调了座。我的睡意一下子全飞了，我合拢了书本，直了直腰，决定加强防范。
    “解放军同志，是探家吗?”她终于开口了，声音虽小却非常清晰。
    “是”。
    “当兵几年了”?
    “三年”。
    无论她提出什么问题，我都满怀敌意，只作简单回答。她与我委碗了半天，最后终于说出了正题：“我的钱包、车票在上车后被偷了，你能否借给我一些钱，我回去后会寄给你的。”一个姑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不论是真还是假，都需要勇气。她说完后脸颊飞上了两朵薄薄的红云，同时也轻舒了一口气。
    我笑了，也许我的笑有些牵强附会。对这类听得过多的荒唐故事让她讲得滴水不漏。我明白，现代的骗子，他们的手段、骗术高明得很。我们连有个战士到海南出差，在列车上，有一个编织毛衣的温柔娴淑的女人同他邻座，可是在他一觉醒后发现随身带的三百元钱竟不翼而飞了，对座除了一对老两口和一农民外，均无可疑之人，他没有作声，悄悄地来到车长室。
    当车长和乘警到来后，准备把这几个人带往车长室时，那个女人把毛衣扔在了桌面上，车长说：“都带上，你不怕丢吗?”而这女人的异常动作引起了车长的注意，他迅捷地抓过女人的毛衣，用刀挑开，钱从毛衣的夹层里面散了出来……
    虽然这个故事不泛离奇的色彩，但是，遇到这类事我还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个女郎不是偷钱，而是张口要钱。
    我偷偷地看了一眼还在酣睡的小姜，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办好，难道对她说我没有钱吗?活了二十多岁，我还没有说过谎，面对困境中的求助我也不能说谎。她注视着我，笑了，笑得很凄惨。我的心一紧。她又说：“你会认为我是骗子吗?”这句话使我涨红了脸，不知为什么，我竟脱口而出：“伍拾元够吗?”她的眼睛立刻闪现出兴奋感激的光泽，这样的目光远比说上几十句的“谢谢”让我放心，因为我没有在她的眼里窥到一丝贪婪欲的满足。她说：“够了，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接着她又非常真诚地要我把地址留下。
    我说：“算了吧!”怎么说，她也是个漂亮的姑娘呀！
    在她的再三催促下，我只好写下了地址。
    车到三岔河的时候，已是清晨了。我推醒小姜，和姑娘说了声“再见”就下车了。路上，我忍不住把这件事告诉了小姜，很想听听他的意见。小姜听完后竟大笑着说：“哈哈，没想到，世界上最大的傻瓜就是你，骗子最爱骗当兵的!大兵是练射‘助人为乐’的活靶子。”
    我心如静水，难道我刚才只是为了她那凄惨的一笑吗?我想只有一个人真正陷入困顿之中才会那样的痛苦。假如我真的被骗了(我心里多么希望她不是骗我)也不后悔，因为我终于也被‘助人为乐’射了一箭。
    与亲人团聚后的喜悦，把这件不快的事渐渐地冲淡了。
归队后，忽然有一天，通信员送来一封对我的表扬信和伍拾元的汇款单，我拿着单薄的汇款纸，眼前似乎又浮现出那个姑娘凄惨的一笑，心中有一股亦苦亦甜的潮水直逼向眼睛，我是被人世间的这份真诚感动了。

（创作于1989年在部队服役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