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引《第一财经日报》28日的报道，据有关知情人士披露，截至2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达8537亿美元；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月底，该国的外汇储备为8501亿美元。这意味着，我国的外汇储备总体规模至此已超过日本，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与之相关，一个多星期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京表示，今后我国要进一步扩展外汇资金运用方式，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的声音。她的这一言论迅速引起众多学者、媒介的高度关注，各方人士普遍推测说，此举多少隐含着“官方在为我国外汇储备超过日本之实制造先期舆论”的成分。

事实上，关于我国外汇储备将超过日本的判断早就流行于学界。笔者年前曾就此话题与央行研究局的一位学者探讨，他当时表示“近三年多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一直没有明显减少的趋势，迟早会超过日本的”。在今年的“两会”前夕，一位在美国从事金融研究的专业人士在网上与笔者交流时则判断：“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超过日本应该是‘两会’期间的一个热点问题”。

应该说，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并非什么超乎意料之事。对此，我们需要的如何去面对和化解这个事实所可能带来的种种压力。而我们不难看到，一个近来颇为流行的现象是，就在人们关注外汇储备规模与日增加的同时，不少知名学者却屡屡提出“我国外汇储备按人均计算并不多”的观点。

笔者以为，当前单纯地从数量级上去比较中日外汇储备人均比率并无多大的意义。毕竟，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如果按美元计算）它的GDP是我国的两倍，其外汇储备与GDP之比（或者说人均外汇储备与人均收入之比）却只是我国的一半。加之日本在过去十几年间经济长期萧条，使得其政府得以接近零的利率在其国内发行日元债券，转购较高利率的美元资产，而无通货膨胀之忧。而我国在过去一二十年间经济高速发展，情况与日本截然不同。

换言之，诸如上述种种比较并不能“掩盖”我国外汇储备过多、以及由此而反衬出的国内经济持续失衡的现实。笔者认为，吴晓灵副行长近日提出的“藏汇于民”等一系列观点有着深远意义——其政策深意在于，央行会加快资本项目改革，在健全外汇市场、丰富外汇投资领域和投资品种上做文章。

在就此话题展开的深入交流中，不少专家告诉笔者，他们理解的由“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的思路转变，即意味着原本由国家来承担的外汇风险，今后或将通过某些方式逐渐变由民众、市场来共同分担。

对此，一方面我们可以预期的是，“藏汇于民”之提法若果能付诸现实，有助于“藏富于民”，增加民众私人财富——根据上海某机构最新的一项民调结果，已有25.9%的受访上海市民看到了“藏汇”的前景，并打算将自己手中的部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等外汇。而笔者认为，另一方面，在官方呼吁民众与市场参与承担“藏汇”风险需要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要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外汇市场，且这个市场上要有多样的风险对冲工具，但很明显——我国当前的外汇市场还不发达。

值得不提及的是，多年来，不少研究人士一再提出在外汇不断充裕的前提下，我国很有必要积极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放宽企业和个人用汇自由度，放宽其外汇账户的限额，逐步向自愿结售汇转变。也有不少学者较早就曾提出了一些“藏汇于民”的具体方式，譬如在国际储备中保持8%到10%的黄金储备，不仅有利于抑制外汇储备缩水，而且更有利于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如，建议用超额储备建立“战略发展基金”，或用于对国内的基础设施、自然资源、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或用于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重要影响的行业进行战略性海外投资。

然而，类似种种理论上既能藏汇于民，又能分解汇率风险，还能便利企业和个人经济活动的观点大都没有能在实际操作上显现身影。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政策执行层面推进的力度不够大。

颇令人遐想的是，为了继续调整“宽进严出”的外汇政策取向，今后相关部门会否设法解决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政策源头？与此同时，为了达到有序可控地拓宽资本流出、入渠道，政策层面在对外投资、构建完整的走出去外汇管理促进体系方面是不是定然不断发力？——但愿随着这些疑问的逐个破解，我国的外汇储备难题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棘手。

http://news.sina.com.cn/o/2006-03-29/09498557010s.shtml
（南方日报）“藏汇于民”化解高外汇储备风险还欠火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