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典当业这一“准金融行业”的管理上，商务部曾明确表示过禁止外资经营典当业。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历来是国内的惯有操作手法，在类似的禁止准入政策下，很多企业都采取绕行的方式进入政策限制行业。

日前，香港上市公司黄河实业宣布，修订其入股内地典当公司北京顺通100%权益的方法。黄河由原来通过委任代名人直接持有顺通，改为认购顺通授予的10年期认股权，黄河以提供技术换取顺通的经济收益，认股权代价仍然为2000万元，与原来交易金额相同。对此，熟知内地法律的香港律师方和指出，目前内地并无对这种认股权及承包协议做出明文规定，但境外公司早已普遍使用这种方法参与内地一些未开放的业务。

事实上，除黄河以认股权方式进军典当业外，香港上市公司盈科保险，也于今年6月通过购买内地的生命人寿保险公司5.08亿元零息可换股票据，已变相获得入股该保险公司22.1%权益的机会。

随着金融手段的日新月异，中国大量的市场准入限制，在变化多端的收购方式下显得很无力。类似金融市场中的曲线进入市场，绕过准入限制政策，在其他市场领域也普遍存在，如汽车生产牌照、汽车企业控股权、手机生产牌照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都存在大量的曲线进入市场的案例。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中国政府普遍限制这种“绕道”的市场进入手段，这将对外商投资造成广泛的打击。而如果不限制，市场准入限制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可言。换言之，在发达的金融手段越来越多、并购手段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原先建立在准入限制基础上的市场监管体系，必须加以改变，原先的管理思路已跟不上市场的发展和需要。

现在我们的监管体系总是担心开放之后的风险，于是简单地采取准许限制，结果反而导致形成各种灰色的、地下的市场，并成为监管真空地带。这些市场也会因为其缺乏监管与规范，波动剧烈，威胁经济发展的稳定。因此，完善监管的另一重意义即是加大市场开放，将监管的思路从准入限制，调整到准入许可的基础上来。正如我们过去所指出的一样，改革就是开放，开放就是改革。如果当前监管体系不能适应开放的要求加以改变，最后就会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也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