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只家雀又飞回来了
(2009-03-09 11: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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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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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雀
教鞭
山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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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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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只家雀又飞回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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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节,还有10分钟下课。
我抬腕看了一下表,默默的想着。右手下意识地捏起了教鞭,霎那间,象抬起楼似的读书声嘎然而止,孩子们一下子坐直了身子,垂下了双手。我一惊,心头掠过一丝不快,但立刻就明白了是教鞭在起作用。是啊,孩子们对这个动作太熟悉了。不过,平时我总是把课桌敲得当当响,教室里才会安静下来,今天,不,也不是今天,从打孩子们知道了我要调走的消息后,动作一直都这么迅速,这么整齐。
出奇的静。能听得见手表秒针的嚓嚓声。院中小杨树上两只家雀,大概受不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喳喳叫了几声,扑棱翅膀飞走了。
照以往的习惯,我该给学生们布置作业,或是再讲讲假期中应注意的事情。然而现在没有必要了,明天就要离开这儿了,也许是永远离开这儿了。我将在这个假期度过新婚蜜月。新学期开始,将在新的学校开始新的生活。我曾经梦见过那平顶柏和花坪簇拥着的白色教学楼,阳光充足、宽敞明亮的教室,画着圆圈和直线的操场,高挺着胸脯的篮球架。我还梦见过和他挽着手漫步在公园的柳荫、荡波于人工湖上的小艇。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幻想,而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为啥不呢?难道我还不应该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小家庭?难道我在这偏远的山沟,在这低矮、灰暗的小教室里呆了6年还没呆够吗?是这里的红果、柿子比城里便宜,还是留恋一边批改作业一边煮饭吃的苦尼姑式的生活?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具备继续留在这里的理由。何况为了把我调进城,他曾经费过多少周折,等了多长时间呵。就算我们俩平凡的小人物不是雄鹰,也该比得上一对小家雀吧。明天,我也要展翅高飞了。
一切都不成问题了,别离感情上的高潮也过去了。昨天一整天,村里的男男女女走马灯似的一拨儿又一拨儿挤满我的宿舍。有的拿来了成砣的柿子,捧着逐个用手挑的红果、核桃,把我仅有的两个大网袋和书包塞得鼓鼓的。几个年轻的大嫂(准是山妹妈的主意)合伙凑钱买了一条红得有点俗气的拉毛头巾,说是从来没见过我穿红戴绿地打扮过,结婚得有点儿红的,讨个吉利。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冬锁的奶奶,竟送来一个用各色布头精细拼成的漂亮小围嘴儿,弄得我脸直发烧。然而这些礼物,不收是不行的,山里人不象城里人那样靠耍嘴皮子送礼,他们要给你,就是实心实意的。就这样,冬锁奶奶还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记住喽,明年有了外孙孙,千万头一个把这围嘴儿戴上,保险他长命百岁。”这个慈眉善目的老接生婆,别看说话不讲方式,心眼可好着呢。幸亏别的大嫂们还没说使我难为情的话。也没有人挽留我不要走,不然的话,在感情上会受不了的!
真是的,我有啥理由拒绝他们的挽留和接受他们这些礼物呢?不就是教他们的孩子学“bpmf……”吗?可是这6年多光景,我欠下乡亲们多少情。当他们得知我失去双亲时,不要说逢年过节不让回“家”,就连平时哪家有点儿喜庆事儿,也非把我请去摆在炕尖儿上不可。记得去年春节,有几家为请我吃饭,竟弄得急扯白脸的,有的户把菜都放坏了。
我总感到好象欠了他们点儿啥。然而现在要走了,要离开他们了。这里的人们却没有一个说一句挽留的话、不该走的话,似乎我走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就象父母对一个即将出嫁的闺女,无论多么地心疼、舍不得,也还是硬忍着不说出那句“你不能走”的话。他们是那么关心我,那么看重我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就象现在我无意间捏起的这根教鞭,孩子们立刻就当成一种庄严的信号一样。
秒针嚓嚓地响着,教室里还是那么静。我的目光不由得又扫了一遍这小小的教室,6年多来,不知多少次用这样的目光扫视过这里,但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感到亲切,感到依恋,感到难割难舍。一双双大睁着的大眼睛直直地似乎还带着茫然地望着我,表情是那么地严肃而专注,眼神里又都闪现出恐慌和期待,仿佛随时准备着举手站起来,回答我的提问,或是等待我讲些什么。特别是看到冬锁那笔管条直的坐姿时,不知怎么,我的眼角很快地扫了一下手里的教鞭。冬锁,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个孩子聪明而又顽皮,尤其喜欢画画。以往上课,他放在背后的两只小手,从来就没有个闲着的时候,不是用指头编小兔子,就是在脊梁上练蜘蛛爬,逗得后面的学生笑。别人做作业,他偷着瞎画,直到该收作业了,才歪歪斜斜地划拉完了事,气得我不知撕过多少次作业本。有一次,冬锁没发现我到了跟前,还在桌子底下画“老鹰抓小鸡”,教鞭啪的一声敲在了桌子上,细长的柳木棍儿成了两节儿。我气呼呼地训斥:“今后你不把作业写规整,我要叫你升学,就不姓王。”说也怪,那天冬锁的作业写得整齐极了,跟铅印的差不多,比一贯优秀的山妹写得还好。照理应该盼个“甲上”,可又一想这仅仅是开始,得防止他骄傲,就判个“甲”。谁知第二天,冬锁的作业不但比以往的更乱,一角儿上还画了个手举教鞭的女的,两条小辫飞上了天,身子向一边斜着。
我拿着作业本就奔了冬锁家。一进院,就听见冬锁爷爷在训斥:“你咋在作业本上画老师?”“老师有偏心眼儿,就画!”冬锁毫不服气。“你说,老师咋儿有偏心眼儿啦?”“我比山妹写得还好,凭啥给我甲,给她甲上?”“胡说!”“爱信不信,反正我不上学了。”“你敢?”“上也白搭,老师说,我要升学,她就改姓。”冬锁伤心地哭了。真没想到,无意间说的一句话,却伤害了一个幼小的心灵。这是失职、是犯罪,我真想冲进去,向他赔礼道歉,抹去冬锁脸上的泪花。然而我的两只脚却一动也不能动。直到老人出来才把我硬拉进屋。
冬锁的爷爷70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粗大的手掌一用力,能把两个核桃捏得粉碎。只是记忆力不大好了。那年来过一回逐户逐人包教最高指示的工作组,三个人教了一天,硬是记不住语录,老是年成“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唯有罪受。”气得那些人干着急没办法。直到那天晚上,老人才笑着对我说:“我是故意气他们。让大文化人跟睁眼瞎一样捋锄杠,那不是馅饼抹油,白搭吗?要跟你这样,把能耐教给孩子们,那还叫很有必要呢。”
第二天早上,老人亲自把冬锁领到我面前,把一根新的柳木棍—就是现在的这根教鞭,递到我手里,感情真挚地说:“王老师,我把孩子托给你了,你得把他管得跟这根棍儿似的,千万别出杈(差)呵。”我看看站得毕恭毕敬的冬锁,看看微微发颤的老人,又看看修磨得光亮的教鞭,心里好悔呀。他们是那么的信任我,信任得连缺点都当成了优点。昨天晚上,跟冬锁爷爷告别时,老人拄着棍子送了一段又一段,后来竟意外地说:“闺女,大爷求你跟上边说说,派一个好点儿的老师来,象你这样的就中阿。你知道。眼下咱们啥也不缺,就缺文化呀……”老人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天呐,我都做了些啥呀,竟得到老人这样的信赖和夸赞。刚才上课前,冬锁忽然问我:“老师,是因为我爱乱画,您才走吗?我往后不画了,还不行吗?”他委屈地低着头,显然是挨了同学们的埋怨。望着冬锁,我心里别提有多不好受了,很想安慰他几句,告诉他,新老师也会关心他,培养他学画画,可一个字也说不出。如果能说“我还会回来”,那,孩子们该高兴成啥样子呢?乡亲们还会那样愁眉不展吗?乡亲们是那么地需要我,现在我要走了,却把他们最需要自己贡献的,原是属于劳动人民的文化也带走,对得起谁呢?
我忽然感到自己简直就不如屋檐下的两只家雀,它不管飞得多高,跑得多远,可到了晚上也还是飞回来,从不嫌弃这个窝的低矮、灰暗。难道我……
我抬起头,无意中发现那两只家雀又飞回来了,在院中的杨树上,欢快地喳喳叫着……
《苍生文学》199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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