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谨防刑不上富人
              丛心开史转蓝山

    重伤以下、比较轻微的刑事犯罪，被告人通过经济赔偿、道歉得到被害人谅解的，可以减轻甚至免除自身刑罚。昨天，北京市一中院首次出台《关于规范刑事审判中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通过调解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对已悔悟的被告人给予宽大处理。（7月25日《京华时报》）

                  制图： 唐春成

      正是依据这个《指导意见》，先前因打篮球发生争执的祁某与小君才达成和解协议，握手言和。前提是，将小君脸部打成轻伤被告人祁某表示认罪悔罪，并主动赔偿小君经济损失1万元，而且得到被害人小君的谅解。这样，法院做出判决，祁某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 一个皆大欢喜的法律结果，一个随之而来的无法回避的话题——“刑事和解”是否意味着可以“消财免灾”？

    对此，一中院副院长陈锐的解释耐人寻味，称这是对法院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误解。他强调了构成“刑事和解”的两个硬件：一是当事人都自愿；二是须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否则即便被告人方面想花钱摆平，却无法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便无法得到减刑或免刑。此番话语可以理解为：在“刑事和解”面前，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在当事人双方都自愿的基础上，在被害人表示谅解的前提下，离开金钱，恐怕也是不可能的。这就不免让人疑惑，不差钱的和解显然容易达成，而差钱的和解即便万事俱备，只因被告一方差钱，难以偿付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那“刑事和解”也是没准的事情。也就是说，“刑事和解”在实际操作中究竟会成为生效的法律判决，还是一直空文，某种程度上，绕不开穷与富的关口，无法避忌能否支付得起金钱的现实。
   
    当然，”刑事和解“并非因为和金钱扯上关系，就一无是处。相反地，这种司法审判的创新，恰恰反映出法治文明的进步，既契合了和平、和谐、和睦的普遍向往，又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所以，”刑事和解“被德国、法国、日本、新西兰等很多国家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
    而在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毕竟只处于萌芽初创阶段，尽管北京市一中院的成功判例能够显示这一制度可行性，但却无法说明这一制度已经具备实施的必然性。尤其要慎重的是，如果”刑事和解”无法理性绕过金钱的关口，撇清穷富差别与法律判决结果的关系，最大程度减少司法弊端和避免风险，那么就无法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时机和具体做法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