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的发祥地——武垣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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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永发
按:偶见有名叫“脑袋被驴踢了”的网友看了我的两篇拙文后,在“河间吧”发《对肃宁网友引用《近古堂记》证毛公与诗经的看法》一文。感谢对笔者文章的关注,感谢对笔者文章提出的批评,感谢对笔者文章错误的纠正。但作者的一些看法,笔者不敢苟同,故作如下答复,诚请交流。
偶然发现新浪博客有如下两篇文章。
汉河间献王博士毛公墓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5fe30a0102vgde.html
诗经的真正故乡
对于君子砖的看法,我于2013年即梳理过,认为将《诗经》与墓砖联系起来,讹误只是时代局限,包括清人、近人。
按:将《诗经》与墓砖联系起来,确是讹误。说肃宁出土的君子砖是墓砖,需要作者拿出令人心服口服的证据来。
此文提出了一个证据,家铉翁《则堂集
对此我将回复一下,给我留着二楼,明天再打。
首先说,《诗经》是一笔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文化遗产,刻意夸大某县某村是发祥地、故乡,太可笑。
本地区对《诗经》的猜想,来自《毛诗》——西汉时毛亨、毛苌对《诗经》的辑注。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对毛苌在哪格外感兴趣,虽然已经两千年过去了。
按:
毛诗指西汉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和注的古文《诗》,也就是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总集(或谓乐歌选集),从大约公元前6世纪编定成书到如今,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诗歌的光辉起点,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与鲁诗、韩诗、齐诗相比,毛诗后来居上,盛行于世,而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是“毛诗”。
《诗经在河间》之《汉君子馆砖谈薮》有如下一段话:
毛苌在公元前155年至前129年间,有幸被汉河间献王刘德尊封为博士,并在献王于河间修建的日华宫及君子馆里讲经授学,使诗书之泽广润四方学子,并遗荫至今。所以我们今天称河间为“毛诗的发祥地。”
那就把《诗经的真正故乡——肃宁》改为《毛诗的真正故乡——肃宁》吧。可笑与否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毛诗也是“一笔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文化遗产”。
肃宁网友对于君子砖的叙述,看得我一头雾水,不知他要谈什么,似乎他在证明河间这边拿君子砖做诗经的猜想,拿得是墓砖,而肃宁的君子砖则是君子馆砖(盖房?)。这是错误的看法。清代肃宁人苗先簏捡拾的君子砖,对应了河间君子馆传说,拿来命名,提高身价,反而证明河间君子馆传说存在的客观事实。但不管如何,在高阳石庄(大概这村)古墓出土君子砖后,君子砖与诗经的关系已成为阶段性论述。这应该是一个共认。
按:这是不是等于说,甲姓张,乙姓张,丙也必须姓张?不姓张也得让他姓张。这逻辑是不是有点霸道了!
并且,君子砖可能是东汉晚期至魏晋时物。这个问题已经厘清。
(按:“所以上面两篇文章大量文字谈及君子砖,不再理会。”????)
按:1.《苗氏说文四种》(苗夔著)载:“夔家藏君子砖五块,皆汉隶书,又‘君子长生’、‘君子大吉’砖各一块,独‘君子长生’砖腹下有‘甘露二年钱文印’。”
“甘露”的年号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分别是三国魏,三国吴和西汉。三国孙吴的甘露年号可以排除,吴国不曾有北方领土。而据研究者对君子馆砖的考证,君子馆砖“各砖之文,浑古简劲,皆在篆隶之间。”“砖文双钩者甚希,而‘子’下多一钩,篆隶古法,亦罕见。”(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君子馆砖上的字体介于秦小篆和隶书之间;而三国魏期间的字体已经发展到楷书的初始阶段,如三国曹魏时期钟繇的楷书。那么甘露二年显然是西汉的年号。
2.“君子砖可能是东汉晚期至魏晋时物”——既然是“可能”,“这个问题已经厘清”就令人费解了——厘清还是没厘清?
请看学者对君子砖的研究:
君子砖的“历史”
在西三条(北京——笔者注)鲁迅故居的南屋会客室里,东边墙角有一个黑色三角形四层木几,上功立着一块高22公分、宽32公分、厚6公分灰色扁方砖,其一角已缺损,砖上刻有“君子”二字,另端刻有花纹。此砖的质地、形状和色彩与一般所见的砖均不同。此系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建筑“君子馆”时特制的砖。刘德礼贤下士,曾筑馆招待知识分子,以帮助他整理古代典籍。刘德是景帝的儿子,公元前155年封为河间王。《汉书》曾载:“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清《三辅黄图》亦载:
“河间献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后人在“日华宫”中的馆内,发现所用的砖,均有“君子”二字,因而将此砖定名为“君子馆砖”,而该馆又被后人称为“君子馆砖馆”。清同治元年张星鉴曾写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记》(此书现存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近代河间人李濬之也曾写有《君子留真谱》,对此均有记载。此砖鲁迅得于1924年,在9月10日的日记上,记有:“齐寿山为从肃宁人家觅得‘君子专,一块,阙角不损字,未定值,姑持归,于下午打数本.....(本文共计1页)
http://s5/mw690/001euRCOgy70GZ975Dmd4&690
3.
4.
不知作者对“日华”砖作何解释,也是墓砖?
(以上内容,拙文《汉河间献王博士毛公墓考》、《毛诗的真正故乡
大家知道因为《毛诗》原因,所以肃宁网友试图推断毛亨墓、毛苌墓在肃宁,提出以下的依据:
1.武垣故城在河间瀛洲镇西30里;
2.家铉翁于南宋末还看到了汉献王博士毛(苌)公“高冢犹存”;
3.毛苌墓高于毛亨墓,因为毛苌被刘德立为博士,有官封称号,毛亨则没有,所以封土比毛亨墓要高;
4.冀中的丧葬风俗,先人的墓地确立后,后葬者依辈分由北向南依序葬埋。毛苌的辈分晚于毛亨,所以要葬在毛亨的南面
这四个观点,先说第四个,说实话,要是单看此一条,懒得关注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说法太没节操,两千年的时间间隔,拿今天的风俗去对应西汉风俗,这逻辑还有什么值得辩驳的啊。包括第三个,对比今日封土高度,也是逆天了。
按:1.别着急,别上火,有话慢慢说。“今天的风俗”不能对应“西汉风俗”,作者道个原委方不失“节操”。
所以关注点在家铉翁《近古堂记》:
暇日考订,乃知汉大儒毛公,尝为河间献王博士,葬于郡西三十里,高冢犹存。而属邑广川董子之里,千有余年,诗书气脉……
肃宁网友的观点认为这是宋家铉翁撰此文于景炎三年——1278年,时间错误。
家铉翁的资料自行看百科补充,不述。我来证明一下这个时间错在哪里。
肃宁网友对《近古堂记》中“岁戊寅,自燕徙瀛,三阅寒暑”这句解读为:由此可知,此文撰于景炎三年,1278年。
根据家铉翁资料来推测戊寅年,对应1278年是对的,这一年对于景炎三年也有道理,但是须知此年号是南宋残部使用的,属于宋端宗这个小孩子的朝廷。家铉翁为什么北来,跟随宋恭帝去上都觐见元世祖。不得不说,南宋已经亡国了。
这一年对于元朝统治者的年号是至元十五,但是问题在于,家铉翁撰写《近古堂记》是1278年吗,当然不是,“岁戊寅,自燕徙瀛,”这只是他来河间的年份,后面还有一句“三阅寒暑”,这么明显也看不出?看过三次寒暑季节变化,此时又过了三年者也。
所以,家铉翁撰写《近古堂记》是1278+3=1281年,对应年号元至元十八年。
(按:同意,感谢纠正。)
如果景炎三年使用还有一点南宋遗老遗少的想法,反对上边说南宋亡国,有商量,但到了1281年,就彻底的要用元代年号了。因为1279年崖山之役太著名。
所以,家铉翁撰《近古堂记》时在元至元十八年,而非南宋云云。
家铉翁《近古堂记》:暇日考订,乃知汉大儒毛公,尝为河间献王博士,葬于郡西三十里,高冢犹存。
看“暇日考订”这句,能解读出一条重要信息,就是没有郡人直接告诉他郡西高冢毛公墓,老先生考订出来的。换言之,这是这位宋遗臣,四川人,家铉翁的个人观点。
按:“葬于郡西三十里,高冢犹存”的结论,既然是“老先生考订出来的”,那一定是有文件、文书、文本之类的史料记载的。且史料的年头不会太短。如果当时今泊头毛三庄毛氏先人的族谱的源流中,有从武垣城迁河间境的记载,家铉翁的考订不是更可靠吗?所以即使是家铉翁的个人观点,那也是有根有据的。否则就无所谓考订了。“高冢犹存”是他亲眼所见也说得通,因为他与当时主政肃宁的官员(姓李,名舜臣,河间瀛洲人)有来往,且关系还不错。(见家铉翁撰《则堂集·巻二·肃堂记》,附后)所以,家铉翁考订毛公墓时,是否查阅了肃宁当时的史料,值得探讨。
家铉翁的学问当然很好,但是不要忽视南宋与元之间有一个金的存在。
对北方风物的认知如何,咱们看一个记载。
家铉翁充祈请使随宋恭帝、太后一行赴上都觐见元世祖,当时有记载的,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就是记录此一行程。在进入河间府以后,此书曾写运河岸边有梁祝坟墓,但是,整个沧州地区包括德州,有此相关传说吗?
按:这种类比似无意义,如果作者认为家铉翁的记载是错误的,应该拿出证明他错误的证据来。
最重要的一点,这位肃宁网友刻意(或者真的不知)为之,不提及证明毛公与河间君子馆关系的元代资料存在。当说到河间相关记载时候,总拿明代资料对比元代《近古堂记》。
那么,我们看看《元史·王思诚传》:“起思诚太中大夫、河间路总管。”“所辖景州广川镇,汉董仲舒之里也,河间尊福乡,博士毛苌旧居也,皆请建书院,设山长员。”
《元史·王思诚传》没有指出王思诚任职河间的年代。幸好河间境内挖出了一通元代石碑,碑文为大学士虞集撰写《增修潮海寺碑记》,碑文载:泰定初,以内史佥院王君思诚外补,丁卯夏六月,磁河水溢……
泰定初,泰定元年,为1924年,丁卯夏,则为泰定四年,公历1327年。
前贴得出结论,家铉翁撰《近古堂记》时在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我们可以算一算王思诚为河间尊福乡请建书院与其相隔时间。
脑袋被驴踢了:
2015-12-22
家铉翁撰《近古堂记》与王思诚任职河间相距43年,一个是个人观点,一个为官方行为,家铉翁的证据是不是显得无力了?
既使坚持《近古堂记》没有抄写刊行错误的观点,但我们要想一想,自从王思诚创建毛公书院之后,在本地区以后一切和诗经有关的事件,都在围绕毛公书院发生,包括历代官方祀奉。所以,明清以降,河间县专享其名,这已经是历史的文化的事实。
那么,元代之前尊福乡的资料呢,确切地说,元代之前史料,谁也没有,没有并不是不存在,而时间的长河里,资料佚毁。比如唐邢子颙撰《三郡记》,
1·
至于元朝廷批准没批准建此二书院,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
那么,这个“官方行为”,会比家铉翁的证据显得更有力吗?
下面的资料即是元代的资料,作者前面也曾提到的河间境内挖出的一通元代石碑的碑文。
据《嘉靖河间府志》载,元代至正年间,河间路总管王思诚奏请在崇德里毛精垒兴建毛公书院。书院所在地即今河间城北的三十里铺村。
原沧州师专张玉、王清纯两位学者研究认为:
源于《元史》的记载,《嘉靖河间府志载》、《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畿辅通志》《河间县志》等书都沿袭了“元代至正年间河间路总管王思诚奏请在崇德里毛精垒兴建毛公书院”这一说法。但1990年出土于河间市民抬头村、今存河间市文物保管所的《增修潮海寺碑记》,对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提出了挑战。
此碑文主要记述了元代河间路总管王思诚率领当地人民根治磁河水患以及重新修建潮源寺并将其改称潮海寺的史实。
碑文记载“泰定初,以内史佥院王君思诚外补”总管,“丁卯夏六月,磁河水溢,百里浸洳。”王思诚率领属下,发动百姓“荷锸寻塞”,昼夜施工,堵塞决口,当年农业丰收。明年即致和元年(1328年)春天,王思诚“易政劝农”,增修了潮源寺。受紫衣和尚宗本之请,大文学家虞集写下了《增修潮海寺碑记》。
按照《增修潮海寺碑记》记载,泰定初,王思诚外补为河间路总管,元泰定元年为公元1324年。《元史》记载王思诚外补为河间路总管的时间是元至正年间(1341年——1368年),修建毛公书院也是在至正年间。从两者记载史实的可信度来讲,应该说碑刻的记载更真实。如果说王思诚在泰定初,以内史佥院身份外补为河间路总管,一直到至正年间修建毛公书院,那么王思诚任河间路总管职务至少也长达二十年,这似乎不太符合真实情况。故毛公书院的建造时间留待以后再作进一步商榷。
举报|9楼2015-12-22
其它资料,比如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河间县中载文:
毛苌宅,郡人,汉时为博士,今郡有宅冢,俱存,今号其处为毛精垒。
当然,这时候肃宁还不存在,尚在河间县治下。但毛精垒于后世记载是一脉相承的。
因为毛精垒的存在,还需要家铉翁暇日考订吗?太视我河朔无人了。
按:同是宋版《太平寰宇记》在《六十三卷·饶阳县》载:“毛苌,注《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是邑人,今宅存。”《太平寰宇记》撰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家铉翁是南宋的官员,或许读过《太平寰宇记》,知道两处记载存在矛盾——邑人和郡人。所以,不排除这也是他要考订汉博士毛公葬埋地的一个原因。但他并没有采信“毛苌宅,郡人,汉时为博士,今郡有宅冢,俱存,今号其处为毛精垒”这条记载,说明在考订时,家铉翁发现这条记载是有问题的。
众所周知,发现文献记载有问题才需要考订。所以,如果不是《太平寰宇记》记载存在矛盾,家铉翁也许就没有必要辛辛苦苦地考订了。
家铉翁所记“葬于郡西三十里”,肃宁网友将其指向今天武垣旧城,但是,武垣旧城在古人记载时写成西南,对此,可以打开百度地图体会一下西与西南的区别。三十里,是个奇怪的距离,因为脑补南则可脑补北,西北三十里就指向毛公书院了(地志有西北三十里、北三十里两种写法)。
按:
1 、先看两墓地在百度地图上的方位:(见下图)
家铉翁所记汉献王博士毛公“葬于郡西三十里”,怎么可能指的是河间市北的毛公墓呢?从地图上看,说家铉翁所记汉博士毛公“葬于郡西三十里”,是指今河间市三十里舖的“毛公书院”,太过牵强。
2,指向武垣故城,是因为武垣故城曾有毛公祠碑(有武垣故城图片为证),且有碑文,有苗仙麓发现的君子馆砖,有高塚大墓。(如果不是发现家铉翁的考订——“汉大儒毛公葬于郡西三十里,高冢犹存。”至今人们也不知道武垣故城西侧那两座汉墓的主人是谁。)
奇怪的是,北宋年间,河间的君子馆、毛精垒已经存在,但身居河间瀛洲的家铉翁却只字未提,不能不说是他考订的结果。
3,笔者《汉河间献王博士毛公墓考》开篇语写道:
2001年9月——11月,《沧州晚报》上曾有一场关于河间国、诗经村、毛公墓的激烈辩论,辩论方涉及河间、献县和饶阳三市县,核心问题为:谁家才是诗经的发祥地。事后,中国诗经学会在《诗经研究丛刊》第三辑发文《关于河间国、诗经村、毛公墓的学术讨论》,对于小毛公(毛苌)墓,该文称,小毛公墓有三个:分别位于献县小屯村北、饶阳县师钦村、河间市三十里铺。对于位于献县小屯村北的毛公墓,该文则称,“清代各版《献县志》均称小毛公墓,但1966年开挖子牙河时,发现河水冲刷贯(注:贯长卿)公墓道,从出土文物看,事有可疑。”“这三个毛公墓,如果献县的毛公冢亦可疑的话,毛公墓在何处,就是一个迷了。”
中国诗经学会“这三个毛公墓,如果献县的毛公墓亦可疑的话,毛公墓在何处,就是一个迷了”,这句话的意思,相信作者懂得。
再说一说武垣,今天它在肃宁行政区划里,但是,不要把武垣等同肃宁,古代区划是超越当代地理区划的。任何一个河间人,也可以自号武垣人,比如冯国璋叔祖冯士塽的印章。
按:武垣故城在肃宁境。所以,笔者有文《河北肃宁县武垣故城的君子馆日华宫毛公祠》。家铉翁的考订、苗仙麓发现的君子馆砖、毛公祠碑碑楼的照片、王明远先生所述的碑文、日华宫砖的发现证明:武垣故城乃毛诗的发祥地。理所当然的,今肃宁才是毛诗的故乡。
举报|10楼2015-12-22
这年代,西门庆都被争的水深火热。
脑袋被驴踢了:
按:有点小遗憾,《汉河间献王博士毛公墓考》、《毛诗的真正故乡
君子砖是墓砖,与君子馆无涉,苗夔、刘位坦父子等人将二者联系到一起是似有不妥,或者故意抬高所藏君子砖身价,今人以君子砖汉代地理研究已无意义。
2013-6-23
2015-12-23
你可以发表论文驳他一下
举报|12楼2015-12-23
脑袋被驴踢了:
·
2015-12-23
@李泗2011
说明:本文欢迎网友评论。
附1:
《则堂集·巻二·肃堂记》
宋 家铉翁 撰记
余始至瀛,僦居中城,隣于种徳李氏,获与志逺及其弟茂实为文字友。余敬之爱之,恨相得之晩。里人或语余曰:子未识其父兄耳,识其父兄则知渊源所渐厥有自来也。
久而种徳翁簿正髙阳,满考来归,舜臣亦自肃宁至。余乃得升老子之堂,徧交羣从,典刑法度,炳乎相辉。或以文采着,或以政事称,皆端静而内守,笃学而好修,信乡誉之不虚得也。
肃宁壮邑也。介燕赵之间,民物繁阜,风气杂揉。自昔以为难治,或劝无往。君慨然曰:邑以肃名,吾平日售用一肃字,当以吾之肃肃彼之未肃,奚难治之有?乃随事而整葺之。邑庠久废,衿( jīn,青~:代称秀才)佩散而之四方,文风索然。君首以兴学为务,聿新泮宇,渐复旧章,弦诵之音洋乎盈耳,人知讲学之为贵,是其政之肃而文也。五方游惰之人怙威羣行,积为田里之害。君震之以不怒。驯之以有礼,强梗率服入其境,相戒无犯,是其政之肃而和也。健险好胜之氓,持吏短长,以为讼端,败俗伤化,莫此最甚。君临之以荘,镇之以静,伸其郁滞而平其险嚚,莫不革心向善,俯首从化,旧习为之丕变,是政之肃而有纪也。在官六七年,乃获授代以去,邦人为之立碑颂徳,以为前之宰是邑者几人。久而肃,肃而成,如君全美,实所鲜俪。余昔扁君之堂曰肃,以昭其实也。君欲记之,以发扬其义,乃重告之曰:夫肃之为肃,乃圣贤学问中之事,非世俗尚威严以为肃也。肃之此心,肃之此身,心正而身修,肃之本也。其本既正,然后推以达之于事,本正而末举,圣贤学问之肃也。三代而下为政者,尚防禁设章程以求人之肃,此吏治之肃,非学问中事,君子有不贵也。易之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又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徳不孤。文言之敬直,即学问之道,所以肃乎其内者也。文言之外方即吾内肃,所以达之于事而无不肃者也。大率主敬以为之肃,则心正身修而内自肃也,未有中无所主而能内肃者也,未有内之既直而外之不能方者也。文言之直方贯本末,该内外而为言也。余观舜臣父子兄弟,所以修之家庭者,而知其平日用工在内,所主在敬也。惟其所主在敬,故其达之于外者,无往而不肃。君今赞贰淮安,以其施之一邑者而施之一州,㢘誉着闻士论,归重无异辞,此敬直之效验随地而著者也。由是而扩充在我之工夫无有间断,则其肃之于外者将日异而月不同,岂止一邑一州而已哉?舜臣其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