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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8 23: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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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坊锭脉络考-读戴先生新旧两本《牌坊锭考》学习笔记(一)
云南牌坊锭是我国银锭史上一种非常重要且特殊的历史货币，它的出现时间较晚但在其主要流通的1784年-1914年 30年左右时间对云南及滇缅泰国这些周边国家影响深重，成为云南所铸行的最主要也是最成功的银两称重货币。
每个喜爱中国历史银锭的人想必对牌坊锭-这种形制特殊，铭文字体犀利，种类丰富多彩，存世量较大的5两小锭不会陌生。牌坊锭和川锭作为目前银锭收藏最易入门的品种深得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青睐。就目前来说大家对牌坊锭和川锭的历史价值的理解远超其他各省银锭，这必须要感谢台湾戴学文先生，戴先生对于牌坊锭的两本著作-新旧《牌坊锭考》以史料和实物相互印证向大家清晰呈现出了这种云南特殊货币的发展演变过程。正好近日收获一枚公议公估牌坊锭，乘着收获的喜悦，再对这两本著作细细阅读，并根据时间脉络整理出自己的学习心得，也是对阅读过程的总结。
Ø
根据《新志》记载:牌坊锭与光绪十年前后，省城银钱业倾销银两个商家始集会议决创
销一种长方八角形之银锭-牌坊锭。定位每锭中5两上下，成色98。因各号倾销成色多不足98，而一律照98成色倾销者仅数家，于是公推此数家为公估商，呈报官厅立案。凡兼销铺销成之牌坊锭，必须经过公估商加印公估戳记，始得以公估银流通。
Ø
牌坊锭戳记几乎覆盖锭面，是其的一重要特征，牌坊锭造型的工艺特色，是充分的利用了这些戳记的力道、深浅及角度。其主要为正面的三个戳记，且这三个戳记通常相同，但是中间盖印用力轻而直，两侧用力重且斜，利用了白银良好的延展性，大幅向外延伸，将原属于长方形的银块改变成我们所看到的造型。这种造型不同于其他各省铸造的银锭，是云南特有的风格。
牌坊锭面戳记分为：兼销铺戳记和鉴定戳记
左中右三个打戳即为兼销铺戳记。
梁上的两个小戳即为鉴定戳记。
兼销铺戳和鉴定戳的不同变化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牌坊锭种类，且通过这些变化使我们能够梳理出牌坊锭的发展过程。
Ø
1.
在《牌坊锭新考》问世之前，大家都认为城外存在公议及记月公议牌坊锭，而城内稍后出现了公议公估和记月公估牌坊锭，通过最近几年实物的发现，以证明公议及记月公议牌坊锭起源于城内。
城内公议、记月公议牌坊锭，加盖“公议纹银”或“公议纹银记”这与城外公议牌坊锭加盖戳记一致。
根据戴先生《新考》的介绍，城内、城外-公议及记月公议牌坊锭均加盖“公议纹银”或“公议纹银记”戳记，应该是城内先铸，城外后仿的一种做法。通过“公议纹银”或“公议纹银记”这两个戳记无法分辨出这枚牌坊锭具体是出自于城内还是城外，只能通过城内兼销铺及公估商名单确认。
通过戴先生对实物的比对分析，除了陈元昌号于清末从省城出走至思茅令旗炉灶，其他城内兼销铺并未在城外铸行牌坊锭，而是很多城外兼销铺在省城开号铸行牌坊锭，这是因为省城牌坊锭在流通上处于优势地位，所以省城兼销铺绝少在外地铸造牌坊锭，而由于外地牌坊锭流通受限，跨地经营的城外业者，除了在省城设立据点意外，并且在省城也有铸造牌坊锭。
省城兼销铺名单：
朵万泰、余庆盛、福缘、童福盛、戴天源、陈元昌、丁福元、方永庆、李元盛、吴义顺、王源发、陈宝生、骆同兴、范镕丰、雷大有、陈同昌、陈镕茂、陈天茂、任恒泰、曹德源、高祥云、王裕丰、雷庆源、朱裕源、曹宝聚、雷庆泰、陈鸿钧、周新盛、钟永丰、张同昌、段通宝、熊同盛、寇源盛、程同丰、王裕丰、周宝铨、李同鑫、李源鑫、张庆丰
省城公议及公议记月牌坊锭存世稀少，因为流通时间短，且立刻与全面的被后续的牌坊锭所取代，流通时间应该是光绪10年底到11年初之间。
2.
公议及记月公估因为缺少鉴定环节，多数倾销铺成色不足，导致这两种牌坊锭不能大量流通，这样就促成了省城公估制度的建立，以及公议公估及记月公估牌坊锭的产生。公估制度要求，新铸牌坊锭必须要有公估印，无公估印的旧锭势必被新锭取代，省城公估及记月公估牌坊锭在当时就被全面收回，以至于存世寥寥。
公议公估与记月公估继续使用以前公议时期既定的标准，5两左右、成色98.
省城委派童福盛、冯世友二人为公估商，委派有“公议公估童看”及“公议公估冯看”两方公估印，以供鉴定时使用，即以确立专人验色制度，除此之外，省城并未有第三名公估商。
公议公估以单人验色，最迟不过光绪15年，省城兼销铺改铸“汇号纹银”，由于公议公估牌坊锭铸造的时间也不长，存世也少。
本人最近所获-“李源鑫号公议纹银-公议公估童看”
http://s6/middle/7076d070gaa99d7177b75&690
http://s7/middle/7076d070gaa99d7fb4c26&690
Ø
所谓城外是指除了省城昆明以外的其他地方，不止包括昆明县，且涵盖省内，甚至包括省外其他铸造牌坊锭的地方。牌坊锭自伊始即从省城不断往外扩散，并引来南宁、通海、建水、思茅、普洱、蒙化等许多地方的跟进，也先后自铸。另一方面，牌坊锭因清末云南货币政策的改变，开始大量外流，甚至跨越边境，成为滇缅边区共通的货币，这个区域后来也开始自铸或仿铸，成为民国市时期牌坊锭的主流。
1.
例如：
宝兴字号 公议纹银 加盖 盛号公看诒
曾源盛好 公议纹银 加盖 盛号公议公看诒
镒兴字号 公议纹银 加盖 公议公估看诒
胡宝丰号 公议纹银 加盖 公议胡记
万泰胡记 公议纹银 加盖 泰号公议公看诒
这上述类型中，主要分为两种分为鉴定人具名和鉴定人不具名，其中鉴定人具名的要比鉴定人不具名的稀少。
同为早期的牌坊锭，城内、城外公议及公议公估比起后来的汇号公估、公估、官公估来说都算是很少的品种。但此类牌坊锭中城内公议及公议记月最为稀少，在戴先生所有统计中，只发现了9枚城内公议和4枚记月公议。
2.
渡型牌坊锭。也就是新旧铺印与鉴定戳印不匹配的现象
例如：
王永泰号 汇号纹银 加盖 公议纹银记
过渡型牌坊锭均属于稀少类型
牌坊锭脉络考-读戴先生新旧两本《牌坊锭考》学习笔记（二）
Ø
公议公估牌坊锭，推出后不久随即消失，后继者是省城推出的另外一种牌坊锭，名为“汇号公估”牌坊锭。
由之前的“公议纹银”变为之后的“汇号纹银”牌坊锭，在以后的发展中，兼销铺戳记再没有发生过变化，“汇号纹银”的产生，应该与当时汇号也就是票号关系密切。
牌坊锭初铸时，省城兼销业成员甚少，这个时期的牌坊锭铸造的规模便能够显示市场对牌坊锭的需求不是很大，主要是为供应票号业务只需。当时的兼销铺仍然停留与以铸银、银钱兑换、兑烟、杂货买卖为主的早期形态，规模也小。后来与票号合作，以汇兑、存放款、贴现等金融业务，才逐渐形成兼销铺业务的中心，这些兼销铺的数量与规模与日俱增。
兼销铺业务的转型，也是归于票号的扶持，转型之初，兼销业的自主空间不大，仅能视为票号势力的延伸，汇号公估牌坊锭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汇号纹银的产生相当于正式宣布了牌坊锭是一种“票银”性质。
省城汇号公估牌坊锭：
汇号公估牌坊锭实物上分析，兼销铺戳记由“议纹银银”改为“汇号纹银”，鉴定戳由“公议公估”改为“汇号公估”,公估成员也还是童福盛及冯世友两家，但是已经由之前的单家验色升级为必须两人同时验看，这表明了公估制度的严格化，所用公估印为：汇号公估童看诒、汇号公估冯看诒。
汇号公估牌坊锭也还是属于兼销铺业务转型的初期，牌坊锭的市场需求也并未有明显增加，这种条件下，汇号公估牌坊锭存世量也不多，但是较最早出现的公议及公议公估牌坊锭来说存世量要大些。
城外汇号公估牌坊锭：
在省城铸行汇号公估牌坊锭后，城外业者也继续跟进。根据目前发现的实物来说，城外汇号公估牌坊锭要比城外公议牌坊锭来的要少，这种情况应该是城外经济活动向省城内迁的结果。
存世有：
马云瑞号 汇号纹银 加盖 汇号公估马云瑞看
正泰隆记 汇号纹银 加盖 汇号公估看诒
同义公记 汇号纹银 加盖 开设蒙坊外/汇号公估看
镒源公记 汇号纹银 加盖 开设蒙坊外/汇号公估看
庆宝李记 汇号纹银 加盖 汇号公估陈看诒
城外汇号公估鉴定戳记均不同与城内。城外还是大部分遵循了之前的自铸自看的情形，即便是庆宝李记 汇号纹银 加盖 汇号公估陈看，乍看与城内格式想同，但是城内公估只有童、冯二人，汇号公估陈看诒这种打法还是出于城外。
在省城公估商鉴定的汇号公估牌坊锭中，也已发现由城外业者所铸着。
同义公记 汇号纹银 加盖 开设蒙坊外/汇号公估看
同义公记 汇号纹银 加盖 汇号公估童看诒/汇号公估冯看诒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难以看出城外经济活动正向城内转移。
城外牌坊锭中汇号公估最为少见
Ø
汇号公估牌坊锭是以供应票号业务为主，铸造的省城兼销铺约有20家左右，与公议公
估牌坊锭阶段并无明显增长，而到公估牌坊锭阶段，兼销铺业务已经崛起，省城铸造的铺数已经激增到80家以上，所铸行的牌坊锭数量也更为惊人，这样的变化说明了兼销铺业务的发展。简单来说对牌坊锭的重要性，票号已不如兼销业。此时的兼销业在云南金融业已取得一席之地，并且以钱庄的身份取得业务自主权。光绪15年左右，当各票号整体实力受到削减之时，兼销铺不但未受影响，数量与业务均大幅增长，从而填补了票号所遗留下的缺口。
省城公估牌坊锭：
接替“汇号公估”的“公估”牌坊锭，也以汇号纹银为名，鉴定戳记以公估取代了原来的汇号公估，并且公估制度上发生了重大改革，体现在公估组织上的改组。
首先公估成员增加到5人，出现了值估与常估的区分。另外官府也派人监督公估店的运作，但是公估印中不会出现，只是对5个公估人员进行监督。
值估：值年公估。是由兼销业者选举。
长估：常任值年公估。是由官府选出。
【2常估+1值估】的公估组合
5名公估商分别为：童福盛、余庆盛、段通宝、周宝铨和陈元昌。其中童、余二人均出现在鉴定戳中，为常估。而段、周、陈则分别与童、余二人同时出现，这样就出现了三种组合：
童余段、童余周、童余陈
其中童余二人固定在值估之列，也就是常估；剩余的第三席则有段通宝、周宝铨、陈元昌轮流担任，是唯一每年必须改选的值估。
其中三种组合以公估童余段看最多，公估童余周看次之，公估童余陈看最少。
后来以至于有许多后仿戳印都来模仿公估童余段看，其中又以滇缅边区流通的牌坊锭类型中最为常见，大概就是说明公估童余段看的牌坊锭数量最多，流通最广。
在留存实物中还有一些以城内公估商为鉴定戳记的公估牌坊锭，例如：
天新隆记 汇号纹银 加盖 公估童余看
源发王记 汇号纹银 加盖 公估童余看
镒元公记 汇号纹银 加盖 公估童余看
源盛李记 汇号纹银 加盖 童陈看公估
恒宝昌记 汇号纹银 加盖 公估余段看
兴顺祥记 汇号纹银 加盖 公估周陈看
宝成公记 汇号纹银 加盖 公估周陈看
復兴字号 汇号纹银 加盖 公估周陈看
裕宝隆记 汇号纹银 加盖 公估周陈看
福盛源记 汇号纹银 加盖 公估周陈看
周新盛号 汇号纹银 加盖 公估周看诒
周新盛号 汇号纹银 加盖 公估周倾看
这一类牌坊锭都不是标准的省城公估牌坊锭，也就是这一类锭和标准的省城公估牌坊锭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相关这些银锭的历史价值，会在之后看到。这类牌坊锭均少见。
城外公估牌坊锭：
在城外方面，跟随陈内的脚步，也出现了公估牌坊锭，但只是名称上的变化，从汇号公估改为公估，在制度上没有明显的变化，也还是多维持一种自铸自看的性质。
城外牌坊锭的存世不多，无法与省城相抗衡。城外牌坊锭较少的原因，除了城外已趋没落，市场集中于省城这个因素以外，还有很多城外兼销铺业者迁往城内，或者将所铸牌坊锭送往城内鉴定。
虽然城内的势力越来越大，有些地区已经可以不经本地鉴定即可使用，但是在有些地区还是需要通过本地兼销业的成色鉴定后才能使用，这样的情形也不少见。就出现了省城牌坊锭流向城外时，城外公估另行验色的实物。
元盛庆记 汇号纹银 加盖 公估童余段看 再行加盖 云瑞看诒
在城外公估牌坊锭中，鉴定人不具名的要比鉴定人具名的少，也是比较好的品种。
Ø
在戴先生《牌坊锭新考》中，有关于张庸僧对牌坊锭铸造与鉴定-公估验色流程的介绍：[公估店借斧印一个。。。文曰：“公估某某某看诒”字样，其工作是每晚值年公估，集齐公估店，各兼销铺店例将当日所铸行的银锭，顺序送来，有公估人分看]
这样可以看出，牌坊锭是由兼销铺自行铸造完成后，晚上交与公估店，再有公估人验色合格后，加盖公估印后才得以流通，如果成色不足则退回重铸。
以前大家对牌坊锭的先铸后验还是先验后铸有很多争议，之前网上也有贴在专门讨论此事。牌坊锭的验色与其他省份银锭有所不同，我也赞成先铸后验的观点并引用tao哥的说法：
“记得以前也有过类似讨论，我个人看法是拥有一整套验估制度的牌坊锭铸造，尤其城内应该施行的是“先铸后验”，即个人铺号信用不能凌驾于制度之上。如果单以实物字戳论，我倾向于烧验一说，这就不存在热打与冷打之分。
http://s10/middle/7076d070gab11cf39f049&690
图上看很明显是鉴定戳记在后。
Ø
存世有不多的牌坊锭，并未加盖有任何鉴定戳记，其中城内与城外的兼销铺都有，以前
都以“漏盖”为主因，而在《新考》中则以“漏送”为重点。还以南宁所铸行牌坊锭为例，一些地方并不强行使用公估印，即便是使用公估印，仅以铺印一半充数，并无太多实质意义，与未加盖公估印的情形并无区别，所以对于这些牌坊定来说，无公估印不是漏印，而是毫无必要多此一举。
张合泰号 公议纹银 加盖公议纹银
张合泰号 公议纹银
张合泰号 公估纹银
张合泰号 南宁纹银
Ø
公估牌坊锭虽然还以汇号纹银为名，但是其并非以票号业务所专用，而是成为了区域性
标准用银。公估牌坊锭的开始标志着牌坊锭在云南及周边的大范围流通，商民使用，官府接纳。
铸造牌坊锭的兼销业并不以牌坊锭的铸造为主业，铸造银锭主要是为自身业务服务，如买卖、存放款、银钱兑换而来。这样就构成了云南牌坊锭兼销业的特殊情况，想取得充分的牌坊银锭，必须先成为兼销业的存款客户，而后约定取款时间，到时间后取得相应的牌坊锭。
这样一种变相的委铸关系，决定了云南的兼销业想必其他外省的银炉来说更为先进，由纯粹的制造转变为金融活动，不仅在银色、平码和火耗上获利且只需负担小额利息，便取得了大量的资金，可以周转。
牌坊锭脉络考-读戴先生新旧两本《牌坊锭考》学习笔记（三）
Ø
光绪三十年，在云南布政司的介入之下，牌坊锭从“公估”阶段进入了“官公估”阶段。
在官公估出现之前，公估牌坊锭已经在许多州县流通，并且通过补色后可以作为税捐来完税。由于藩库拒绝非足色的牌坊锭，地方政府在将税收上缴之前，需要将牌坊锭兑换或者改铸为足色课锭的手续。光绪30年 1904年，因为之前的公估牌坊锭发现有不足98成色，造成了地方官府的亏损，所以引起了布政司介入。
布政司采取了包括要求省城个兼销铺为所铸的牌坊锭具结、另立官公估并指派人员，建立新的公估制度。旧有的公估牌坊锭因而被淘汰与取代。官公估牌坊锭获得布政司的认可，城外正式课银，直接进入藩库及储粮道的道库。
之前牌坊锭的创销及鉴定程序的变化代表了省城兼销业对于货币改革的过程，而到了官公估阶段则成为云南布政司的积极作为，牌坊锭有了成为通省课锭的企图。
Ø
从光绪30年到民国元年，历经8年时间，随着云南社会环境与货币政策的变化，公估
制度也随之经历多次调整，整个历程，从存世的官公估牌坊锭6钟鉴定戳记可以看出。
一、
1)
最早出现的官公估牌坊锭，摒弃了省城公估牌坊锭的规律3人验色的标准，将官公估扩编到4人，分为两组，童余、周陈各成一组。两组公估必须同时验色，确保了公估验色的品质与正确性，但显然无法感受市场需求的快速成长。
在省城布政司的指派下出现官公估牌坊锭之后，城外也陆续出现了带有官公估名义的牌坊锭。这些牌坊锭应不是出自城外兼销铺借用官公估名衔，而是地方政府自行委派，用以解决牌坊锭征收地方税收的估验问题。不过城外官公估牌坊锭也很少见，这也是省城牌坊锭早已大举渗透入地方有关。
2)
第二代的官公估牌坊锭，以先前的官公估四人，保持童余、周陈为各一组不变，第一代
鉴定戳也不变，但是减少了看色人数，由之前的四人改为二人，原本加盖两组鉴定戳的，改为只需加盖其中一组即可。
周陈组合首次可以直接验色，无需童余搭配。
第二代官公估牌坊锭，实物也并不算很多见，种类与数量都比前后两代少了许多，反应了第二代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对于公估制度而言，却有着重要意义。第二代官公估牌坊锭又之前的四人验色降低为两人，并自此城外标准，这个标准比之前的公估牌坊锭3人验色要少，而后，省城不再有多余两个公估验色的情形出现。
3)
第三代官公估牌坊锭，官公估仍旧是童、余、周、陈四人，每次两人验色。
这次改造，官公估的独立性较之前再次提升，验色不在强调分组，而是以人为单位，每个官公估出现以个人专属的公估戳，分别是[官公估童福盛看]、[官公估余庆盛看]、[官公估周宝铨看]、[官公估陈元昌看]，任意两名公估均可自由组合验银。
第三代的官公估牌坊锭鉴定戳记出现了6钟组合，与第一代相比，工作效率提升了6倍，是第二代的3倍。因此，第三代官公估牌坊锭的种类与数量之多，均属空前，牌坊锭的发展到达巅峰。
这三代官公估牌坊锭，总共历时三年，但是出于牌坊锭的全盛事情，市场需求最大，铸造量激增，在官公估人数不变的情况下只有降低验色的人数要求，才能解决大量锌锭的估验问题。
光绪33年，云南兴建造币厂。货币政策发生改变，布政司不再支持牌坊锭，使得牌坊锭的市场需求顿时锐减，随后对于兼销铺又采取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也造成产业规模的急剧下降。于是官公估牌坊锭从扩张期毫无缓冲的进入到衰退期，此后，公估制度的调整则是朝着不同以往的方向上去了。
二、
首先布政司以铸造银元需要足银为由拒收牌坊锭，官方仅剩以一五加色完解的厘金，团
费，锡课仍收牌坊锭；迫使牌坊锭的铸造开始大幅衰退，在需求锐减的情况下，官公估制度再度出现变更。
1)
衰退期的后三代牌坊锭均被迫走向紧缩，目前发现的实物并不是很多。
其中又以第四代最为少见，与最大数量的第三代相比，戴先生只发现了8枚。
目前只发现了[官公估童看]、[官公估周看]、[官公估余看]三枚印记
目前共出现了：四种组合
[官公估童看]+ [官公估周看]
[官公估余看]+ [官公估周看]
[官公估周看] /周看
[官公估童看]/童看
第四代官公估牌坊锭不止一次的出现了单人验色的情况，显示出管理上曾出现失控的状态。
从第四代之后，虽仍然保持原有的官公估四人，每次两人验色不变，并且每人都有独立的公估印。然而，官公估的组合、又重新受到限制；周陈二人无法再像之前一样可以与任意一个官公估搭配，必须与童或者余二人中的一人搭配验色。
这种情况好像回到了公估常估+值估的年代，布政司重新倚重童余二人，减少周陈的职务，实质上等于官公估的缩编。
第四代牌坊锭，仅存在极短的时间，接下来的第五代与第四代颇为类似。
2)
第五代官公估牌坊锭，也是采用童余为主，周陈为辅的分工组合，延续第四代的做法，第五代公估印戳记上仅比第四代多一个“诒”字，分别为[官公估童看诒]、[官公估余看诒]、[官公估童周诒]、[官公估陈看诒]。
第五次存世实物依旧很少，尤其是加盖周陈二人公估印的实物。目前所见的组合：
[官公估童看诒]+ [官公估余看诒]
[官公估童看诒]+ [官公估周看诒]
[官公估童看诒]+ [官公估陈看诒]
[官公估余看诒]+ [官公估周看诒]
省城兼销铺数量也是越来越少，在第一代到第三代官公估牌坊锭流通时期数量维持在五六十家，而到第五代时期，签订具结的兼销铺仅剩十四家了。
兼销铺的减少，对于官公估周陈来说也已淡出，尤其是第四代以后陈元昌验色的实物很少发现。戴先生有一枚[戴天源号汇号纹银]加盖[官公估童看诒] [官公估陈看诒]仅见，但是目前没有发现陈元昌关于第四代牌坊锭的实物。
3)
宣统元年十一月，云南布政司招行云南商务总会，宣布新一代的官公估牌坊锭将于十二
月初一推出，官公估为童福盛与余庆盛二人。原来职权已被大幅削弱的周宝铨与陈元昌没有在获得公估的权利。
由于各个兼销铺不具备铸造新锭的条件，布政司不得不同意延迟两个月至宣统二年二月初一执行。宣统元年十二月，童福盛与余庆盛呈缴公估印十二个，两铺号公铺，并无公估印。这时布政司釜底抽薪的做法，回收公估商的公估印，以确保公估无法再验新锭。
由于省城公估印已经缴回，省城兼销业也所剩无多，市面上仍旧存在着私打公估印与私铸牌坊锭的情况，这些情况应该多为边区业者大量铸行的牌坊锭有关。
到了宣统二年二月初一，兼销业仍未能开始铸造新锭，一直有拖延了2个月，在兼销业向布政司商务总会保证成色，并兼具公结后，新锭才得以面世。宣统二年四月初一新锭开铸。
第六代官公估牌坊锭签订公结的兼销铺，有十四家，目前发现实物的有九家：
王裕丰、朱源裕、戴天元、朵万泰、雷庆泰、雷庆源、余庆盛、童福盛、李同鑫、周宝铨、段通宝、范鎔丰、曹宝聚、李元盛，最后5家暂时没有发现实物。
第六代中，有一件壬子五月，已经到了民国纪元，官公估原来自布政司的权利不在，也是目前所知最晚的一件。
第六代牌坊锭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类，具有纪年的。也是很好的品种。(尕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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