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06 21: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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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1日，我六歲，入讀南京琅琊路小學。

這座建於1934年，為當下萬千父母仰慕的（學區房已近8万元/平米）名牌小學，前朝末期稱作“南京市第六区中心国民学校”。我的大哥、二哥、二姐都曾在此就讀。那時，它的校園里隨處可見民國官二代、官三代們的翩翩身影，其“高·富·美”的景致与本朝權貴的無所不在同出一轍，只不過“舊桃換了新符”。

（和臺灣友人流連于其父輩及我幼時就讀的小學校里）

我對這所小學的難忘，不是它幽靜的校園、明亮的教室、別緻的鐵皮活動小屋，而是入學後的第一個六一兒童節。那天，在全校慶祝大會上，溫婉優雅的張慧娟校長（一位曾是陈修良領導下的女地下黨員）給我們繪聲繪色地講起了《霧都孤兒》的故事……。

那是我平生所受的一次最為生動的階級教育。我由此相信了：比起那些被資本主義制度摧殘的同齡人，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是多麼的幸福！

旦复旦兮，順應著如此春雨潤物般的教化，在第二年的六一兒童節，我和班上一個時常穿著紅毛衣的小女生一同戴上了紅領巾，成了全班同學豔羨的首批少先隊員。升入三年級，又不無榮耀地被漂亮的大隊輔導員任命為帶著“兩條杠”的中隊委員……

（1954年 琅琊路小學的少先隊員排練舞蹈迎六一）

“小鸟在前面带路  风啊吹向我们

我们像春天一样  来到花园里  来到草地上

鲜艳的红领巾   美丽的衣裳

像许多花儿开放   跳啊跳啊  跳啊…… ”

也許，如果沒有發生在1955年的那場家庭變故，我會一如既往地幸福在《快樂的節日》的歌聲里，“感谢亲爱的祖国，让我们自由地成长”，繼而年復一年，步步亦趨，入團入黨，一個思想，兩個維護，三個重點，四個意識，盡享歲月靜好，暮日耀光，晚霞紅滿天。

在我保存至今的小學四年級成績報告單“學期總結”一欄中，年輕的班主任王從燕老師這樣寫到：“老師的話是不太聽的，本身的工作從未開展過，并沒有經常想到自己是一個少先隊員，怎麼以行動帶動同學……”。或許，她覺得還不夠解氣，又忿然給我的“操行等地”寫了一個“丙”字。

於是，我這個之前倍受老師們夸讚的甲等優秀生、少先隊的中隊委員，在四年級下半學期裡忽地變成了一個冥頑不遜的壞孩子，驀然間失去了往日莫大的榮光和自豪……。

還記得，那幾天，我惴惴不安，又難解困惑：平時循循善誘的王老師為什麼沒有找我談話，也沒有家訪……？ 或許，她已經知道，我的父親在“SF”前期就被/捕了。但她又怎能知道，當"达摩克利斯剑"高懸在一家人頭上時，作為一個剛滿十歲、內心滿是懼怕的孩子，又怎麼會僞飾巧作 ，“經常想到自己是一個少先隊員、怎麼以行動帶動同學”？

雖然，一年後，獲刑三年的父親被莫名提前釋放了，但從此戴上了“歷史F革命”的帽子。隨之，我和我的兄弟姊妹也有了一個被視為賤民的“S類分子子女”身份標籤。

落花流水春去也！快樂的節日，幸福的童年，浸淫著大紅色彩的靜好歲月，皆已戛然定格在我十歲那一年。

又是一年，又一個六一兒童節過後，我從琅琊路小學畢業，考進了南京十一中初中部。

六十多年來，每每再看我的小學畢業證書，我都在努力揣想：照片中的我，為何沒有佩戴那個紅色年代里“好孩子”的標配紅領巾呢？又為何眼睛里已隱隱地顯露出些許憂傷和哀怨？那是受之父母的天生稟賦？抑或後天所成的性格初現？

至於之後，發生在我進入中學后的又一個六一兒童節前夕，二哥因F標一案而錯捕的曠·世·奇·冤對我此後昇学高考、上山下鄉的一系列顯性和隱性影響，那就有待后述了。

1980年前後，父親摘“帽”、二哥平反，我也从插隊十五年的溧水農村重返南京，承蒙母校一位老師的推薦得以進入二中任教。一天課餘，在校圖書室里，我讀到臺灣女作家三毛的一段文字，深以為然：“苦难对我们，成了一种功课，一种教育，你好好利用了这苦难，就是聪明。”

苦難已然而去，夢魘依舊常現。

雖然，我並非那種識時務的聰明人，但我至少可以説：即便在"达摩克利斯剑"高懸的幾十年裏，我思我在，人近黃昏尚未蛻變成一個人格矮化精神猥褻的紅S侏儒……。

文 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