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位亲戚，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场手术的开始，竟是他生命的终结。

陪伴在他身边的亲人，包括我，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手术前的晚上，楼主横穿这座城市，到成都军区总医院去看望。当时，他的精神气虽然一般，但还能与楼主接上几句话，并且不忘嘱咐楼主早点回家。谁曾料，这竟成了永别。今思之，倍加感伤。

年龄也才64岁，一生打拼，换来儿女成才，正是安享晚年之时，却撒手归去，换作任何家庭，都是一件极其悲痛之事。

事发后这两天，我一直深陷在这样的问题里，假如一开始就没有按巴中市人民医院的安排转到这家医院，假如没有因为张近宝先生公开的执医履历而留在这家医院，假如没有因为主刀团队的自信而寄寓厚望、报以充分的信任，转而选择了华西，或者国内在心血管心胸外科方面更有优势的医院，那么，结局会好一些吗？

世上没有假如，结果已发生，假如又有何用处。逝者已去，但有些话真是不吐不快，希望下面这些文字，能给这个社会、给其他患者、给当事的医生，提供一些思考，贡献一些价值，虽然是以生命的逝去作为极其沉重的代价。

从巴中转院到成都军区总医院，诊断为主动脉夹层，从发病到转到该院，时间不过一天一夜。病情极为凶险，死亡率相当高，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国内仅有不多的医院才能做这种手术。对于这种诊断结果的准确性，我们从没有质疑过，也因为时间的紧迫，以及军总院医疗团队的自信，当时没有再到华西医院做进一步的诊断，但之后的一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疑惑也越来越重。

一是治疗方案问题

针对这种病症的凶险，除了医生的相告，我们在网上也查过，知道它的厉害。但这位亲戚的严重程度，以及有没有相对保守，而风险小、技术更为成熟的治疗办法？在楼主所了解的医患术前沟通中，并没有获得详细的信息，仅仅在手术当天的早上，主刀医生张近宝才与患者家属有过面对面的沟通。

楼主觉得，作为一场关乎生命存亡的手术，这样的沟通显然是不够的，即使时间多么紧张、医疗事务多么繁忙，能否用一点时间给出几种解决思路，与患者家属做一次详细沟通，让患者家属有一个思考与抉择的空间？难道这种病的解决办法就这样一套？从网上查到的资料并非如此，至少在华西医院与北京阜外曾有多起救治的成功案例，如果军总院相关方没有把握治疗，又怎能留下病人，希望能得到院方的解释。

二是手术团队组合问题，真能胜任这次手术吗

楼主并不怀疑张近宝先生的实力，第四军医大毕业，拥有20多年的临床经验，兼有硕士生导师，常年在临床一线奋战。

但正所谓术业有专攻，根据网络信息收集，张先生获得的好评主要集中在先心病等领域，只是在简介中突出了婴幼儿复杂先心病、停跳及不停跳CABG、动脉瘤人工血管置换或介入腔内隔绝、瓣膜置换或成形等各种心脏手术以及外周血管病变手术及介入治疗等方面的专业能力。

面对这场大手术，不知张是否评估过风险大小。最关键的是，主刀医生是否认真思考过自身的主刀能力是否与手术所需要的技术经验相匹配。他组建的团队是否胜任？

尤其是成都还有华西医院坐镇的情况下，张是否从患者角度考虑过，务实地自我判断，在认识到技术可能不足以胜任、成功把握过小的情况下，要求转院到华西，或者向华西医院寻求该领域里水平更高的专家前来支援？正所谓医者大德，何谓大德，以患者生命为本，方是大德。

三是手术时间的选择是否正确、是否最佳？

当然要承认，转入成都军区总医院后，亲戚的身体状况确实不佳，转院当天晚上开始做手术前准备，到开始手术，期间大概相隔了30个小时。

这期间，主刀医生与相对高级别的医生，并没有对病人进行持续观察，只是配有仪器做常规检测。即使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就凭借预缴的数额不菲的医疗费用，难道不应该有较高水平的医疗团队跟进，以便更准确地评估手术实施的可行性？

根据患者当时的情况，手术到底应该在什么状况下启动才最为合适？是否应该展开尽可能合理的身体观察与全面检查之后，再进行？这样一系列问题，院方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评估，而不是拍脑袋决定。这应该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非常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手术后数分钟，大出血情况发生，抢救没有带来任何希望，一位6旬老人，一位成功养育三个孩子，一位很普通的勤奋农民，从这个世界告别。

尽人事，听天命，关键是人事要尽到，才能听天命。确实有些疑惑，主刀医生可能并不是主动脉夹层方面的一流高手，却硬接下了这起难度很大的手术，低估了风险，让患者丧失了可能重获生命的机会。

我想把这些写出来，想寻求更清晰的解答，也为那些可能遭遇此病的患者做一次提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严谨评估风险，选择一家专科水平最高，并且能匹配的主刀医生是多么关键，选得对，这能救命！哪怕只能再多活几年！

亲戚已入土为安，但他的这场手术遭遇、他的年龄、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离世等等，所带给我们的沉痛遗憾，却越来越强烈。假如重新选择，结局会逆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