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方友新笔记小小说的现代叙事

蔡楠

孙方友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性格爽直热烈，说话幽默、风趣。记得他获得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以后发表的获奖感言时说：自上世纪七、八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他写了大量的小说，虽说不上是创作等身，也算是创作等臀。当时还以为只是幽默而已，一笑而过。及至读到了厚厚的多卷本《孙方友小说全集》之后，才知道孙先生所言不虚。啧啧称奇扼腕感叹之后我很遗憾：像这样一个被称作是“当代小说大师”和“小小说大王”以及新笔记小说集大成者的重量级作家，在他溘然辞世以后才引起方方面面的如此高级别的重视，显然是有些迟了。换言之，就是孙方友先生在他的创作盛年不幸辞世，是“中国文学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孙方友在总结他长达30年致力于新笔记小说创作的经验时说：“我写的虽是传统题材，但一直把现代派的观念运用到小说中。”墨白先生也说过：“《陈州笔记》的创作不但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笔记小说、公案小说、明代白话小说的叙事精髓，而且将民间文学、评书、曲艺、戏剧等说唱艺术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创作理念融入新笔记小说的叙事和故事结构，在清末民初和新中国远不止一个世纪的广阔社会背景下，写出了民族的沧桑巨变。”

确实，孙方友的新笔记小说的创作，不仅有对传统叙事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西方现代叙事也做到了巧妙运用。

一．荒诞与奇幻性叙事

荒诞可以是一种观念，一个主题，一种情感，还可以是一个情节。在小说创作中，具体表现为环境的荒诞性、人的荒诞性和故事的荒诞性。通过这种荒诞性，通过对生活和情节的反逻辑运用，推出一种高度的、夸张的结局，从而达到更加触目惊心的表达效果。

孙方友的小小说《《狱卒》，写陈州贺老二两口都是狱卒，专门看管死囚，属于“阴阳差”，首先这个环境和这种差事就很具荒诞性。“这一年，死牢里关了个死囚”——白娃。人小，不足18岁。15岁就随匪首王老五拉杆子，因攻打一个土寨失利被捉。按说罪不当斩，但当时陈州地面正闹捻军，官府决定不论大小，无论男女，秋后一律处斩。那么小的孩子，不好好读书，耕地，娶妻生子，却当土匪，不符合生活逻辑，是很荒诞的事情。官方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是不是捻军，均格杀勿论，不符合法律，当然荒诞。下文，白娃在这种荒诞的背景下竟然异想天开，谋求活命，岂不更荒诞？但是好心肠的贺老二夫妇为了让白娃安心，不至于饿死，荒诞地想了个主意。贺老二模仿匪首王老五的口气写了封密信，说是要在白娃被处斩的那一天劫法场救他，又让老伴儿化妆去送信探监，谎称是王老五派来的，并安排要白娃好好吃喝，养壮身子，省得误事！由此白娃吃得白胖。临刑前一天，贺老二又让老伴儿探了回监，特地做了好吃的，悄悄送到牢房说，孩子，这回你可有出头之日了！后来，秋后处斩白娃的时候，自然白娃精神昂扬，充满希望，期待王老五前来劫法场。当然，奇迹不会出现。白娃含笑入了九泉。人头落地，但白娃“那溅满血花的脸上笑意未减，充满希望的双目仍在人群中扫来扫去，扫来扫去……”至此，一次荒诞叙事宣告完成，一场荒诞悲剧宣告结束。贺老二设置善意的骗局，荒诞的骗局，是为了安抚白娃那颗年轻的心。人死后，脸上仍有笑意，双目仍然充满希望，期待王老五。王老五本应来劫法场，却没来，或者不能来。结尾既荒诞，又多义。奇幻，惨烈，震撼人心。这种荒诞与奇幻的煞有介事的叙事，将当时的世道人心，将贺老二夫妇的善良人性，将白娃对生活、对将来的无限向往，将当时社会之高压、之黑暗，将匪首王老五无情、或者是无奈、无计可施均表达无遗。

阅读《奇诊》是一次奇幻的旅行。接伍单先生出诊的马车不知来自何方，去往何处，进了哪座府邸，给谁治了奶疮，均无头绪，犹如一场梦境，奇幻，荒诞，具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切特性和特征。这是孙方友先生奇幻叙事的典范。

二．颠覆性叙事

传统的叙事，是将一个故事从头开始讲起，起因、发生、发展、高潮，结束。这种叙事是单一的，线性的，是一条道路走到黑，是一条河流波澜不惊，水到渠成。现代的颠覆性叙事不是这样，它适应于现实的多变，生活的多义，故事发展的跌宕起伏，反复无常，无定式，否定之否定，无规律，无常态，甚至釜底抽薪，将原有的叙事颠覆得面目俱非，从而带给读者意想不到的惊喜、期待和阅读快感！

孙方友的《花船》与《女匪》即是这样的叙事。《花船》很短，讲的是无赖尤三专门干扒窃嫖客钱财的营生，后来反被嫖客设计算计的故事。嫖客上花船之前，在埋钱的地方埋了一个小方匣子，匣子里装了一条七寸毒蛇。尤三盗钱的时候，被毒蛇咬了。故事到这里如果结束，也是一篇不错的作品，有故事，有结局。但作者不满足，接着写尤三不服，将毒血挤进酒里，跑上花船，逼嫖客喝掉。嫖客问尤三为何让他喝酒，尤三道出原因，说他就是扒窃钱财的那个人。还说赔了夫人又折兵，他嫖宿的是自己的老婆。嫖客一惊，起身便走，最后告诉尤三，那蛇无毒。按传统的叙事，这叫一波三折。按现代的叙事，这叫颠覆性叙事。结尾桩基一撤，整个故事大楼发生颠覆性倒塌。在这篇小说里，我们随着作家一层一层逐步深入的叙述，想探寻故事的结局，结果过尽千帆皆不是，在这个叙事过程中，小说的意义在不断地迁延着，变异着，总是不肯现出。及至最后一笔，一切回归原点，但又不是我们竭力寻找的原点，或者说，离原点越来越远。

《女匪》有异曲同工之妙。开始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绑票与赎票的故事。女匪绑票了，富商的七姨太花钱了，拿钱放人，孩子回归母亲的怀抱，故事应该结束。但，不然。故事偏离了我们的想象。七姨太有文采，产生了想见同样有文采的女匪的冲动。这一见不打紧，出事了。先是孩子不肯离开，接着就是七姨太想让那个曾经在她家当过丫鬟的女匪回府继续当丫鬟，遭到拒绝后，毅然上了女匪的小舟。故事结束，我们初始的期待不复存在，轰然坍塌，剩下未知的结局：或者是七姨太带孩子回归，或者是一起当了女匪，或者是女匪继续绑了七姨太，有更大的举动，再或者是别的什么。在这里，好像女匪、七姨太与叙事者合谋，设置了阅读陷阱，不但绑架了那个孩子的灵魂，而且绑架了读者的灵魂，陷入深深的纠结中不能自拔。这就是颠覆性叙事的魅力。

三．极简性叙事

孙方友先生很欣赏美国作家卡佛。在他的创作中，我以为他受到了卡佛极简主义的影响。极简主义很容易与笔记小说对接，因为那种简约叙事、言简意赅是相通的。极简叙事往往多用省略或空缺的手法，不仅包括事件的起因、故事重要情节以及结局的省略和空缺，更重要的是小说中常见的修辞性词汇、反映作者观点的阐述性文字不见了。小说句式和用词简单，叙述者往往远离事件主体，用有节制的语调叙事。

孙方友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这样的特色。《陈州鞋店》写于2010年12月，可以说是孙方友的近作。其极简叙事可见一斑。小说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一条是写白冰花接管鞋店的前因后果，写如何与县长田岱相知相爱结成眷属；一条是写白冰花如何帮助田岱晋升。前一条极尽铺陈之能事，不吝其祥，后一条完全省略。只是在田岱晋升为省教育厅长之后，说假如下台后不当官了，想在省城办个鞋厂当大老板的时候，白冰花才在结尾一提：“只可惜，我已用办鞋厂的钱为你换成副专员和厅长的乌纱帽了！”尽管白冰花为田岱买官的具体情节完全省略，但此一句，足够石破天惊：以前田岱的所谓因政绩突出而擢升只是表面现象，内里官场的卖官鬻爵、吏治腐败才是他升官的真正原因。叙事虽简，但含义极其丰富。

《张大锤》中，开始只说张大锤是个油匠，只有一个老娘，至于他的身世、来历和父亲均无介绍。但读者能够猜得出他家境不好，父亲不在了。结尾，张大锤刚当上老板没两年，就来了土改工作队，张大锤只好又下作坊当了头捶。短短５行字简单概括，历史风云变化尽收眼底，主人公又回归原点。

《捉鳖大王》中，叙述“街人大骂刘二”，“此后，再没人去刘家订汤”。只简单两句话，没有具体铺陈，没有修饰性词汇，也没有作者阐述性文字和描写场面。就把乡亲们的愤怒和谩骂，以及不理解表现出来了。那种隐含和想象，是在文字之后的。接着写刘二舍身药杀日本鬼子大佐，只四行半字。叙述者隐身其后，句式简单，无描写无议论，用词节制。但一个懦弱、卑微的中国人在特殊时刻特定环境下爆发出的那种复仇力量和民族气节足以跃然纸上，那种决绝，那种勇气，那种血腥，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简约，这种开放性结尾，含义深远。

总之，孙方友的新笔记小说的叙事，是传统和现代的统一体。正是靠着这传统和现代的叙事两极，才产生了孙方友特立独行的文学世界，才有了他新笔记小说的高峰。

蔡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河北作协小小说艺委会主任。鲁迅文学院第17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著有《水家乡》《生死回眸》、《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拿着瓦刀奔跑》等作品集16部。作品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等大量转载；多部作品被拍成电视剧、被选入大、中学教材，被译介成多国文字。曾获《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冰心图书奖”、“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 等奖项。先后被评为“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中国小小说风云人物榜——金牌作家”。2014年荣获“中国小小说事业推动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