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真正人生是从他发表作品开始的。1984年，我的小说处女作《人各有志》在《沧州日报》发表。这是一篇小小说，是我种下的第一棵小说菩提树。她标志着我的小说之旅与文学人生从此开始。29年来，一路逶迤，不管逆境顺境失意得意，无论快乐悲伤贫穷富足，都没有动摇我对小说这一文体的热爱和坚守。我在小说创作的漫长之旅中，发展着自己，创造着自己，愉悦着自己，成熟着自己。同时，也以我的15部作品集证明着自己，鼓励自己努力追求明镜台一样的小说至高境界。

　　我对自己的创作历程做了一下划分。第一阶段是从1984年开始，为上路阶段。这一阶段写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稚嫩和传统的小说。1987年至1996年，为定位阶段，我开始写白洋淀，师承孙犁老师的创作风格，写出了一些被评论界称作“新荷花淀派”的系列小小说，代表作有《习水》《水灵》《水韵》《熏鱼》等。从1997开始至今为第三阶段，我开始用一些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进行小说创作。这一时期的作品比较复杂，有先锋的、试验的，也有注重形式上的探索的，比如《行走在岸上的鱼》《水家乡》《生死回眸》《我发现你头上有把刀》《叙事光盘》《关于年乡长之死的三种叙述》。这一时期同时仍有温暖的、柔软的、现实的叙事作品，比如《纪念白求恩》《青花》《马涛鱼馆》《芦苇花开》《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等。其实这样的划分并不能涵盖我创作的所有作品，比如我最近写的白洋淀“历史系列”的小小说《蓼花吟》《盒子炮》《秋风台》等，就是又一种风格的作品了。

　　在我的小说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写白洋淀的。但我作品中的“白洋淀”又不只是一个地域意义上的白洋淀，她是现实的湖泊与我自己精神家园的结合体。正如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格拉斯的但泽，莫言的东北高密乡。这里有我“写不尽的人和事”。历史的白洋淀是深远蕴藉的，现代的白洋淀是清澈透明的，当今的白洋淀已经变得有些污染，甚至局部干涸了，以后它还会变成什么样子？比如，引黄济淀后，也许更加澄明更加清澈，也许将来可能会再度干涸？从某种意义上说，白洋淀的历史实际上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我试图追踪白洋淀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结构我的作品，但小说又不等同于历史。我的小说随着白洋淀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但再怎么变化，再怎么发展，仍然是我的文学的世界。

　　在小说中，我喜欢与众不同的叙述方式和叙述技巧。写每一篇小说，我都当做是一个新的起点，都有一个新的目标。用一些摇曳多姿的笔法，用一些变幻莫测的形式，制造一些旖旎万千的风光，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从这一点来说，我不喜欢赛跑，我更喜欢散步，喜欢从不同路线、以不同方式达到目标。再有，我喜欢探索的乐趣。生活是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她不可能以一种固定的形式或格式展现在你的面前，有时她丰富得让你无从把握。生活有未知性、多义性、含混性。因此，一篇好的小说也不是单向的，单指的，而是多义的，多指的，甚至有时是含混的。在这里，含混是作家创作小说的一种策略，是作者故意或者无意造成的歧义，既可以表示读者心中的困惑，又体现了现代小说的不确定性，从而丰富着小说的内涵和外延。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才有了《行走在岸上的鱼》。这篇小小说写了白洋淀里一条红鲤鱼因忍受不了无水之痛、捕杀之烈，愤而离开水行走在岸上的故事。但这里面却又是多义的，你可以认为它是写自然的，写环保的，写人类的生存艰难的，总之它是不确定的，是含混的。又如《行走在岸上的鱼》的姊妹篇《白洋淀》，是写一个叫水的男人和荷花、芦苇、小鱼儿三个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女人的情感纠葛，实际上是写白洋淀水与自然的关系的。你还可以有别的解读，比如，一个人与他的生存环境的关系，比如一个国家和世界的关系等等。

　　一篇完美的小说与她完美的结构是分不开的。我常把小说的创作比作一朵花的绽放。花的美丽是相同的，但花的绽放形式却有着各自的不同。马塞尔·埃梅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他以奇巧的构思、幽默的语言，把现实主义的内容与怪诞形式巧妙结合，构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被人称作“短篇怪圣”。尽管法国是一个小说大国，尽管前有雨果、巴尔扎克，后有贝克特、西蒙，但是埃梅还是以自己独有的魅力跻身于法国乃至世界小说大师之列，成为世界各国读者所喜爱的现代作家之一。为什么？我以为就是他的短篇小说有自己不断创新的形式。看一看他的短篇《生存卡》《穿墙记》《侏儒》等，就能体会他小说形式的魅力。可以这样说，埃梅找到了每一朵花的绽放方式。

　　创作一篇小说的过程就是寻找一朵花所独有的绽放过程。形式藏身于花的开放之中，正如小说的形式藏身于语言之中，藏身于作者的心中一样。但从小说的意义来讲，一篇真正完美的小说又应该溢出语言本身和形式本身，通过最佳结构或形式，超越这“一朵花”，开放出鲜活的文字之花、美妙的思想之花、瑰奇的生命之花，从而幻化出“众花”之美。幸运的是，我在小说创作中，寻觅到了诸如《生死回眸》《叙事光盘》《车祸或者车祸》等等这样与众不同的花朵。《生死回眸》打破常规，由死写到生，完全可以倒过来读；《叙事光盘》按A盘、B盘、快进、慢放来结构故事；《车祸或者车祸》则是由叙事、说明、议论、叙事四部分组成，都是讲述的同一个故事，但一步一步在升华故事。我尽量避开直线型的叙事，采用多角度、多形式、多方位来俯瞰作品。内容决定形式，好的形式策略能大大增加作品的容量，使作品意义增值，更能展现出丰富的意蕴。

　　我愿意在创作中进行多种探索和尝试。能够体现一个小说家功力的元素有两个：一个是语言表达能力，另一个是叙述能力。作家是借助语言来叙述的，小说的叙述形式实际是语言的冒险形式。它可以不讲究情节的逻辑，故事的地点、事件可以不统一，人物身份也可以不确定，但叙述者却无处不在，叙述的视角是随时变化的。也就是说，小说可以作为另一种人生、另一个世界而存在，抵抗着现实的世界或者历史的世界。在这里，我要再一次提到那组有关白洋淀历史题材的小说。我在写作中，面对久远的人物和事件，首先考虑的不是事件的线性逻辑，而是叙述的角度。《鱼图腾》是写人与环境和谐相处，我用一块鱼化石的口吻来叙述远古母系氏族的一个故事。《秋风台》是重述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但我没有正面写荆轲，而是由荆轲刺秦的那把名叫“徐夫人”的匕首来讲述那段尘封的故事。《响马盗》是写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我虚构了刘六的一匹战马名叫望云骓，让这匹战马叙述、见证那段农民起义的历史。《蓼花吟》是写宋辽对峙时期的战争，我设置了一个歌伎作为叙述者，来叙述那段往事。在这组小说里，我还运用了复调、多声部、多视角的现代叙述手段，尽可能地为读者打开想象的空间，来等待读者的再叙述，尽可能让读者自己去还原那段历史，让读者寻找他们认为更加符合自己心目中的人物和事件。尽管这是一种冒险，但恰恰是这种叙述的冒险之旅，更让读者体验出小说这一文体最迷人的魅力。

　　在我的文学创作中，主要是以小小说创作为主。但2012年，我在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毕业后，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开始了小小说与中短篇小说交叉耕作的劳动。我的中短篇小说《拿着瓦刀奔跑》《像生活一样》《恶人难做》等就是我新的收获。

　　所以我认为，小说就是小说，小说就是一种迷人的文体，小说就是一种飞扬的文体。正是这样一种文体，让我为之迷恋、为之奋斗了这些年。我在漫长的小说之旅和文学之旅中，也收获了沿途的旖旎风景和人生的无限快乐。

　　我喜欢小说。我愿意继续种植小说的菩提树，希冀收获小说的明镜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