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写作、幽默写作与诗性写作

                         ——袁省梅小小说漫评

                                  蔡楠

我是写小小说的，偶尔也写些评论文字，还主编着一份刊物——《河北小小说》。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小小说写作和小小说研究以及小小说编辑的热心人来说，关注小小说文体的发展，关注小小说队伍的壮大，关注小小说作家的成长，是我份内的事情。小小说的创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30余年，代际更替，各领风骚，优秀作家数以百计，优秀作品数以万计，这些作家和作品，共同构筑着小小说大厦的辉煌。但在我办刊期间，我更愿意不断扩大着自己的视野，不断发现着当下潜心写作、潜质优秀、潜力汹涌的小小说作家。他们是小小说大厦的有力构筑者。山西的袁省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带着她羊凹岭鲜活的露珠、潮润的乡风和时光的斑驳投影闯入我的视野的。毋庸置疑，袁省梅就是当下一位潜心写作、潜质优秀、潜力汹涌的小小说作家。

生活在晋南运城的袁省梅当然是潜心写作的，甚至是孤独写作的。杜拉斯说过，写书的人和他周围的人之间始终要有所分离，这就是一种孤独，是作者的孤独，是作品的孤独。……身处几乎完全孤独之中，这时，你会发现写作会拯救你。”袁省梅就是这样的，她不图热闹，不喜喧哗，只爱在她的生活的领地羊凹岭上逡巡、驻足、寻觅，挖掘迷人的风景。我曾经编发过她的三篇小小说。其中《饭在锅里》获得河北作协小小说艺委会和《河北小小说》杂志组织的“新华杯”全国小小说大奖赛二等奖，《到北京去》获得“税苑杯”全国小小说大奖赛一等奖，《生活里的那点意思》发表在《河北小小说》2012年第2期上。就是这三篇小小说，已经足以证明了袁省梅是一个潜质优秀的作家。

《饭在锅里》写的得是农民工讨账的事情。陈卓子兜里放了刀子去找包工头应人讨要欠发的工资。应人没见到，倒是先见到了小饭馆的女人。确切地说是见到了帘后女人的声音，那个女人隐在了帘后。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气定神闲、在生活的波折中已经看开人生的女人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让陈卓子释放了攥出汗来的刀子，释放了仇杀的心情，避免了一场可能带血的纠纷。那个隐在帘后的女人是个智者，作家袁省梅也是个智者。智慧的小说家是一位希望隐藏在他的小说后面的人，或者说使他作品的意义隐藏在他创作的形象之后。因为站在小说的前面或者说小说的里面，就使他的作品处于了一种危险的境地。他可能成为他的行为，他的表达，他的立场和观点的附庸，他可能会成为人物的代言人。这是小说的说教，而不是小说的智慧。小说的智慧应该是高于小说本身的，就像山泉的淙淙之音是穿过山间，回响在山后一样。

   《日子里的那点意思》同样是这样的一篇优秀之作。这也是一篇与讨钱有关的小小说。所不同的是应人欠陈卓子的是工资，武六欠壳子的是现款。武六借了壳子500块钱，壳子就去要，钱没要来，却要来了“日子里的那点意思”。“那点意思”是武六给壳子的。什么“意思”呢?壳子也说不清。作者袁省梅也说不清，哦，不对，是袁省梅故意不说清，说清了就没味道了，不说清才是大智慧。小说是个体想像的天堂，当然小小说也是。说不清或者不说清，就有了想像的空间、想像的余地、想像的永恒。这不是大智慧是什么？

     除了智性写作之外，幽默写作也是袁省梅小小说的一个特色。幽默是智慧的延伸。小说不是哲学，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也不一样，小说的智慧不是诞生于理论精神，而是诞生于幽默精神。我们来看小小说《活儿》。“活儿”是什么？是棺材，羊凹岭流行在闰月给活人做棺材的习俗，是给老人添寿福的习俗。根娃在儿子升职后的紧要当口非要作口棺材，而且做完了，还要儿子躺在棺材里，而且还把棺材盖儿给彻底盖上了，任凭儿子怎么叫唤也不打开。在这里棺材成了根娃教育儿子的道具。人一旦躺在棺材里，就跨越了生与死的界限。这时候所有的欲望、渴求、争斗、倾轧、高官厚禄、金钱美女都失去了意义。那么再让你从棺材里出来，死而复生，你是不是对世界对人生会有崭新的领悟呢？《活儿》的意义就在于以幽默之笔写出了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真谛。它更是一篇质量上乘的廉政小小说。读着小说，我在发笑，也在沉思。小说是幽默轻松的，但题旨是深刻的、宏大的。

这一类的作品还有《不欠》。光的儿子考上大学，学费差两千，亲戚邻居都借不来，这时候儿子的初中班主任张老师送来了两千块钱。这两千块钱让光子“皱了多少天的心”“一下子舒展了”。光子就觉得欠了张老师个人情。柿子花生收下来之后，光子挎一蓝子柿子花生去给张老师送礼表示心意，可结果光子没送成就又折回来了。原因是张老师不光给光子一家钱了，村里考上大学的娃，他都给了钱。按照光子的逻辑，假如张老师独独给光子的娃娃钱，他就欠张老师的情，现在张老师都给了村里考上大学的娃娃钱，他就不欠张老师的情了。而且他以后见了张老师还可以不理，可以“头一撇装着没看见”，还可以“黑着脸”咣地走了。这是一篇具有冷幽默力量的小小说。是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它批判了光子那种自私、狭隘、封闭、麻木的小农意识，从而表达了在当下农村重新树立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必要和急迫，揭示了张老师这种善举不为村人理解的悲哀。

袁省梅的小小说写作，还是诗性写作。首先是语言的诗性。《唱家》中，瓜瓜的小曲是一种诗性，它将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用小曲的形式串起来。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小曲儿。小曲儿的形式，诗的语言，便有了诗的意境。第二是形式的诗性，在小小说创作中，组织小小说的形式从来就不仅仅是形式，也不应仅仅是形式，它有时又是内容的一部分，是诗性表达的一部分。《槐枹树》开头的闲笔，是介绍槐枹树这棵树的。生动的描写，有诗的意蕴。看似闲笔，实则不闲。下文，槐枹树又成了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语言表达能力的人物。老树与护树老人王长信的情感交流，相伴厮守，相互依偎，是一种超越生活常态的想像，是一种诗性的形式，更是一种诗性的表达。风沙把村里的人们刮走了，老人和老树的真情又唤回了村里人重新栽树，这也是一种诗意的初盼，诗意的象征。第三是行动中止的诗性。斯特恩说过，诗性并非在行动中，而在行动停止之处。也就是说，小说的诗性存在于因果关系之上，存在于不可计量之中。《不欠》就是不合因果关系的。张老师对光子有恩，却没换来光子的报答，相反却换来光子的不屑，这是悲情之美。《土地谣》里，被拆迁失去土地来到城里的老头老婆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者，行走着，老头还在小院里种那“鸡尻子大的土地”，老婆还在用麦杆编织草帽。这是生活的惯性。他们希望找回自己先前的日子。可是，一切的行动却被人为地中止了，家家户户防卫盗贼的院墙垒起来了，老头菜地失去了生机；麦子改用收割机收了，麦秆没有了，老婆的草帽编不下去了，即使编出来也没人戴了。老头老婆的行动就被残酷地中止了。这种行动中止的诗性告诉我们：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是一柄双人剑，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是环境的恶化、人心的隔膜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的消失。这是一种不可计量的因果。

袁省梅小小说的智性写作、幽默写作、和诗性写作，使她的小小说创作道路上必然地产生了羊凹岭系列这样一个小小说的奇迹。这足以证明，她有着奔流不息、汹涌澎拜的创作潜力。藉此，袁省梅便自然而然地成长为当下中国小小说领域不可小觑的小小说新锐作家了！

                                        2013年3月20日于荷香斋

 蔡楠，中国作协会员、河北作协小小说艺委会主任、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著有《行走在岸上的鱼》等作品集12部。曾获“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冰心图书奖”等奖项。现供职于河北省任丘市地税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