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既是哲学家，亦是诗人、艺术家。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赞叹的：庄子的思想既是哲学的，亦是诗的、艺术的；他运用思想既是寻求真 理，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在庄子这里，伟大的哲学与伟大的艺术是浑然一体的。从《庄子》的《养生主》、《天道》、《达生》、《知北游》等篇什有关“道”“技”关系的阐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庄子有关艺术与哲学的思想及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道”进乎“技”

“道”“物”关系问题无疑是道家，当然也是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庄子哲学中还有一个统摄于“道”“物”关系的重要问题即“道”“技”的关系问题。庄子之“道”既是本体的，又是本源的，《知北游》谓：“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这也就是说产生物质的东西即道是非物质的。在庄子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道更根本。《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道”在天地以前，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存在的。它产生天地，使鬼神和上帝显示作用，它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它可以让人们体会得到，却又是无形无为，看不见，摸不着。它始终在传递着某种消息，可又不能被具体接受。这样一种本源—本体之道是既不能凭感性也不能依凭理性去把捉，而只能靠主观直觉去体悟。“技”就是指技艺，如庖丁、大马之捶钩者、吕梁丈夫、佝偻者、梓庆、操舟之津人等人的手工技艺。更进一层的理解则是指体悟“道”的艺术或方法。“道”与“技”实际是庄子艺术与哲学思想的表述。在“道”“技”之间，“道”是比“技”更高层次的东西。晋郭象曾注释说：技者，万物之未用也。但“技”又是通向“道”的桥梁。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跨，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禧，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养生主》）

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候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与！”    

（《达生》）

庖丁能够使其解牛如一场艺术表演，是经历由“见全牛”到“不见全牛”；由“目视”到“神遇”；由“割”、“折”到“游刃有余”的转变过程。具体说来，就对客体对象（牛）的把握而言，庖丁由表及里，依乎天理，因其故然，对牛体结构了然于心；就主体自身而言，庖丁努力使其刀无厚，并“怵然为戒”，“动刀甚微”。梓庆制作乐器，其鬼斧神工之技也非一蹴而就。在时间上有由“三日”、“五日”到“七日”的过程；在主体精神状态上有一个由忘功名利禄、忘是非好恶到忘却自我的历练。用自然无人为滞碍的眼光去选材，以忘却自我之心去对待待加工的材料，即“以天合天”，这样制作出来的乐器有如自然天成。

如果说“庖丁解牛”主要侧重于对技艺所指向的对象的透彻认识，而“梓庆为鐻”则侧重于主体精神状态的调整与修养，高超的技艺要充分地发挥出来还要靠全神贯注、忘利害、忘物我，用志不分的精神状态来作保证。通读《庄子》，我们可以看到“心斋”、“坐忘”、“朝彻”、“见独”同“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天地》）是彼此呼应，互相发明，互为映证的。“技”在这里很明显地成为达到“天”的境界的阶梯，“技”成为达到“道”的铺垫或媒介。庖丁、梓庆、轮扁、吕梁丈夫等均是通过他们所掌握的“技”超越了对象和自我对他的束缚，他实现了自由，也成就了他的艺术，也就得到了“道”。换言之，技艺以具体的创造制作活动为基础，使普通的生活实践提升到可以与终极实在相贯通的高度。按照西方浪漫派神学家、美学家施莱尔玛赫的说法，庖丁、梓庆等人的忘物忘我精神沉迷状态正是一种沟通有限和无限整体的酒神式的情感。因此，庖丁等人的劳动过程并不是“苦心智”、“劳筋骨”的痛苦过程，而是一种艺术的展示，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妙契大道。在庄子这里，直觉和内心情感、虔诚与专注、思想的形象性和寓言成为其把握“绝对”、表现“绝对”的主要形式。理性主义时代的哲学家们相信理性思辩是把握“绝对”的最高方式，但庄子却认为艺术才是把握“绝对”的最适当方式。

二、“道”在“技”中

如前所述，“技”是低于“道”的，是通向“道”的桥梁或媒介；但另一方面，“道”又在“技”中。《天地》篇谓：“能有所艺者，技也。”唐成玄英疏曰：“率其本性，自有艺能，非假外为，故真技术也”。现代学者陈鼓应先生解释为“才能有所专精者是技艺。”才能专精者才是技艺，且技艺不是孤立自了的存在。技艺至少关涉到以下三个方面，即对象、主体、手段或工具：

其一，技艺作为一种专精之才能是主体所具有的，离开了某一主体，技艺是不可能存在的。庖丁解牛之技，吕梁丈夫游泳之技，佝偻者承蜩之技，津人操舟之技，梓庆作鐻之技，工倕画圆之技，轮扁石斤  轮之技，等等等等，这些技艺都是某个人或某类人所掌握的。庖丁解数千牛“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其行为如舞蹈，其声音如音乐；驼背老人以竿取蝉，准确、轻巧；吕梁丈夫在高崖急流中蹈水如履平地。如此高超奇绝的技能是他们经过长期刻苦磨炼，反复实践获得的。在这里没有主体顽强的意志和执着的追求精神，没有主体对对象之物的精深钻研及其规律性的把握，没有主体超然物外，忘物忘我的精神凝聚状态也不能获得如此奇技绝艺。

其二，庄子讲“技兼于事”，成玄英注释为“不带于事，技术何施也”，这也就是说技艺的展示总是指向某一对象之物。解牛之解必须指向牛，佝偻老人取蝉之技要指向蝉，梓庆为鐻必须选取合适精当的木材。对象之物的性状、规律、特征构成主体奇技的一个方面。技艺的凝结就是主体的劳动成果。牛体的“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木鐻的自然天成，捶钩者所捶之“钩”，这些都凝结着主体的智慧、技艺，是技艺展示者的技艺的物化形态。

其三，技艺的获得和展示离不开工具或必要的物质手段。劳动工具是连接主体和劳动对象的媒介。主体的奇技绝艺是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获得，并通过一定的物质手段传达到劳动对象身上。不通过刀，庖丁无法解牛，无法把他的奇技展示出来；不通过刀，梓庆就无法制成木鐻；不借助船，津人就不能操舟如神。

由此可见，技艺所关涉的主体、手段和对象都是“物”。庄子哲学认为“道在物中”。

《知北游》云：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

《渔父》谓：“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

庄子从正反两方面都揭明“道在物中”。正面言之，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甚至在屎溺，因为道生万物；反面言之，庶物失道则死，为事逆道必败。“道”统摄了物，而“技”又是“物”之“技”，“技”凝结于物之中。要而言之，“道”并非虚玄不实的东西，“道”在“技”中，“技”的化境即是“道”的展 现。更转进一层的析解则是即“技”即“道”，“道”“技”合一。

三、“道”“技”合一

《庄子》一书中200多则寓言，不少都涉及到“道”与“技”的问题，庄子多以“技”喻“道”，借“技”体“道”，实际上即“技”即“道”。现象是我们借以认识本质的起点，但现象不就是本质的构成部分呢？庄子所谓“得意忘言”、“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只是因为人们往往执着于“言”、“筌”、“蹄”而忘却了真正的目的，故作是言也。其实，“言”与“意”、“鱼”与“筌”、“兔”与“蹄”，如何能破裂为二呢？“道”与“技”亦然。在我看来，庄子的“道”“技”合一至少有如下两层意涵：

其一，指与物化。庄子在《达生》篇中讲到“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言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工倕以手画圆的技艺超过了圆规，手和物象融合为一了， 不用心思计量，所以其心灵专一而毫无滞碍。忘记了脚，鞋子是舒适的；忘记了腰的存在，带子是合适的；忘了是是非非的争论，心灵也会是安适的；心灵内不从欲念而动，外不从物而动，则是处境的安适。达到本性常适而无往不适者，是忘适之适也。从艺术哲学的角度看，工倕能够达到如此技艺，乃在于他已经消泯了主体与对象之间一切差别，打破了物我之间的隔障，指与物化，心物相融，主客一体。

当然，要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主体（创作设计者）既要克服对外物的排斥性，又要克服外在之物的自在性。克服对外物的排斥性，就是庄子的“心斋”、“坐忘”，忘脚、忘腰、忘心、忘适就是忘却自我，以开放的心灵去面对对象，对“无厚”之我去面对“牛体”，本来一切对象都是自在的，并不能自适人意，它们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则存在和发展着。所谓克服对象之物的自在性，就是主体已经对对象之物了然于心。对象之物、外在之物已经成为他自由表现自己胸中意象的元素。庖丁所解之“牛”已经成为庖丁借以展示自己高超技艺的道具。在这里指与物化，物我相融正是“技”“道”合一的展示，“技”的极致即是“道”。

其二，得心应手。《天道》篇云“臣也以臣之事观之。石斤  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轮扁在谈到自己制作车轮的体会时说：石斤 制车轮，慢了就松滑而不够坚固，快了就会滞涩而难入。不快不慢，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虽然无法用言语说出来，但有奥妙的技术存在于其间。“数”者，“道”也。技艺的化境不是靠口头传授就能获得的，必须以“手”为依托、为起点，“技”是“道”的外在表现或激发因素。手到要心应。一般人往往心身不一，或手到而不能心应，或意有所欲而手不能到，这样如何能创造出“惊犹鬼神”之作呢？换而言之，求道者要想得道、求道，只能保持心身的高度和谐，只能通过自觉、自证，而不能靠客观法式的传授。身心合一、手到心到，也就是“技”“道”合一。

庄子哲学中所蕴含的“道”“技”合一思想对后世艺术家和哲人们以深远的影响。大诗人苏轼就曾提出“技道合一”“技道俱进”的思想。在他看来，《庄子》中的“道”，是指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的自然之理，可由具体技艺中提炼而得。苏轼在《跋秦少游书》中说：“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苏轼反复强调，只有技道俱进，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

庄子“道”“技”合一思想也就是艺术与哲学合一的思想，也即是美与真合一的思想，这一思想演化为中国文化中的实用指向与审美的诗性品格的和谐。一切工艺产品都要兼养人的肉体和精神的两个方面，达到“体舒神怡”双重效能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指出，庄子的“道”既具有“思辩的形而上学性格”，又具有作为人生现实体验的“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的二重性。在我看来，庄子对道的追求，不是对事物作客观本质上的形而上的探求，而是旨在消除物我之间、心身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精神游戏，是一场旨在消除技术规范对于精神束缚基础上实现的“消遥游”。在庖丁的“解牛秀”中你能分得清哪是“技”、哪是“道”吗？在庄子思想里你能分得清哪是艺术、哪是哲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