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跑马圈地。而且是早已过时的圈法。

就像微生物的培养基，政治人物想要实现自己的“主义”，首先要在地图上画一个圈，声称圈子里都是自己人，有义务为了实现XX而共同奋斗。

这个圈子怎么画，不同历史时期的办法不一样。对19世纪以及更早的政治家来说，“民族”是最方便的选择，因为那时候全球化程度很低，语言和文化是天然的壁垒。一个民族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圈子。即使最普世的主义，也只能在一个民族身上实现，然后再借着民族国家的力量，向世界推广。

     后来，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民族不再是一个封闭空间。无论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是超民族的。所以，为了反抗全球化的帝国主义，无产阶级也应该跳出狭隘的民族立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当然，马克思关注的是地球上最顶层的大托拉斯，和最底层的纯无产者。这两种人没有祖国。但是还有广大的中间层，所谓的民族资本家、中小产业者，以及遗老遗少，仍然需要民族主义，这些人构成了20世纪民族主义的基本盘。政治上体现为第三世界的各种国民党、国大党。

但是，和19世纪比起来，这种民族主义，和它所代表的那些中间阶层一样，非常不稳定。时刻被四股不同的力量拉扯：小产业者的温和社会主义、大资本家的美式民主、军人的德式国家主义，再加上本国要求倒退回封建时代的反动势力。这些截然不同的倾向，都打着民族的旗号，互相摩擦不断，使国民党、国大党类型的党，总是面目模糊，臃肿迟缓，而且朝秦暮楚，在不同的时期，认不同的老大哥，走截然相反的道路。

到了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战争的危机彻底消除，全球化高歌猛进。大家打开国门一看，相互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共同话题反而很多。于是出现了“后现代意识形态”，比如环保、动物保护、女权主义等等，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但同样超民族，国民党时代的中间层进一步缩水（冷战已经缩水一次）。

这时候，民族不再是国家的前提，相反，成了国家的产物。在现有国家的基础上，构建相同的文化，相同的价值观，重新编造民族神话。事实上成了国家主义的华丽包装，可有可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