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底，深圳市政府提交人大审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规范引导“山寨”产品提升品牌，走模仿开发创新之路。该“首创之举”旋即引爆广泛争议。没过多久，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则在“全国两会”上建议立法封杀“山寨现象”，制止盗版、造假等山寨行为。

　　赞弹者皆有之，从来就是外部品鉴“山寨”的景色。

　　拿山寨现象发轫之手机而言，赞者用money投票，有数据称，目前国内山寨手机的出货量已超两亿部，市场四分有其一。当然，还有一些人未必会自己买山寨产品，但认为其性价比高，不乏一定的创新，是草根经济的一种形状。

　　弹者也不乏理据，其指斥山寨手机的主要罪状是：偷漏税、不按法定程序进行型号核准和入网检测、产品质量不稳定，以及有侵犯知识产权嫌疑等，“明显违犯了国家税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电信和无线电管理条例”。

　　孰是孰非，抑或，横看成岭侧成峰。从观点表达的角度而言，多元和争论不是一件坏事，但在热闹之外，实有必要弄清楚山寨手机大行其道的来龙去脉，并超越“屁股指挥嘴巴”式的利益攸关者代言，思考之。

　　单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山寨手机兴盛背后有着清晰的商业模式创新轨迹。在谈这个命题之前，先来听一听“台湾半导体教父”张忠谋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已经在半导体行业拥有30年从业经验的张忠谋回到台湾，承担起发展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使命。面对英特尔、德州仪器等行业巨头在研发、电路设计、IC产品设计、销售和市场营销等方面难以企及的优势，他为自己初创的台积电公司开创了Foundry模式，即将设计和代工环节分拆，台积电只做代工，发挥制造优势。时至今日，Foundry模式已风靡全球，台积电则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代工企业。作为对此前半导体一体化模式(IDM)的颠覆者，张忠谋一手缔造了半导体代工和半导体设计两个行业。

　　联发科是另一个颠覆者，其开发的total solution手机解决方案，将手机芯片和软件平台预先整合在一起，手机厂商拿到平台和其它零组件进行简单加工即可出货，大大降低了手机生产的门槛，加速了产品的上市周期。结果就是，手机生产不再是诺基亚、摩托、索爱、波导等大厂商的专享，“几个人、几万元”就可鼓捣出一款手机。这就是蚂蚁雄兵式的山寨手机厂存在的重要产业基础。

　　联发科的解决方案与珠三角庞大的配套、制造能力“灵魂附体”，手机业的新商业模式呱呱坠地，并在几年的时间内发育到极致。但这个新生儿是有缺憾的——当时，没有牌照，不能生产手机。于是，这些蚂蚁雄兵们有的想到了借牌，更大部分则走向了“山寨”。

　　应该说，如果没有山寨模式，波导之流的所谓国产手机不会衰落的这么快，但中国的手机用户数也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超过6亿，手机在农村、农民工等市场的需求爆发也还要再等上N年——想一想，这对当下“扩内需、保增长”是多么地不利啊。

　　再回到产业发展逻辑，不管是张忠谋开创的半导体代工模式，还是联发科的total solution，都不过是全球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这正是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要义所在。手机业的山寨模式是后起国家、后起产业谋求跨越式发展和后来居上的摸索样本。

　　当然，尽管山寨模式是手机业商业模式的创新，但绝不等于说山寨手机产品没有原罪。批评者所言之偷漏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侵犯知识产权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关键在于，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往后看，大声斥责的同时，不妨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回想一下他们当初面临的政策、产业制约；往前看，与其盖大帽子，一棍子打死，不如思考如何规范、引导，让其不再营养不良。

　　不屑于山寨手机群体简单加工、没有技术含量的人，同样无法否认中国目前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末端地位，纺织、服装、鞋、消费电子……我们能想到的“出口大户”莫不如此，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这是中国当前强调自主创新的动因，也是中国自主创新的现实语境。

　　山寨模式仍然方兴未艾，并有从手机向液晶电视、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等领域延伸之势。现实往往走在监管的前面，但监管不能总是落后于现实。如何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滥”的窠臼。现在，考验智慧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