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迷失”时代的挽歌——评亦夫的长篇新作《迷失》

孙德喜（文学评论家、扬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刊于《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进入20世纪，我们审视一下自己所处的时代，总有许多感慨，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或许我们身在庐山中，我们并不完全了解所处的时代，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面对这个复杂的时代，我们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旅居日本的作家亦夫由于身在庐山之外，看得或许比我们更清楚一些，他的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迷失》（作家出版社2008年6月版）以悲悯的情怀和浓厚的忧患意识，生动地展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迷失”的时代，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悲哀和无可挽救的颓败命运，从而唱出了一个精神“迷失”时代的挽歌。

严重错位于时代

    小说叙事始于玄关楼，也终于玄关楼。小说的故事是以在玄关楼附近的画展上野老认识文仆开始的，到了小说的结尾处，文仆寻找野老，来到了玄关楼，没有见到野老的踪影。他们二人的共同特征是，形貌十分古怪，仿佛是古人再世，而且他们虽然都生活在21世纪，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显得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非常隔膜。他们两人，一个是画家，专画先秦时代的老子、庄子、孔子等先贤古经图，与远离尘嚣的妙见寺有不解之缘。他在这个时代阴错阳差地一度大红大紫，受到这个社会的热捧，但是这个社会根本就没人理解他，没有他的知音，周围的人看重他的既不是艺术，又不是思想，更不是深厚的文化精神，而是他获得国外洋人大奖的名气和可以换到大把大把的钞票的画作，所以他感到的是这个时代文化的荒芜和精神的高度萎缩，于是飘然远去，将这个他所不屑的时代遗弃；一个是作家，呕心沥血创作的《新窦娥传》虽然几经周折能够出版发行，但是没有读者问津。他四处奔波，绞尽脑汁，总想将自己融入这个社会，然而他根本就没有深刻地认识这个时代，准确地把握这个时代，他那传统文化规范下形成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将他变成了孔乙己式的无用之人，然而生活的困境无情地逼迫着他，诱惑着他，改变着他，使他不再像孔乙己那样死守“君子固穷”的理念，而是迫使他像一条狗丢下尊严紧紧追赶这个令他难以捉摸的社会，尽管如此，这个社会还是将他毫不吝惜地抛弃了。

文仆和野老的遭遇和结局，就是传统型文人在当今这个时代的命运。他们分别代表着传统型文人的两种悲剧性的命运。我们中国历史十分悠久，传统文化非常深厚，这既是一笔非常丰富的精神财富，又是一只异常沉重的历史包袱。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文人也开始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然而，无论是社会的变迁，还是个人的变化，都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和容易，而是复杂而曲折。文仆和野老就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实现自身的转型，他们依然背负着传统文化，保持着传统文人的种种心态：清高，孤傲，怀才不遇，知音难觅，高度自恋，而且还有几分虚荣和爱面子。他们虽然保持了传统文人的自尊和具有封闭意味的独立性，但是却不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自由思想、开放胸怀、社会批判。因而，他们不可能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现代社会中，来认识现代社会，研究现代社会，批判现代社会，改造现代社会，推动现代社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进步。他们总是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又不是出于审美、观察和研究的需要，而是要保持他们的清高与遗世独立的人格理想。既然他们与现实社会保持着距离，就不可能亲近社会现实，更不能承担起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既然如此，现实社会也就不可能把他们这些传统型的文人当回事，即使在某些时候野老可以红火一阵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社会重视他这样的文人，充其量不过是追随他的名和利的躯壳，而实际上野老早已被社会边缘化了，被现实社会视而不见地给忽略了，而野老对此有着清醒地认识，他早就认识到自己“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个没有故乡的人。”然而，他的反应却无所谓，因为他对社会现实和现实生活也早已不感兴趣，在社会现实和现实生活中，他早已失去了激情，激发不出创作的灵感，甚至提不起半点兴趣，就连与卜红过夫妻生活都没有味道。生活的疲沓竟让他漂泊隐逸，逃避人世。与野老相比，文仆的人生实在是惨极了，他尽管“著作等身”，但是都不过是些文化垃圾，没有人感兴趣，他在被边缘化之后，随即失去了谋生的能力，以至惨遭现实社会的蹂躏。为摆脱经济上的困境，文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降低自尊，乃至屈辱地迁就现实，然而还是被现实社会将他当废物一样一脚踢开。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与孔乙己一样早已失去了为社会所利用的价值。他对新创作的小说《新窦娥传》怀有高度的自信，认为应该成为经典，不但可以给他带来不朽的荣誉，而且可以让自己得到丰厚的稿酬。然而，这部小说几经周折后却无人问津，他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品与现实社会的严重错位，没有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缺乏时代意义和存在价值，也不明白这后现代主义社会中的人们需要的已不是深刻的经典和精神家园，而是能够起着精神按摩作用的心灵鸡汤式的浅薄撩拨的作品。他心中难免不感到困惑，为什么自己不被这个世界所接纳？为什么自己在现实社会里处处碰壁？这样，他最终只能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之中。

现代知识分子的缺席

    这个时代在毫不吝惜抛弃了野老和文仆这些传统型的文人的同时，没有造就出可以引导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导师式的现代知识分子，反而孵化出了胡一伦与刘颖这样的掮着文化人招牌的文化侏儒和精神堕落者。

    这确实是一个荒诞的时代！这个时代物欲横流，精神萎靡，而且几乎是人人自甘堕落。在这个时代里，作为人类精神引导的宗教已经消失，只剩下徒有其名的和尚与早已不再神圣的寺庙。佛教寺庙妙见寺竟然遭到抢劫和毁坏，和尚能慧见财起意，一把火将妙见寺彻底焚毁；作为现代人精神守望者的高校教师不仅没有肩负起时代的责任，为这个时代建构人文精神，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传承人类优秀的文明传统，而是在温文儒雅的表象背后竟然与许多男人玩了“一夜情”，而且还恬不知耻地详细记录在她的电脑里；许多怪异而不可思议的现象接二连三。作为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大学，不仅没有培养像样的人才，反而是怪事荒唐事、丑闻接二连三。作为现代传媒并且担当政府喉舌重任的电视台同样是一片乌烟瘴气。“文化视点”节目编导兼制片老郝不仅江郎才尽，而且弄巧成拙，遭到观众的抗议和唾弃。电视台主持人妙妙与房产商周老板关系暧昧，大家当面说到这事，妙妙不仅没有表示反感和否定，反而露出一脸的“幸福和自得”。再看野老的母亲，整天神神鬼鬼，把儿子错当成自己的老公，把儿媳当着与她老公通奸的刘寡妇。文仆的儿子文武沉溺于电脑游戏，进而为了拥有一台电脑而不惜伤人抢劫，到后来甚至不思悔改，进一步将受害人绑架。这里莫名其妙地流行着“沙眼病和失声性喉炎”。

    时代的荒诞是由于精神的高度萎缩和信仰的缺失。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人，要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充实，就需要建立起赖以安妥自己灵魂的精神家园，需要得到某种终极关怀。可是，生活在荒诞时代的人们既精神萎缩，又得不到可以栖息灵魂的精神家园。究其原因，主要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缺席。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为现代化社会的物质生产和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而且通过扎实的工作传承人类文明，建构现代社会的人文精神，为现代人建立可以栖息和安妥灵魂的精神家园。可是在小说所描写的社会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出现，有的只是像胡一伦这样挂着教授、博导招牌的街头混混，有的只是像刘颖这样没有道德感、羞耻感和社会责任感，而且没有学术建树的大学教师，有的只是像P大学数学博士那样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失去理智杀人，有的只是像文仆这样被物质贫困逼迫得没有丝毫尊严的文人，有的只是像野老这样缺乏现代思想意识，逃避现实，只追求那些虚无飘渺的宗教文化精神，……这样，没有人能够担当起构建和守望精神家园的责任，没有人独立地注视着社会，及时对社会的罪恶进行批判，及时地研究和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于是，整个社会就失去了应有的现代文化和精神支撑，于是各种社会问题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而日益恶化。这就导致了社会的严重失序，文化的荒漠化以及信仰的缺失。于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每个人除了像苍蝇蚊虫追逐血腥一样疯狂地追求物质享受和虚浮的名誉以及肉欲的刺激，别无他求。且不说社会上的那些行尸走肉，就是P大学里那些老师和学生也都是不学无术，庸庸碌碌，自甘堕落。在这个堕落的社会里，文人的生活空间非常狭小，他们变得越来越猥琐而可怜，文仆就是这样的代表，他尽管很被动，但是他仍然无可奈何地面对再他日益感到陌生的世界，非常艰难地应付着现实社会留给他的各种难题。在这样陷入严重困境的情况下，像文仆这样的文人虽然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却不再具有创造力，不再为社会提供具有影响力的精神财富，不再是创造新的知识理论的起点，而只是非常平庸的谋生工具，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这样，这个社会从而陷入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恶性循环：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的缺席使这个社会缺乏应有的精神导引，从而导致社会文化的荒漠化，人们精神的侏儒化，另一方面，人文精神的缺失使人们失去信仰和精神支撑，就像胡一伦所说的那样：“活泛给我带来了看上去令人羡慕的一切，却让我失去了活着的目标。说实在话，我现在连七情六欲都不像过去那样真实了。”人们的生活失去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变成了行尸走肉，也就畸变为物欲和肉欲的奴隶，结果导致整个社会失序，压缩了人的精神空间和生存空间，令文人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乃至扼杀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

诗意越来越远

    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曾经憧憬着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按照海德格尔的设想，这是由天、地、神、人构成的世界。人不仅行走在大地上，而且需要仰望星空，面对着浩渺的宇宙天空发出自己的追问或者于之展开对话，从而在内心深处建立信仰，让神的光辉照亮自己的心灵世界，从而走向澄明。然而，在这部小说中，人们的生活离诗意越来越远，就像他们的思维一样趋于僵化，没有灵气。正如野老所感觉的那样：“一切都在想象的范围内，生活其实没有任何会让人激动的意外。”生活是如此的平庸无奇。

    诗，必须震撼人心，揭示真理，显示智慧，提升精神。可是，在这个社会里虽然还有叫做“诗”的东西，但是这些都不过是伪诗。所谓“伪诗”，只是徒有诗的形式的东西，而缺乏诗的真挚的感情、深刻的思想和深远的意境。P大的才子“诗人”蔡合子在追求范倩倩时所朗诵的那些“诗”，“不是‘致倩倩’，就是‘唤着倩倩的名字入梦’，从不重样，而且越来越表白得露骨和肉麻”，而且非常蹩脚。如果进一步了解到蔡合子向范倩倩求爱的最初动机，人们就会感到这事情的荒唐。蔡合子最初只是恶作剧心理，他在哥儿们的怂恿下凭着自己的高度自信只想和范倩倩开个玩笑，没想到丑女范倩倩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受宠若惊，而是表现出桀骜不驯。这严重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为了挽回自尊，竭力以疯狂般的示爱妄图征服范倩倩，可是他的声嘶力竭而走火入魔的示爱不仅没有征服范倩倩，而且没有通常求爱的悲壮，反而显得十分滑稽，成为校园里的笑料。由此可见，蔡合子根本不懂得爱情，那么他的那些所谓的“情诗”不仅缺乏感人的力量，毫无诗意，反而弄巧成拙，令人忍俊不禁。

    写出来的东西没有诗意，更可怕的是人们的生活中根本没有诗意。首先，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亲情，缺少信任。真挚的感情是诗意生存的土壤，是诗意的流脉所在，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润滑剂。可是，小说中的人与人之间绝大多数只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缺乏真挚的感情联系。电视台老郝的同学兼邻居韩小强一直抓住老婆曾经被人轮奸弱点，不仅时常对她大呼小叫，而且将自己在外找小姐的事告诉她，非常冷酷地羞辱心灵上伤痕累累的老婆。他甚至向老郝展示和炫耀他那本收藏着各种不堪入目的色情艳照的相册。他之所以如此心理变态，就因为老婆与他结婚时已经不是处女。阴暗的心理导致冷酷的行为，冷酷的行为早已令人间的美好荡然无存。普通工人韩小强如此，文化名人野老基本上也是如此，他虽然不像韩小强那样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冷酷，但是他在对待母亲和老婆的态度上没有什么感情，视若旁人，哪怕是卜红红杏出墙，似乎与她无关。文仆夫妻与儿子之间总是无法沟通，儿子因父母没钱给他买电脑，进而抢劫犯罪，出逃在外。刘颖与老郝同床异梦，特别是在刘颖电脑被抢劫后变得不可理喻，无论如何也不愿与老郝过夫妻生活，就像《百年孤独》中的雷麦黛丝一样，将自己重重包裹起来，几乎与外界隔绝，不想与任何人打交道。

    其次，金钱着统治一切。金钱本来只是劳动成果交换的中介物，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物欲的膨胀和社会物质资源有限构成了日益紧张的矛盾，金钱将人异化为其奴隶，不仅是穷困的文仆在金钱面前斯文扫地，就是像电视台要给文仆做点宣传，也赤裸裸地张口要钱。诚然，一定的物质基础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生活中的诗意生成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然而，物质条件并不一定自动生成诗意。因为诗意的生成应该是以人为主体作为条件的。当人沦为物的奴隶之时，人必然为物所奴役和驱使，日渐机械化，身心皆疲惫不堪，根本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诗意从何而来！另一方面，在金钱统治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被冲刷殆尽，大家为争夺利益而不择手段，彼此关系日益紧张起来，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根本没有闲暇过问自己的灵魂，于是，紧张的生活令人喘不过气来，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灵魂存在，更没有人去探寻人的精神世界，人们都是形而下地生活，其思想境界没有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更不会思考形而上的问题。这样，人就失去了灵气，创造的灵感也远远飘开。电视台的老郝和他的几个同事就深有同感。“老郝苦思冥想了好久，却是刚冒出一个念头，就被自己否定掉。他也把栏目策划等几个主创召到一起开会商量。但这个季节人人的思维似乎都像冬眠的蛇，半死半活的，一点灵动的感觉都没有。开了半天会，几个大烟鬼抽得会议室像着了火般浓烟滚滚，点子却没有想出来。”

    再次，人们的生活环境日渐恶化，过去那种美丽的自然风光没有了，田园牧歌式的氛围没有了，整洁卫生的环境由于污染变得面目全非。且看文仆的新搬入的书商段取义给他提供的住房：“四周工地密布、垃圾成堆的新住处。”再看白桦湖村：“村口的确有水一潭，但已经退化成了一个垃圾四散、污泥遍地小水塘，全然没有了湖名的诗意。”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不仅严重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破坏了人们的美好想象和良好心情，压抑人们的情绪，甚至让人感到恶心和窒息。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神性和灵性被无情地压扁，只能退化为一般动物，非常可怜地活着。

无根的漂浮者

    野老曾经非常伤感地说：“我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个没有故乡的人。”故乡是什么？故乡仅仅是自己出生的地方吗？是幼年、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度过的地方吗？故乡仅仅是同父母、亲友、伙伴一同相处交往的历史回忆吗？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可是野老为什么感到十分悲哀的是自己自出生之时起就宿命地没有故乡？显然，在野老这里，故乡不再是生存和历史意义上的一个区域，而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而是可以滋润与呵护自己灵魂的文化，而是流传数千年而一脉相传的精神联系。然而，野老发现他生不逢时，他偏偏遇上了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文化就像干旱季节里植物枯萎而毫无生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无人问津，没有人感兴趣。而这个时代所流行的只有平面、快餐式的、富有感官刺激的、满足肉欲的低俗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野老被边缘化了，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他，没有一个人真正认识到他艺术创作的意义和价值。作为精神关怀场所的佛教寺院妙见寺也遇到了不幸。本来，人们可以在宗教的终极关怀中得到精神的抚慰，回到精神的故乡。可是，妙见寺却被人为的毁坏了，庙产被人们抢得抢，盗的盗，最后只剩下断垣残壁。更有隐喻意味的是，野老的母亲昏昏糊糊。母亲，在通常的意义上，不仅仅是肉体的赐予，更是呵护精神的摇篮。儿童在母亲的抚养下成长，而这种抚养也不仅仅是给儿童的哺乳和饭食的喂养，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庇护和灵魂的培育。即使到了成人，一个人仍然对母亲怀有深深的依恋。然而，野老的母亲却是常常神志不清，有时还把自己搞丢失，可见，她早已搞不清楚自己的谁，也搞不清楚野老和卜红是谁，她的思想意识已经飘离了现实，她的精神世界一片混沌，她早已迷失了自己。像这样的母亲决不可能为野老提供精神的港湾，野老从她这里也不可能找到精神的故乡。

    实际上，不只是野老，就是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没有自己的文化之根。电视台的《文化视点》栏目之所以难以为继，步履维艰，就是因为失去了文化的根基，而胡一伦的策划更是没有文化品位，看似新潮，实则不懂文化。再看P大学校园里的那些老师和学生，也都没有安身立命之根，不知道自己的精神故乡在哪里。社会上的那些芸芸众生根本就没有故乡意识，除了的金钱利益，他们根本不对包括文化在内的任何东西感兴趣，因而只能在文化的沙漠中沉沦、堕落。失去了故乡，人只能无根的漂浮，就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这就难免不出现贾村长被老婆抓烂脸皮的滑稽荒唐之事。

1996年，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1]，对亦夫的早期小说《土街》作了评论。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就指出亦夫写出了“土街”人灵魂的迷失。后来亦夫的《玄鸟》写到了一个城市的不可避免走向毁灭的悲剧，同样表现了人的精神在灵魂迷失后的陷入了错乱。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迷失》再次唱起一个“迷失”时代的挽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人们极其危险的精神处境，听到了他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大声疾呼和严重警告。

2008年6月21日于扬州存思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