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土街》流产记

亦夫

1994年1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土街》出版并畅销书市，一方面使我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关注，但同时也为自己贴上了“描写肮脏内容的流行作家”的标签。这个标签足以吊起许多书商赚钱的胃口，他们纷纷找上门来，有买断旧作的，有约写新稿的，更有甚者，居然拿着自己东拼西凑或改头换面的小说稿，要求贴上这个标签招摇过市。我一直自认《土街》乃严肃纯粹的心血之作，这样的情形出乎意料，着实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但互为代价的是，曾让我愁肠百结的出版难关，却因此变得易如反掌。同年5月，我出版了《媾疫》，次年11月，又出版了《玄鸟》。迄今为止，先后出版了六、七部长篇小说的我，也不认为写作真正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切实的收益。但作为一个理科出身却偏执地以写作为趣的人，自己的文字变成一部部被广大读者放在案头、床侧、厕内的书本，给他们带去愉悦或愤懑、轻松或沉重、认同或对抗，让众多人分享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体验，却无疑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

1996年刚开春，几个陌生人找到我北京的蜗居。我正诧异，其中一名年纪与我相仿的北方汉子疑惑地上下打量着我，半天才道：“《土街》真是你写的吗？我想亦夫怎么也该是个五十以上的人啊。”后经来人自我介绍才知道，他们分别是天山制片厂的制片人、导演和对电影萌生了兴趣的某老板，是找上门来洽谈《土街》的电影改编权事宜的。年轻的导演Y是始作俑者，他无意中读到《土街》后，便对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遂萌生了将它搬上银幕的想法。由于《土街》系书商操作出版，Y千里迢迢找到东北那家出版社，却也没有作者的任何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从太白文艺出版社我一个朋友处，拿到了我在北京的联系方式，于是一行三人找到了门上……很快《土街》的电影改编便开始有条不紊地运作起来，他们所请的西影厂编剧几易起稿后，剧本一个多月后便敲定，然后摄影、主演等主要人选也逐一确定，剧组一行数人去山西左权县选定了外景地，甚至道具所用的材料也已经购买了不少……就在即将开机拍摄的时候，五月份在长沙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却有了新的政策：电影文学本也要首先通过电影局的审查。剧本《土街》的命运就如同其小说一样，很快便因为“晦涩、阴暗、缺乏光明面”而遭到否决。值得一提的是，审查人员并没有判处其死刑，而是网开一面地建议道：“能否在里面加一点抗日的内容？”编剧不知如何是好，于是Y找到我想办法。《土街》的年代背景是1948-1962，抛开年代不符不说，内容也和抗日风马牛不相及。于是我只能一语双关地苦笑：“这里面不都是抗日（拒绝性事）的内容吗？怎么还嫌少啊！”

几经努力，电影《土街》最终还是流产了，天山厂和投资人先期投入的数十万元打了水漂。已经和我成为铁杆兄弟的Y在回乌鲁木齐之前，我们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小餐馆里大喝了一顿。醉意迷离的我深为自己的背运连累了朋友而愧疚，不料Y说：“得失无须当下断定，现在弄不成的事，拖一拖或许弄得更好。”我知道这只是朋友自我解嘲的话，却也只能点头称是。电影《土街》虽然流产了，但我却因为它而结识了不少影视圈里的朋友，而且不久之后，我与Y真的有了第一次合作：在一部小投资的彩色遮幅电影中，我是编剧，他是导演。

十五年后的今天，当新星出版社将《土街》再版印行后，已经成为天山厂导演群中流砥柱的Y对我说：“|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一直在我脑子中挥之不去的那个愿望，或许已经到开花结果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