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我的半世人生按地域可划分为三大块：从出生到高中结束的乡村时代、从上大学到弃薪辞职的都市时代和业已持续了七、八年的海外漂泊时代。如果单从环境因素看，我的每次变迁，都应该是生活节奏的一次大提速。偏远闭塞的老家乡下，一直延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传统，生活节奏完全合着时令和节气的自然拍子，虽单调寂寞却一派散淡闲适。在北京求学和工作的十几年里，原本就远比乡下纷繁忙乱的都市，正处在一个令人眩目高速发展期。郊外农田里竞相生长的，不再是绿色的庄稼，而是密密麻麻的高楼和烟囱。三环、四环、五环……纷乱忙碌、嘈杂拥挤的都市像黑色的潮水一样向四周蔓延。在这种扩展速度的带动下，人们日益变得神色慌乱、步履匆匆。而后我移居的日本东京，更是一座以高压紧张和快节奏而闻名于世的现代大都会：精确得几乎不差分秒的电车上，挤满了一脸倦色的上班族；摩肩接踵的街头，到处可见为准时打卡而比赛般奔跑的人们；每年都有数量众多的人因过劳而猝死，更有许多人因无法忍受生活的强压而自杀……如此看来，越来越发达的社会在提供了更富裕优越、更丰富多彩生活可能的同时，似乎也剥夺了人们对生活节奏的自主，让身处潮水般向前疯狂奔跑的人群中的我们，似乎面临着不是随波逐流，就是被淘汰出局甚至挤倒踩死的命运。

    但时代潮流并没有彻底占据人生河床的全部，在奔腾不息、汹涌澎湃的主流之外，仍有千百条支流纵横交错，保持着各自的速度和流向。这种可能会被视为“不入流”的形态，不但点缀和丰富了生活本身，而且为身处主流旋涡中的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参照。就我而言，或许是童年乡村记忆在意识中扎根太深，或许是天性饨感，离开故乡二十多年，在节奏变得越来越快的生活环境中，我却始终无法随着潮流奔跑起来，甚至生活节奏不但没有提速，反倒变得越来越缓慢：我原来在某国家机关当差，本来就是一份悠闲舒适的工作，但一成不变的早八晚五却让人感到沉闷压抑，我最终不顾几乎所有亲友的反对，调到了一家出版社去做编辑。虽然所谓的金饭碗打破了，收入也减少了，但出版社不坐班的工作模式却给了我时间上的极大自由。而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才有可能脱离外界的束缚，保持生活节奏的自主。旅居日本七、八年，在这个最能直接地体现“时间就是金钱”的城市里，我依旧选择了最大限度的自由，而把大量时间用在了读书、写作、游走等毫无经济效益的闲事上，以至于相熟的华人朋友忍不住摇头叹息：“这么闲闲地呆着，简直无异于眼看着大把大把的票子从身边飘走啊。”其实类似我的状态并不鲜见，无论时代的脚步多么急促，不管生活的节奏多么紧张，总是有一群一群的人漫步在不为匆忙的目光所触及的地方，安静地聆听着大工业社会一派喧嚣中隐隐透露而出的自然之音。有人不无讽刺地说我个性太过鲜明，其实我内心并不苟同。在对速度和效率极度渴望和崇拜的生活主流中，我的大学同学一部分因获得极大财富而拥有了远甚于我的丰富和自由，一部分则付出了自由、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而我只是一个不上不下的中庸之人。在某种意义上，中庸之道的实践者有时候恰恰是人群的少数。

    在我看来，对有渐强之势的所谓“慢生活”、“饨感力”的主张，不能不看实际情况而大加宣传。这种主张之所以在欧美等国家兴起，是因为它们的发达程度已经具有了比较和反思的基础。而对尚处在发展中的国家而言，这样的主张无异于让一个饿汉厌倦大鱼大肉，是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的。成人在思维模式和生活惯性成型以后，其实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是最利于自身的。所以不管你怎么主张，快的慢不了，慢的快不了。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一切顺其自然，最后所付出的代价才会真正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