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专门说说李戡了。

1992年初，李敖与王小屯在恋爱9年之后结婚。当年秋天，他们生下一个男孩，李敖给他取名李戡。这个名字，来自于国民党的熟词“戡乱”。“戡乱”原本是镇压共产党之意。李敖用“戡”为儿取名，乃是反其意而用之，他希望子承父志，反过来“戡”台湾当局所制造的乱象。

李戡自幼聪颖，学习成绩保持优异。17岁那年，他参加高考，名列前茅，被台湾大学录取。但他认为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北京大学，他的祖父、大姑、大姑夫和二姑都是北大毕业，他父亲李敖深以未能就读北大为憾。为了不使自己留下遗憾，他又报考了北京大学。

他在入学申請书中说：　　

“我愿我能超越这60年的海峽。”

“我愿我的振翅高飞，能给台湾留下片羽，能为祖国闪出吉光，一旦成真，岂不正是我们共同的希望吗？”

2010年6月，李戡来京，到北大接受面试。碰巧李敖的老友陈又亮也在北京，他约我和李戡会面，我们一起在崇文门外一间餐馆吃饭。

我观察李戡很有几分英气逼人，然而少年老成。他举止大方，谈吐庄重，全不像个17岁的孩子；思维敏捷，善于思考，有乃父风范。席间，我问他在学校课程之外读些什么书，关注什么问题。他说最近用几个月的时间，研究了一下台湾教育，还写了一本书，即将在台湾出版，那是他给自己的成年礼物。

他对我说，他是从自己读书的课本里发现问题的。多年来，学校里每每换新教材，他都会发现课本中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在减少和改变。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他到图书馆去研究了台湾几十年来出版的国文、历史和公民等科目的全部教材，做了大量分析，最终证实，这乃是台湾“去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之一，与近些年来“台独”势力抬头相呼应、相契合。同时，他想要揭示各种教科书在知识上的缺陷和盲点，痛批其内容的荒谬。他认为这些教材，是以编者错乱的神智，煽动学生仇视中国，向他们灌输不切合实际的妄想。他把这些想法告诉父亲以后，父亲鼓励他写一本研究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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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早已回到北京，在三联书店负责图书编辑业务。听了他的介绍，对他的著作顿时大感兴趣。我觉得这本书如果能在大陆出版，将不仅有助于国内读者了解台湾教育的现状和内幕，而且可以帮助人们从宏观上认识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于是我对他说，台版新书出版后请第一时间寄给我看。

8月初，李戡将刚刚出炉的新书快递过来。我看到书名叫《李戡戡乱记》，不禁会心一笑。我猜想这个书名一定是李敖帮助取的，他在指导儿子贯彻自己的“戡乱”意图。

我和编辑用最快的速度审读了此书。我们都觉得李戡写得相当好。构思缜密，资料翔实，论述严谨，以理服人，大体上符合研究规范。虽然文笔略显稚嫩，但并不影响观点的表达。总体上判断，这是一本以独特角度批判台湾教育乱象的书，也是一本有思想、有锋芒、有锐气的书。

于是三联同意出版，我们同李戡签订了出版协议。

李敖很重视儿子第一次出书，他亲自为这本书写了两万字的“导读”，舔犊之情溢于言表。当然，这无疑是为儿子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

出版前，我又一遍仔细阅读书稿。我觉得李戡像他父亲一样，整体政治倾向是爱国的，所以书稿中敏感问题极少。我总共提出了15条修改意见，其中除了对台独分子谢聪敏的评价不当是属于政治问题以外，其他14条都是行文中的一般表述问题。对此，李戡都配合我们一一进行了修改。

至于李敖的导读，中间有几句话，批评马英九和连战，稍带谈到大陆的两岸政策。他说大陆有关方面跟国民党上层套近乎，拉关系，其实很不明智，因为连战、马英九自己都不是好人，他们很虚伪，靠不住。我看后觉得这样的话，还是不要公开说为好。为了不至正面冲突，我请陈又亮给李敖打电话，建议他删去这几句。当时李敖问，还有别的吗？陈说暂时没有发现别的。李敖表示，能理解，知道共产党是要搞统战的。删就删吧，但是他强调说，下不为例。

发稿后，我原不打算送审，就直接出书，谁想到，因为李敖要为儿子做宣传，他接受记者采访，说三联要出版他儿子的新书，于是此书引起了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注意。领导机关打电话来，要求我们将此书送审。

书稿送到国台办，他们便聘请了专家审稿。因为我们希望尽快出书，所以要求专家作为急件安排。专家很配合，审稿非常快，大约一个星期，就通知我们去取结果。我一看审稿报告便愣住了。因为专家的标准很严格，不仅对李戡的文章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而且还要求李敖再改三四处，涉及一些批国民党的言论。

我觉得此事有麻烦。李戡的修改倒不成问题，但李敖的事难办。我急找陈又亮商量。陈包揽下来，说没关系，他打电话。可是当天晚上，陈与我联系，以沮丧的口气说，没办法，李敖说不通，两人吵翻了。我问详情，他告诉我，李敖骂我言而无信，早承诺过“下不为例”，怎么又要改？上次修改，是因为涉及了共产党，但是这一次，只是骂国民党，为什么也要改？李敖最不能理解，他在书里说“连战的儿子连胜文何德何能也当国民党中常委”这样的话，竟然也需要删去!李敖说，这一次，李戡的文章改不改他不管，反正他的导读绝对一个字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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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又亮认为李敖这是犯倔，不通情理。他们是“死党”一级的朋友，平常在一起就常以粗话互开玩笑，这时他便对李敖发脾气，说你还想不想给你的宝贝儿子出书？因为你不肯修改，你儿子的书就出不了，你怎么这样不理智、不明白？李敖说，“三联如果不出书，我就和李昕打官司，反正我手里有合同。”陈又亮一气之下，说李敖你这样不听劝告，你的事我不管了。李敖说，本来也不用你管，你让李昕自己写信给我解释这件事吧。

我问陈又亮，他为什么要我写信？是不是想留下打官司的证据？陈说你够聪明，他大概是这意思。

我才不会写这封信，准备“冷处理”此事，先拖一阵再说。我知道李敖比我着急。果然，几天后国台办就有人主动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写一份报告，说明在这本书上李敖本人意见和专家修改意见的分歧。我猜想，这是可能是李敖直接找到国台办某位领导诉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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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报告送上去，两三天之内，我又接到国台办经办人的电话。他说经过研究，李敖那些骂国民党的话，包括批连战儿子连胜文的话，都可以不必修改了。但是专家意见中只有一个地方，必须得改，改了就可以出书。

他说，李敖有一处说了粗话，应该处理。书中提到台湾人讲的闽南话，是“他妈的”话。这样讲不严肃，会伤害闽南人的感情。

我解释说，这不过是一句调侃，何必当真呢？李敖的用意在于批判台独。现在台湾因为台独意识的影响，一些人把当地语言说成是“台湾话”。但李敖说世上根本没有台湾话一说，台湾话就是闽南人移居台湾以后说的话。闽南人是台湾人的妈，所以闽南话是“他妈的话”。

国台办的经办人说，你不要解释，照改就是了。

但是这可给我出了难题。我预想，这比政治问题更难和李敖商榷。咨询陈又亮，他果然说，你可千万别和李敖提这件事，否则他会觉得你既没有原则又沒有水平，居然以这种荒谬的意见找他麻烦。他建议我，不改，硬着头皮出，谁能因为这一个词把三联怎么样？但我觉得那也不是办法，三联毕竟要考虑和管理部门及专家的长期合作。被逼无奈之际，我灵机一动，对陈又亮说:“我干脆加一个字，把‘他妈的话’改为‘他妈妈的话’，如果李敖问起，我就说是排版错误。”

陈又亮对我的主意拍案叫绝，我们相视哈哈大笑。

改稿问题尘埃落定，出书便一切顺利。为此，我要给大家庆功。图书开印之前，我约了陈又亮和李戡，又召集三联的编辑和相关人员，一起在娃哈哈大酒楼吃饭。席间，陈又亮拨通了李敖通电话，几个人轮流拿着电话对李敖表示祝贺，告诉他可以安心了，儿子的书马上就出。轮到我时，我抱怨说：“这次你可把我整得不轻，我都急火攻心啦。”然而李敖却颇有些得意地说，“如果我不坚持，能有这样的结果吗？”

原载香港《橙新闻》和《长江文艺》2016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