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奉调到香港三联书店任职。我走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李敖的合作也便结束。后来，李敖的全部作品都被转移到友谊出版公司，他们出版了《李敖大全集》。

不过我个人和李敖的交往还在继续。到香港后，我发现当地图书市场上台湾出版物畅行无阻，可是李敖的书却很少有售。一问才知，是供货跟不上，以前卖过的书都断市了。于是我和李敖联系，想出几本他著作的香港版。当然，首先想到的，还是他讨论传统文化的杂文集《传统下的独白》和《独白下的传统》。

李敖很高兴，我寄上合约，他一字不改，签字掷还了。于是我用精美的装帧和设计，精良的印制，很快在香港推出这两本书。

香港地域狭小，人口只有中国内地的1/200，在这里出书，销量十分有限。为了扩大市场，我们委托台湾商务印书馆在台湾代理我们做图书发行。

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电话。她厉声质问我，你们这一批发货的图书中，是不是有两本李敖的书？

我回答，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她说，李敖的书有台湾版本，你们的香港版不能在台湾发行。

我说，这事情我问过李敖，他同意我们在台湾销售。

总经理问，你有文字凭据吗？

这一下我愣住了。的确是个疏忽，我没有把这一条写在合同里。但是我立刻对她说，我可以马上请李敖写授权书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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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迟疑了一下说，算了吧，我把他的书全部退还给你，你也不必找他授权了。李敖这个人，我们不沾他的边，不惹他的麻烦。万一他骂起人来，我们受不了。所以我们从来不卖他的书，不光是你们三联出的，别人出的，我们也不卖。

我没想到李敖在她眼里竟是这样的青面獠牙，令人避之唯恐不及，这真让我哭笑不得。

据我所知，李敖与商务印书馆的缘分不浅。他幼时在北京上小学，对他影响最大的一套书，就是商务老板王云五主编的500本一套带插图的《小学生文库》。到台湾以后，因为才华出众，他中学时代曾接受过王云五赠送的亲笔题词。60年代，他声名鹊起之时，恰逢王云五在台湾重新执掌商务印书馆。王极为欣赏李敖才华，曾有意将其罗致门下，但最终恐其锋芒太露，“不敢用他”。然而李敖并不领这份情。他一辈子和国民党作对，骂国民党就是他的当行本色。因为王云五曾为国民政府高官，所以李敖若是抓住把柄对台湾商务印书馆发难，是绝不会口下留情的。我猜想那位总经理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由于香港版本在台湾不能卖，所以我也没有必要继续在香港出版李敖的书了。于是我与他的合作暂时中止。

转眼到了2003年。这年11月，我到台北出差，顺便到府上拜访李敖。这是我与他交往十多年后第一次与他会面。

得见真容，我发现他并不是人们议论中的那般凶神恶煞。他是一个亲切而有趣的人，爱说爱动，活力四射，甚至还带着几分孩子气。他个性开朗，聪明异常，思维敏捷，幽默风趣，还很爱开玩笑。我们在一起，无论谈论什么，在他嘴里都能找到笑料，于是谈话气氛总是热烈而欢快。

李敖带我参观他的书房。书房很大，足有一两百平方米，除了中间有几张桌子、沙发和成排的文件柜以外，四周都是书架。李敖是藏书家，收藏了许多珍贵版本图书，从宋元线装书到民国珍本，无所不有。他夸口说自己的图书收藏在台北无人能敌。此言我不能确证，但是后来我在北京重新组建生活书店，他闻知此事，立即就找出一本1935年版的《生活书店图书总目》赠我，告诉我，“这本书和我年龄一样大”。我知这是极珍贵的民国版本，存世不多，国内难寻，连北京三联注重收藏自己历史上的珍稀版本的“韬奋图书馆”也不存此书。此举让我见识了他藏书之博。

他打开文件柜，顺手拿出很多文件夹给我看。里面收藏着五花八门的东西，从胡适的信到陈水扁的签字都有。我早知他是资料大王。学术研究用得着的资料，无论文件、档案、书信、手稿，他都分门别类收集。他打官司时总能拿出别人意想不到的证据，在法庭上一招致对手于死命，就得益于他平时的资料积累。

我曾亲耳听远景出版社总经理沈登恩先生讲过一个故事。七十年代末，李敖出狱后，沈登恩主动与李敖联系，想出版他的著作，助其“复出”。头两次，李敖闭门不见，到沈三顾茅庐时，他才开门迎客。此时李敖找出一封信，令沈大惊失色：原来这是十几年前沈作为中学生时给李敖写的表达崇拜的信，那时沈是李的粉丝。一个不认识的小孩，写这样一封平常书信，居然被李敖收藏十数载，由此你便可以掂出这位资料大王的分量了。

我环顾他的书房，发现他将四五张写字台摆放在一起，便问，你要这么多桌子何用？他说，这是他的写作平台。他写书，总要查阅各类资料。他便把不同类型的资料分别摊开在不同的桌面上，写作时，需要查哪类资料，就坐到哪张桌子前，“只换桌子不换人”，他笑说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李敖的书房干净整洁，甚至可以说是一尘不染。我听说他是有洁癖的，见不得室内脏乱。但是他不雇佣人，不用秘书，读书、研究、写作之余，他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从整理庞杂的资料归档保存，到几十万本藏书分类保管，一直到打扫卫生做清洁，都独力完成。我真不知他怎么会有这么旺盛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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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下谈天，当然还是从出版他的书谈起。他递给我一本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上山，上山，爱》，这是他写台湾“革命者”爱情的作品，内中有他自己恋爱经历的影子。我在香港早看到这本书，因为其中有大量两性关系的描写，我知此书在大陆难以出版。但李敖不甘心，他说自己的书并非黄色。他翻开扉页给我看，只见那上面写着：“清者阅之以成圣，浊者见之以为淫”，想来是要表达清者自清之意。他希望我帮忙将此书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当场答应下来，但后来我尝试做了，并不成功，因为要删减的内容太多，我和出版社都担心无法征得李敖的同意。

那天谈的最多的还是我和他的合作。他问我香港三联的书为什么在台湾买不到？我说我们的书在台湾因为代理发行不利，销量很小。他问，那你们为何不在台湾开一间出版社？我说其实很想，但做不到，因为我们香港三联是中资企业，中资在台湾被视为“陆资”（即大陆资金），那是绝对不被准许进入台湾投资的。

李敖听了我的苦衷，立刻拍胸脯，豪爽劲儿上来了。他说，“别管他，这事我帮你解决。你投资三百万到五百万到我这里，聘请我担任三联书店（台湾）有限公司总经理，我雇几个人帮你们打理图书出版。我倒想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给你当这个总经理，你在台湾一下就站住了，而且名声就打响了。你信不信？他们肯定奈何不了我。”

他眉飞色舞地说，“谁敢来查我的资金来源？谁敢来告我？现在整个台湾，都没有人敢跟我辩论，更没有人敢跟我打官司。我在台湾，专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比如，台湾只有我敢谈‘一国两制’，别人一谈就被说是中共同路人，都怕了，可是我讲就没有事。所以，你和我合作，可以无忧。”

这话我信。我从台湾商务总经理对他的态度，已经可以窥出一斑。后来我读到的李敖传记，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传记里说的就是上面提到的小说《上山，上山，爱》，出版后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台北也有“扫黄打非”，依据的是《租售出版品自治条例》。审查此书时，一位市议员复印了此书的几段色情描写，遮住书名，拿给市政府新闻处长看，询问这是否色情淫秽之书？处长答曰“当然”。继而市议员亮出底牌，说这是李敖写的。处长顿时慌乱无措，连忙改口说：“你可不要害我，我从没有说过李敖的书色情。”由此，人们领教了李敖的“淫威”。

话虽这么说，但是要实现在台湾投资则难乎其难，而且中资的调用，绝非我能做主。所以此事只是说说而已，最终并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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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橙新闻》和《长江文艺》201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