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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
(2015-03-03 09:32:28) | 分类： 散文 |
李 昕
我和杨振宁先生算是有一点缘分，说出来，虽不免高攀之嫌，却也的确都是事实：首先，他和我都是清华园的子弟，父辈都在清华任教，尽管他父亲是更老的教授，比我父亲年长十八岁；其次，我们的家都曾在清华西院，他住过11号，我住过35号，一模一样的房子，相邻不过百米，只是我家入住时，他家早已搬走多时；其三，我与他上过同一所小学，算是校友，尽管杨先生上学时学校名为成志学校，等到我上学时，校名已改为清华附小，但举行校庆活动时，杨先生和我是都会去参加的；第四，我发现我和他是同一天生日，而且他整整比我大三十岁。
关于最后这一条，我特地与杨先生核实过。一次见面时我谈起这个巧合，杨先生笑笑说，＂你是指的十月一日吧？我通常对人那么说，是为了把生日和国庆节一起过比较省事。＂我说，＂这我知道，我的生日是9月22日＂。杨先生点点头，很认真地说，＂这个日子是对的＂。
当然，真正与杨先生交往，还是得从我为他编书说起。
在众多自然科学家中，杨先生是一位极有人文关怀的老知识分子。他思想敏锐，关注现实，喜欢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他的文章也写得漂亮，文字干净简洁，字里行间富于情感。所以，在我们眼中，杨先生在物理学家之外，同时是一位人文学者和作家。几十年来，三联的编辑一直对他保持关注。八十年代，杨先生写了《读书教学四十年》，先在香港三联出版，继而又在北京三联发行。
此后，杨先生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无论在香港，在北京。我们举办店庆活动，他到场祝贺；我们举办中国文化论坛，他来演讲。我们也多次询问，杨先生有什么新作可以交给我们出版？杨先生的著作，分为两类，有一类是自然科学论文，编入《杨振宁论文选集》，这类文章与三联书店的出版风格不合，所以我们没有考虑安排出版，我们期待的，是他的散文随笔，或回忆录一类的文字。
2005年，我在网上看到一条关于杨先生的访问记。当时杨先生和翁帆结婚不久，很多记者关注他们结婚后的生活么样，翁帆在干什么？杨先生说，“翁帆的英文很好，她在给我做翻译，我原来一些文章是用英文写的，自己也没力量去整理，现在翁帆帮助我翻译成中文。”他还说，他觉得这些文章译成中文给中国读者看很有意思。我当时就想，这可能是一本新书。
我知道杨先生住在清华，马上和打电话和杨先生联系，告诉他三联书店愿意把翁帆的译文编成书出版。杨先生当时还没有想过出书的事情，一听我说，立刻愉快地答应。我对杨先生说，这本书可以署名“杨振宁著，翁帆编译”，作为你们两人合作的成果。杨先生听了很高兴，他大概也会觉得，他和翁帆结婚以后，两人以合作编书的形式亮相，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编辑这本书大约用了两年时间，杨先生的严谨和认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是一本散文随笔集，但是杨先生完全是以编辑科学论文的态度来工作的。他在每篇稿子上都加上了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科学符号，然后告诉我们，书稿的目录和次序是他亲自编定的，不可以随意调换。对于文中，某个词应当如何翻译，他会与翁帆再三讨论，反复斟酌。我们原本希望快一点出书，但因为杨先生对书稿精益求精，出版日期便一拖再拖。
杨先生把这本书定名为《曙光集》，用翁帆的话来说，这本书记录了“二十多年间振宁的心路历程----他走过的，他了解的，他思考的，他热爱的，以及他期望的一切。”为什么用这个书名？杨先生解释说：“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85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这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情景。可见，这本书中寄托了杨先生多么深厚的家国情感。
因为这是一本极有价值的著作，我们在出版时一定要举办些宣传推广活动。我们在三联内部商量了一下，决定在新书出版时，就在三联编辑部楼下的韬奋书店里开发布会。这个书店里有一块空场，大概可以容得下百来人。我们过去经常利用这个空间举办新书发布活动。
于是我请责任编辑给杨先生打电话，告诉他发布会的基本程序和安排。特别说到，有一些关键人物要杨先生亲自出面邀请。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杨先生是极认真的人，他曾询问会议需要邀请多少嘉宾，编辑告诉他多多益善，杨先生就当做一件大事来做了。他真不愧是严谨的科学家，开列名单一丝不苟，用EXCEL表，编着序号，写了好几十人的名字传真过来，名单上全是大人物，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有很多位，部长有很多位，大科学家也有很多位。当时我在党校学习，编辑把EXCEL表传真给我时，我吓了一大跳，看到排列在最后的一位被邀请人是江泽民。
我知道杨先生误会了，马上直接给他打电话。我对他说，新书发布会不是这样的开法，会场就在三联自己的书店里，没有那么大的排场，也请不了那么多的嘉宾，真请来了，也没有地方招待呀。到场的嘉宾、读者和媒体人总共百十来人，至于嘉宾，只需要“您请三五位好友足矣”。杨先生听了如释重负，连说这样最好。他说开这个名单可把他累坏了，挖空心思才想出这么多人名，一直在抱怨我们给他出难题呢。
最后杨先生重新确定了嘉宾名单，他邀请了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许鹿希（许德珩之女、邓稼先夫人）、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总裁潘国驹、三联方面则邀请了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中科院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等，再加上杨振宁夫妇亲自到场，阵容已十分强大。
但这次新书发布会开得并不成功，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我们惊动了杨先生自己请人开发布会，但没有特别设计场地，结果秩序很乱。开会时，书店里的读者一听说杨振宁夫妇来了，一下子就围上来，人满为患，小小的场地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会议的设计是，开始由我代表三联讲话，接着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讲话，然后是周光召、顾秉林、许鹿希先生讲话，最后杨振宁先生讲话，大家都讲完以后自由提问。因为我们没有策划和设计，让下面的观众和媒体随便发问。当时杨振宁先生和翁帆女士结婚不久，读者和媒体还在好奇之中，结果提问中所有的话题都针对杨振宁和翁帆的婚姻，而且有人的问题问得很讨厌，比如问杨先生，你比翁帆大那么多，那么你死了以后同不同意翁帆再嫁？杨先生的风度和涵养令人敬佩，他只淡淡一笑，很坦然地说，“再嫁，没问题。”结果第二天好几家报纸都是以“杨振宁同意死后翁帆再嫁”为大标题。事后我到网上搜索，发现这场新书发布会白开了：在网上几天内就有几千条报道，居然很少有人提到三联书店，提到《曙光集》这本新书。
这事我没敢告诉杨先生，怕他失望，怕他伤心。我对杨先生心怀歉疚，不敢说，只是偷偷地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诸如请他出来参加中国出版集团在郑州举办的读者大会介绍《曙光集》，给他安排记者单独参访，并为他联系在一些大学做演讲等等。杨先生很随和，只要时间许可，他总是尽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由于他的配合，《曙光集》销售得很不错。
《曙光集》出版后，我们仍然和杨先生保持联系，希望出版他的新书。
有一次，杨振宁先生来电话约我们去清华高等研究院，他和我们商量，说台湾记者江才健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传记，题为《规范与对称之美》，这本书在台湾出版过，在大陆没有出，他说很希望这本书有大陆版本，问三联能不能出？我们表示，看看书再做决定。
我们几位编辑都看了一下，发现此书虽然是杨振宁的完整传记，但全书的重点，显然是放在“杨李之争”上面，也就是说，全书涉及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在谁先发现宇称不守恒理论方面的争论用笔非常多。我们虽然早就知道，杨李失和，他们的矛盾在专业圈内早已不是秘密。但是他们之间的争论，毕竟还没有在国内的大众出版物中公开化。我们想，在李政道先生没有发言的情况下，杨振宁先生率先出来讲这个问题恐怕不好。三联也不该首先提起这个话题，毕竟杨先生和李先生都是国人格外敬重的大科学家。所以我们把书稿退给杨振宁先生，告诉他，这书恐怕暂时不适合出版。
那天，杨先生显得不是很高兴，他皱着眉头，很用心地听我讲完目前不适合出版的理由，对我说，“其实这个问题，李政道早就公开讲过了。”说罢，就转过身，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给我，那是甘肃科技出版社出的李政道论文选。我翻了翻，书里面确实有涉及杨李之争的文章。再看版权页，只印了两千册。我说，“这本书能有什么影响？恐怕没有几个读者能看到它”。所以还是没有同意出版江才健的书。这一次，杨先生显然对我们非常失望。
到了2010年，情况有了变化，季承出版了一本《李政道传》，据说，也是经过李政道先生本人审定的。书中涉及“杨李之争”，这本书完全站在李政道的立场上，强调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中，李政道做的贡献比杨振宁还大。李政道不但提出了基本设想，而且还通过激烈的辩论说服了原本持反对意见的杨振宁，最后李邀请杨加入研究，承担了一些计算方面的任务而已。这一说法和杨先生对当时情景的描述完全不同。这时候我感觉到杨先生一定有话要说，而且舆论界也需要有杨先生的声音。
季承的新书刚刚出版时，我给杨振宁先生打电话。我说了两层意思。一是问他，是不是看过季承的书？是不是愿意接受访谈？如果愿意，我可以请三联生活周刊派记者。但杨先生说，访谈就不必了，他或许会写一篇文章来回应（这就是我们后来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的那篇长文）；另一层意思，是我对他说，如果他想出江才健那本《规范与对称之美》，现在可以考虑了，但是这本书是旧书，是2002年台湾的版本，如果现在出，江才健要修订补充一下才好。我觉得，连杨先生和翁帆结婚都没写进去，作为杨先生的传记显然是不完整的，不修订仍然不适合出版。杨先生说，找江才健修订没问题，但现在还有一个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杨建邺另写了一本《杨振宁传》，你们也可以考虑。我知道华杨建邺先生既是很有名的科普作家，又是物理学的专业人士，对杨先生的学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他写的一本，文才不一定比得上江才健，但描述和评论可能会比较内行。我问杨振宁先生，您说这两本书哪本更好？我来出版。杨先生说希望两本都出。我说，这恐怕不合惯例，三联只能选一本。他说，那我说不出来，你自己定吧。
我没办法强求杨先生给我结论，正在犹疑之间，责任编辑说可以找杨先生的一位朋友帮忙。此人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陈方正先生，他在三联出了一本《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是写科学史的著作，反响非常大，得了好几个大奖。他是杨振宁先生很好的朋友，此时正好来北京。我们就请他跟杨振宁先生聊天谈这件事。后来，陈方正去问杨先生，如果这两本传记只有一本能留下来成为传世之作，你希望是哪一本？杨先生说希望是杨建邺那一本，因为这个人懂科学，对他在科学上的贡献理解更透彻。陈方正先生把杨先生意见反馈给我们以后，我们马上决定出杨建邺的《杨振宁传》。我们的决定一作出，江才健的那本杨振宁传立即被广东一家出版社拿走。看来我们的动作还不算太慢，还有优先选择权。
2011年9月，《杨振宁传》出版，又要开新闻发布会。为了防止出现混乱场面，这次我们吸取教训，把会议地点安排到华侨大厦，不发任何通知，不让外面的读者随便来，只是组织了30多个媒体。当然这样的会议也需要有一些读者参加，怎样请呢？我们与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组织科学松鼠会联系，希望他们派代表。因为杨先生是科学家，同时请来的嘉宾还有专程从香港飞来的数学大师丘成桐先生和科学史专家陈方正先生，以及当时已担任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的刘钝先生，他们需要和懂得科学的读者对话。而科学松鼠会里面都是一些搞科学研究的年轻人，大多是博士、硕士，这些人不会像有些无聊的媒体那样只关心无关痛痒的问题。
开会前，我们特别慎重，专门搞出一个策划方案去向杨先生汇报。杨先生对我们的策划很满意，但他也很警惕，我们告诉他这个发布会要请科学松鼠会的负责人姬十三来主持，杨先生马上问我，“他们会不会提一些UFO或者特异功能之类的问题？”我说科学松鼠会是很严肃的，杨先生才放心。会上，科学松鼠会来了三十多人，加上记者一共有六、七十人。互动提问，我们让科学松鼠会事前准备，他们拟定的题目事先都给我们看了，共30个题目，在这个范围内的题目可以随便选，但不要出圈。最后问的问题都比较严肃，大多和科学家的治学和成长道路有关，杨先生、邱先生也回答了很多人生方面的问题。那场活动我们叫做“对话大师”，对话从头至尾很精彩，事后网上和纸面媒体的报道也很集中，关于《杨振宁传》的报道也非常多，促销作用也很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这里要专门说说杨李之争。由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影响非常大，所以，多数读者都是根据该书的解释，认为这场争论是杨振宁先生挑起的。
其实，梳理一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这场争论从双方缄口不言到各执一词，从英文到中文，从国外到国内，从专业领域到大众领域，逐步升级，源头其实是在李政道先生那里。
杨李二人是1962年分手的，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原则，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人都曾对分手的原因守口如瓶，哪怕是面对奥本海默的询问，他们仍然保持缄默。
或许，两人都也希望把这个秘密坚守到底。谁也不想主动将两人之间的矛盾公开。但是，基于两人曾经有过的亲密无间的合作，在谈论往事的时候，谁都不可能回避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回避，不论是否有意，都会对另一方构成伤害。
杨先生说，1962年以后，他有一个原则，就是除了家人以外，不和任何人谈论他与李政道先生的关系。虽然有人传话，告诉他李是如何强调他在获得诺贝尔奖研究中的主导性贡献，他也没有在意，以为或许是谣传。但是1979年，杨先生在欧洲一家图书馆，偶然发现李政道1970年的一篇演讲录，题目是《弱相互作用的历史》，这篇文章回顾了李和杨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关键研究中的合作，却很少提及杨振宁在其中的作用。在叙述重大理论发现时，文章中连续使用4个“我”，诸如“我假设”，“我了解到”，“对我来说是这样”，等等，似乎一切是“我”主导的，而研究中的合作者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当然，或许李先生叙述的就是自己当时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但他没有使用“我们”作为主语，便回避了杨振宁在重大突破中的“在场”，这种表述引起杨先生的不满。后来，杨先生在1983年出版的《论文选集》中，在一篇论文的评注里提到了李先生这篇文章的“回避”，致使两人关于“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发现以谁为主的争论从此公开为业内所知。由于李先生引起争端的演讲录是在一本英文的会议论文集里面，很少有人可以读到，所以一般读者总会误以为是杨先生《论文选集》里这条注释挑起了事端。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史料表明，杨先生对此事缄口不言的时间长达21年，而李先生只有8年。
关于这场引来物理学观念重大突破的研究究竟是谁主导，杨李两人的说法都言之凿凿，且都声称拥有“铁证”，对此，不仅局外人难以做出判断，哪怕是当年和他们有着密切合作的物理学家吴健雄、戴森等，也都无法置评。但是，从两人各自叙述的合作过程来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他们曾经互相激发灵感，互相促进思考，共同完成了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他们两人，是天生一对，离开了任何一人，另一人都不可能独立赢得这项荣誉。
令我感到有些不解的，是很多读者轻信李政道先生和季承的说法，认为李在宇称不守恒理论中的贡献，比杨大得多，进而贬低杨振宁先生的学术地位。甚至有人看了杨对两人合作情况的说明，认为杨是“试图窃取”李的成果。尽管，我也不能证明杨先生所言，说他自己当年在与李政道的合作中，是“资深的一方”，起着主导的作用，但是我从同时代的诸多著名物理学家包括李政道先生对杨先生的评价中，时时可以感受到杨先生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的分量。
即使在两人发生争执的时候，李先生也没有否认，杨先生“天赋具有高度评判能力的头脑”，“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而世界闻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戴森则直接推崇杨振宁先生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为20世纪物理学树立风格的一代大师。
为什么戴森可以把杨先生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评价。那就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杨李合作，对宇称守恒理论做出了重大突破了。杨先生还有更为重大的科学成就，那就是他早在1954年，和米尔斯提出规范场理论（也被称为杨—米尔斯理论）。这项理论虽然也是两人合作，但是根据米尔斯的回忆，明白无误是由杨先生主导的。所以1993年，“美利坚哲学学会”将“富兰克林”奖章颁授给杨振宁先生，表彰他的成就是世界物理学中“最重要的事件”；1994年，美国富兰克林学会向杨先生颁授“鲍尔奖”，明确指出，杨先生的规范场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已经排列在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肯定会对未来几代人产生相类似的影响。”
所以，对杨先生来说，需要讨论的根本不是他该不该和李政道先生一起获得诺贝尔奖，而是他该不该再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对于此事，我原本也所知甚少，头一次听说，还是邓稼先夫人许鹿希讲的。
在我们举办的《曙光集》出版新书发布会时，许鹿希先生特地赶来，做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邓稼先对于杨振宁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十分推崇。他多次对我和朋友们说：‘如果不是诺贝尔奖规定每人只能在同一个领域获得一次的话，杨振宁应当再获得一次诺贝尔奖。你知道不，杨-Mills场，就是规范场，他在这方面造诣非常高。它比起宇称不守恒来，对物理学的贡献还要基本，意义还要深远。它不但影响当代，其前瞻性是以世纪来论的。’”
且不说杨先生的理论建树，除了规范场论之外，还有六十年代的杨—巴克斯特方程。光是听了邓稼先上面这些话，我就感到，“杨李之争”对于杨振宁先生来说，其实可以看得很轻。
杨振宁先生从2004年以后抱定叶落归根理念，定居北京清华园内。他以大师的身份，给大学一年级学生讲基础物理学课程，并经常参加各种活动，举办讲座，面对媒体。他极为关心社会事务，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对于中国教育、科技和文化问题都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但是，当他发表见解时，常常会惹来争论。
譬如，他谈论《易经》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造成的影响，甚至是中国近代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这个观点语惊四座，曾遭到了众多国学家、易学家的围攻；再如，他认为中国的大学本科教育比较成功，说中国的大学对社会的贡献比美国的大学更大，这些观点也遭到了一些专家和网友的恶评。其实，如果杨先生作为一位普通学者，如果他的看法被当作学术上的一家之见，那么这些观点虽然未必得到认同，却也不足未怪，至少不会成为众矢之的。原因就在于，杨先生的声望和地位太高了，而他的学术观点，读者也不一定会当作学术观点来看待了。
杨先生被一些网民批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言论总是为中国辩护，为当前的社会现实辩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辩护。有人认为他的言论是为了取悦于某些人，进一步说，是一种投机。但是这些人可能并不了解，杨先生的爱国，是爱到骨子里的，而且是一贯的，永远不变的。我在与杨先生的接触中，无论谈论什么话题，他都从不回避，愿意正面“接招”，而且敢于直言。这可能和他作为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有关，他不喜欢绕圈子。当然谈论中国的社会现实，不免会涉及阴暗的方面，杨先生并不否认问题的存在，但是他对未来总是抱有信心，话语间自觉不自觉地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辩护。比如说，他对今天中国的强力反腐和全面深化改革高度评价。今年8月份，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宴请美国学者傅高义先生，邀杨先生和翁帆作陪，我有幸也在座。那天傅先生和杨先生从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一直说到习近平，两人观点有异有同。但杨先生一句话做了结语，他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不会是今天这样；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也不会是今天这样；五十年后，人们可能会说，如果没有习近平，中国不会是今天这样。”从这些话语，你就可以感觉到杨先生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和信心，这是他为中国辩护的依据。
杨先生习惯性地为中国的进步而辩护，已经成为他性格的一个部分。这与他从小接受父亲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有关，也与他作为华人在美国长期受到歧视的境遇有关。1971年，杨先生作为第一位归国探亲的美籍华人科学家，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回美国后，正值保钓运动在留美学界兴起，杨先生在保钓学生中发表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轰动异常。他和历史学家何炳棣、数学家陈省身都坚决支持保钓运动，被称之为运动的精神导师。尽管杨先生身处那个时代，宣传新中国，不免带着“左倾思潮”的印记，但他的一片赤子之心，是感人至深的。我看过当年台湾赴美留学生写的回忆录，谈到杨振宁先生在保钓运动中的影响力，征服了许多台湾学生。统计数字表明，当时的台湾留美学生竟然多数表示自己学成后要到中国大陆工作定居。
从那时起，杨先生“力挺中国”的立场从未变过。或许，他也有局限性、片面性；或许，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他的某个观点不免带有几分“天真”；或许，他的判断也不一定都是准确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你可以不接受他的任何影响，但是，你不应该怀疑他的真诚。
有人研究胡适先生，发现胡适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辈子没有改变自己的自由主义理念。年轻时怎么说，老年时还是怎么说，无论什么时期，谁执政，都是一样说，只是有时多说几句，有时少说几句而已。无论你是否赞同胡适的主张，都不重要，但胡适作为学者的这一点坚持特别令人敬重。其实反观杨振宁先生，他也有自己的信仰和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希望中国强盛，为中国的进步鼓与呼，不是同样难能可贵吗？
这种坚持，背后支撑的是人格的力量。说到人格，我只讲三个小例子：
一是我见到杨先生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两人所做的一次对话。我注意到杨先生对莫言的获奖，是那么真诚，由衷地感到欣喜。其实杨先生一直期望中国有人获得诺奖，他认为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贡献，在很多方面只是需要世界来重新认识罢了。我几次和杨先生聊天，他都对我谈起此事。比如有一次他提到，我国有一位姓彭的生物学家（名字我没有记住），说英国的自然杂志有文章专门介绍他，这个人值得关注，可能不久会获得诺贝尔奖；又有一次他提起医学方面的的屠呦呦，40年前发现了青蒿素，对疟疾百分之百有效，性能超过奎宁，2011年她获得了美国的一个小奖，这个小奖（“拉斯克奖”）虽然不为外界所知，但在生物学界很权威，通常获了这个奖的，有50%以上在第二年第三年就会得诺贝尔奖。作为诺贝尔奖的获奖者，他如此盼望其他人获奖，这表明他的内心是纯净和质朴的。
另一个故事，是北岛的夫人甘琦讲给我听的。我原来不知他们认识，谁知甘琦说，杨振宁先生是她家的贵人：大约十几年前在美国，杨先生曾主动找到北岛的家，在门上贴条说：我喜欢你的诗，咱们可否认识一下?从此他们成为朋友。北岛当时因某种特殊政治原因无法回国，杨先生曾为他奔走。2002年北岛父亲病重，北岛欲回京探望，未获准，杨先生亲自写信给中央有关领导求情，仍未能如愿，杨先生就亲自前往北京304医院探望与他同岁的北岛父亲，引起医院震动。北岛第一次回国探亲与此有关。因为杨振宁先生去看望北岛病中的父亲，这事情太大了。中央有人表了态，让北岛探亲。甘琦说的很动情，让人了解了杨先生的真性情，对他肃然起敬。
第三件小事，还是那天在清华大学和傅高义先生会面，两人谈论的话题广泛，从国际关系到中外文化交流，一直谈到中国文化研究。这时杨先生忽然问傅高义，你和余英时关系如何？他说，余英时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是海外数一数二的大家了，可是他30多年来，没有再回过中国。杨先生希望傅高义能够从中劝说，促成余先生回国。他认为，余先生回国，便于解除余先生和祖国大陆双方不应有的误解。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当场表示，该校愿意邀请余先生来做讲座。我想，杨先生一定了解余英时“没有乡愁”的固执，也深知余英时与自己有着诸多的理念不同，但他对余先生仍然是敬重和钦佩的，这种判断和评价，大概是基于他作为一位严肃的科学家所固有的正直品格吧。
有关杨先生最多的议论，恐怕是集中在他和翁帆的婚姻上面。
的确，两人年龄相差54岁，悬殊了一点。据此，网上有很多恶搞的言论，还无中生有地编派出了一些恶作剧的段子。这些，只能视为世俗观念对于一场脱俗的爱情的本能抵制，无损于爱情本身的正当性和纯洁性的。
我们的网友们太注重婚姻的外在条件了。时至今日，如果说，我们一定要强调相恋的男女必须门当户对，或者两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相称，否则就认为是不般配，这种观点相信已经得不到多数人认同。那么，同样属于外在条件，两人的年龄差距就是爱情不可逾越的鸿沟吗？恐怕也不尽然。
他们年龄差距，不在于翁帆的年轻，而在于杨先生的“年老”。82岁，的确是高龄了，但是人的年轻和年老，重要的在于心态。杨先生的心态，一直保持青春不老，这是他能够吸引翁帆的重要原因。他关心社会，关注人生，对周边发生的一切永远保持兴趣，求知欲极强，还像青年人一样热爱学习。他与翁帆有共同的爱好，喜欢听音乐，热爱文学。我和杨先生有过多次近距离的接触，谈天之中，根本就感觉不到他的年龄。翁帆也说过类似的话。翁帆说，他和杨先生，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共同语言很多，因而生活中的乐趣也很多。就身体状况来说，杨先生体力甚好，82岁时和翁帆两人逛公园，还一起骑双人自行车，杨先生在前，翁帆在后，一路拉风，欢快异常。如今，他们已经结婚10年，杨先生92岁，除了增加了一支拐棍以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走起路来，腰板照样挺直。
这样的老人怎么不适合再婚？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心中有爱。婚姻是爱情的结果。报纸上常常介绍，说他们夫唱妇随，相敬如宾，讲他们出席各种活动，永远是同出同入，手牵着手，而且“十指相扣”。这个动作被记者们敏感地捕捉到了。作为见证人，我可以证明记者所言非虚，而且我还要说，假如你看到他们，就会明白，这个动作，绝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以至于成为一种习惯，只要两人一起出行，必定如此。作为一对恋人，这动作本不足为怪，但是大家是否想到，他们已经“十指相扣”了整整十年？！那些在网上妄议的人们，可否反躬自问，在你们自己的理想婚姻中，是否也有过十年“十指相扣”的经历?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句俗语，说“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杨先生和翁帆是否幸福，的确不是别人可以妄加评判的。
除此之外，鉴于自己和杨先生夫妇的亲身接触，我还能体会到他们之间那种更为深切的相互依恋。他们在一起时，吃饭，谈话时的那种互动，表情的交流，眼神的交换，都的的确确可以使你感觉到那种相互体贴的温情。翁帆对杨先生关爱备至，细心之极。吃饭时，总是她挑选适合杨先生食用的菜品，夹到杨先生的碟子里；如果是吃虾吃蟹，翁帆会亲自剥掉虾和蟹的硬皮，把虾肉和蟹肉给杨先生食用。平时在家里，翁帆会安排好杨先生的作息和饮食，亲自煲汤煮粥，帮助杨先生调理好身体。结婚十年，杨先生身体依然健朗，翁帆功莫大焉。
爱是相互的，杨先生对翁帆也是格外地尊重和关爱。2008年，我们请杨先生去郑州大学和郑州越秀讲坛演讲，有一天上下午给杨先生安排了两场演讲，中午准备请杨先生在先越秀酒楼吃饭，然后送他回宾馆小息。因为杨先生的演讲翁帆听过多次，她表示，今天就不听了，自己待在宾馆，中午饭也自己吃。可到了中午吃饭时，杨先生见翁帆不在场，就执意要去宾馆接翁帆。我对杨先生说，您讲课很累，休息一会吧，我去接。杨先生不同意，一定要亲自去接。于是我们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看到杨先生和翁帆两人十指相扣地从汽车里走出来。一时大家都有些感动。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小插曲。仍然是那一次陪杨先生去郑州，因为要在越秀酒楼里面的越秀讲坛做演讲，酒楼的老板崔先生非常重视。杨先生到达时，他一定要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他找来了两辆崭新的轿车，一辆是他自己的座驾，那是一辆奥迪；另一辆是奔驰。他说，把自己的奥迪给杨先生夫妇用，他这一趟坐奔驰。我有些奇怪，心里觉得，奔驰的规格岂不更高？就问崔先生，为什么要让杨先生夫妇坐奥迪？崔先生说，你看看奥迪的车号吧。我一看，那车号尾数是22222。崔先生此时笑起来说:“你不懂了吧，这就是：爱爱爱爱爱。”我心想，他可真是有心人呀。
没错，杨先生和翁帆，他们心中是有爱的。祝福他们。
2014年12月23日初稿
2015年1月9日
原载香港《橙新闻》和深圳《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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