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德十年祁门县七都程福昇买山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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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明代宣德年间，都知道赫赫有名的“宣德炉”。在咱们徽州税文化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份明代宣德年间的宝贝——《明宣德十年祁门县七都程福昇买山文凭》，它不是古董，却是非常珍贵的契税完税凭证。这份完税凭证在徽州文书中年代比较早，距今有55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馆藏最早的一件官府文书；其次，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折射出明代中前期税契制度的大变革。

《明宣德十年祁门县七都程福昇买山文凭》全部文字内容如下：

祁门县税课局今据本县七都程福昇用价棉布折钞陆拾贯，买受到同都蒋仕安名下山土为业，文契赴局印兑，除依例收税外，所有文凭须至出给者。

工本缺，右付本人收执。

宣德十年九月初九日

攒典谢仕权承；直日巡栏叶虎

要读懂这份文书，咱们先了解几个关键概念：

（一）祁门县七都。这是指祁门县的一块区域。明清时期，县以下实行都图制，一个县分为若干个都，一个都又分为若干个图，类似现在的乡和村。明清两代徽州府六县下设都的数量几乎不变：歙县37、休宁33、婺源40、祁门22、黟县12、绩溪15。都图的基层负责人称作“都正”和“图正”，又统称“公正”，主要职责是清丈土地、催收钱粮和救济赈灾。祁门县七都涵盖的范围相当于现在的祁门大坦乡。

（二）棉布折钞。这份文书中提到“用价绵布折钞六十贯”，这就涉及到明代纸币制度。整个明代276年，只发行了一种纸币，就是“大明宝钞”。面额分五种：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其中，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这份文书中用了宝钞六十贯，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5312元，比传统京剧《十五贯》整整多了四倍，十五贯，差不多现在一万块钱。

（三）文契赴局印兑。这就涉及到我国古代“税契”制度。“税契”一词与“契税”稍有不同，契税是指一个税种，而“税契”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税收制度。这个制度规定：凡田宅等不动产买卖时，双方签订草契后，须在一定期限内向主管机关呈验契约并缴纳契税和工本费，主管机关在草契上钤印，并颁给完税凭证，粘贴于草契尾部，所以叫“契尾”。以此核准交易，确定产权。报官呈验并缴纳契税的契约，叫“官契”或“赤契”。没有报官呈验、缴纳契税的契约，俗称“草契”或“白契”，除了查出后，要重罚外，今后发生财产纠纷打官司，也不受法律保护。

（四）文凭须至出给者。按照大明律和大清律的有关规定，土地房产在交易后，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由买方持契约合同等文书，到衙门报官呈验，纳税之后，所有完税凭证都必须开付给契约出示者（也就是买方）。

（五）攒典与巡栏。这份文书最后签署了两个经办人员的名字：“攒典谢仕权承、直日巡栏叶虎”。攒典和巡栏都是差役的名称。攒典是掌管仓库、税务、盐场的差役，巡栏，是负责税收巡回检查的差役。“值日巡栏”就是指当日值班的巡栏。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徽州学专家周绍泉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从目前所见的徽州契尾，多是司吏与直日巡栏同时签字花押。这是因为巡栏害民自明初以来就屡见不鲜……为杜绝巡栏害民，除进行惩治外，《大明律》中明文规定：“凡仓库、务、场官吏、攒栏、库子、斗级，皆得相互觉察”。因此，买卖田宅税契，亦须有县吏与巡栏同时画押签收，攒典与巡栏要同时签字画押，还得从徽州说起。

明洪武十八年（1385）歙县发生一起“巡栏害民”案。明代《御制大诰三编》记载：歙县民吴庆夫，买求本县官吏，充作巡栏。其家父子兄弟于本处乡村所在，上持官府之威，下怀肥己之奸。通俗来说，就是个恶吏滥用收款征收权案例：

    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到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徽州府歙县有个欺男霸女泼皮吴庆夫，花钱找县衙买了个巡栏（也称巡阑），也就是巡视收税的小吏，相当于片管员。

巡栏虽小吏，却也是个可以仰仗官威摞钱的“好职位”，吴巡栏即花钱买来的，便恨不得一刻捞个盆满钵满，于是黑了心思，“其家父子兄弟于本乡村所在，上持官府之威，下怀肥己之奸”，对所辖乡村乡里乡亲狮子大开口。乡民程保家买两只更牛，吴庆天要二十六贯税钱，二十六贯明初就是二十六两文银，我们来算算账，明初人口锐减，地广人稀，田价很便宜，一二两银子一亩，折算成粮食，价值三四百公斤大米，相当于人民币600元左右，程保家两头更牛要交的税足足可购买二十亩地，换6000-9000斤大米！这两头牛24小时不停下地，按当时的水稻品种及产量（明初亩产300斤），也不知道猴年马月能耕耘出9000斤大米！程保“不敢与抗，遂与之“，吴家父子轻松得手！

吴巡栏没空管乡邻死活，吴家父子兄弟忙着打探、忙着借税勒索，连本家也不放过。他本家盖房，从山里砍了树木，也就是“本处山场土产”，当时的土地税和人口税以黄册和鱼鳞册为征收依据，明初沿用唐宋以来两税法，夏税、秋税，出现了市税，无论哪一种，农民砍山木自用不需要交税，吴庆夫硬是逼迫本家交“税钱”八十贯！这开口，都能买两座山了！《祁门七都程福昇买山文凭》（藏于徽州税文化博物馆）记载了明代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徽州人士程福昇六十贯买山的史实。宣德十年比洪武十八年，整整晚了50年，土地山田早已经不似明初那么便宜。

对本乡本土横征暴敛，又岂会放过外乡人？“贩干鱼客人至于本乡，著要税钱，准干鱼三十斤”，谁来谁倒霉，宰你没商量！

坏事做多了，恶贯乡里，终于被举报到朝廷，给传到朱元璋耳朵里了，朱元璋一听，火大了，想那徽州府本是我战斗过的地方，深山老岭，行走不便，一个壮汉能肩挑百斤已属超人，一般像朕这种身段，那也就七八十斤，再瘦一点，吃的不好，身体不着，也就挑个五六十斤，这吴氏刁民，竟然要鱼贩交出一半，这与抢夺还有差别么？岂知违法？天理不容！

遂命法司差人，将吴家父子兄弟押到京城审判，判后押发原籍，一个来回，原本横行乡里，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的吴家黑恶势力，成了朱元璋打击税收违法犯罪的典型，“本人凌迟，其弟及男同恶害民，皆枭令示众。”即吴庆天本人凌迟，小刀一刀刀刮了处死，弟弟和儿子切了脑袋，一同挂城门楼示众。

朱元璋觉得还不够，是时候出台税吏廉政令了，“今后为巡检者，依恃官威，剥尽民财，罪亦如之。三十分中，定例税一，岂有重叠再取者！今后敢有如此者，虽赦不宥。”看到没，一个老大的死字，“罪亦如之，虽赦不宥“！就连封建社会惯有的“天下大赦”，都别指望免刑！

此案被收入《御制大诰》，成为一项特别法律，对抑制明初官场贪墨，保护民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明代经济的没落，横征暴敛成为政府行为，针对税务巡栏营私贪墨的特别法沉入历史长河。

故事听完了，言归正传，咱们徽州官府文书，历史信息丰富，这份买山文凭涉及的契税是我国一直延续至今的古老税种。有据可查的契税，始征于东晋（317-420），一直延续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40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里记载一件与契税有关的事儿：万历三十三年（1605），利玛窦在北京宣武门附近买了处房产（洋教士挺有投资意识），准备改建为天主教堂，但他不知道田宅交易有交契税这回事，他在意大利、葡萄牙、印度等地传教、生活，那些地方都没有“契税”，所以他既不知道有契税这个税种，也没去有关部门办理过税契申报。他的好友徐光启提醒他《大明律》有规定：“凡典买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仍追田宅一半价钱入官。”此等重罚把洋教士吓坏了，于是托人找了户部官员，补缴2%的契税、工本费和一笔可观的滞纳金才算了事。由此可见，契税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古老税种，不像印花税等是外来税种。而这份《明宣德十年祁门县七都程福昇买山文凭》，在已知的各地博物馆藏信息中，几乎是年代最早契税完税凭证，侧面印证了契税发源于我国，且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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