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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15 15: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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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读苏轼诗《洗儿》有感----做人不要太聪明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孩儿愚且鲁，无忧无虑到公卿。（苏轼《洗儿》）
----------题记
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苏轼出为杭州等地方官。后因写诗讽刺新法，被捕回京，入御史台狱（即著名的“乌台诗案”），释放后，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宋哲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后又出知杭州，而后一再遭贬，先后贬到惠州、琼州、昌化。宋徽宗即位大赦，被召回京，病死在常州旅舍。
了解了苏轼的生平后，读这首诗《洗儿》，我们就不会感觉到苏轼真正希望孩儿“愚且鲁”，而是借对孩儿智商和性格的期望，抒发自己的满腔激愤；借希望孩儿“无灾无难到公卿”，讽刺当时“愚且鲁”的公卿们。
苏轼是诗词文俱佳的大文豪，他的作品讲究炼词炼意，这首七绝也是如此。一个“望”字，写尽了人们对孩子的期待；一个“误”字，道尽了自己一生的遭遇。诗中几处转折，情味全在其中：世人望子聪明，我却望子愚蠢，一转折也；人聪明就该一生顺利，我却因聪明误了一生，二转折也；愚鲁的人该无所作为，但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三转折也。苏轼的牢骚全在这些转折中。
苏轼的《洗儿》是我这一生不会忘记的。这首诗语言浅白易懂，虽然仅28个字，情感却跌宕起伏，表面上是为孩儿写诗，而实际上既讽刺了权贵，又是“似诉平生不得志”。
年少的我，比较好强，也有点自傲，深刻检讨反省之余，我就以苏轼的这首《洗儿》来自勉。时隔几十年，这首诗词已深深印入脑海，不能遗忘。尽管苏轼一生命途多舛，但饱受儒家佛家道家思想熏陶的他，却以其一生的经历，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后辈始终受益无穷。加上最近看《曾国藩》，深为曾国藩大智若愚、明哲保身的功夫所折服。所以在此，我也想借此谈谈关于一个人应不应该聪明的问题。
我们知道，曾国藩涉足官场较早，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情，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招来闲话和灾祸。特别是清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挤，使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惟恐不测。曾国藩才华不及当时的左宗堂、李鸿章，他前期在与捻军、太平军抵抗中，每次大都以失败而告终，甚至曾想过自杀。正是这样，他把自己看成是愚鲁笨拙之人，以“勤奋”修身、处事，加上他坚忍不拔、遇挫弥坚的精神，不已物喜、不已己悲的胸襟，严于律己、自强不息的个性，成就了他当时无人能及的功绩。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智商和情商都算是超常的。他自称“愚拙”，不事张杨，甚至不与朝中贵人交往，其实是一种子自身保护。他一个汉人能在满人掌政时期“出人头地”，而没被“枪打出头鸟”算是一种“大智若愚”的典范。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许多有才干的人，特别是一些做官的人，包括身边一些有才华的人，为什么有的“销声匿迹”甚至落得命不保身的下场，就是因为“锋芒毕露”。司马迁有《报任安书》传世，欧阳修有《醉翁亭记》留名，大诗仙李白还有《将进酒》言说其中酸苦心声。所以，从古到今，哲人们都告诫人们要“大智若愚”。比如《老子洪德》章说：“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还有宋苏轼的“大勇若怯，大智若愚”等等，就是告诉我们要虚怀若谷、身藏不露，低调做人，不要处处显示自己的聪明，不要向人炫耀自己抬高自己，否则会引来嫉妒、排挤甚至杀身之祸。当然，并不是要我们生活或是工作不积极、不主动，而是要厚积薄发、宁静致远，巧妙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真心实在的踏实做事，把事做好。
于是，这就不得不谈到一个与聪明相近的一个词：智慧！
在我看来，其实，聪明是一种天性，而智慧，则是一种理性。聪明多来自先天，而智慧多源自阅历，聪明对人未必是有福，但智慧对人绝对是有利。一个人不应该奢望自己很聪明，但是，人人都应该力求让自己在生活、工作中体现出智慧。事实上，前者一般源自遗传，后者一般源自学习，前者往往是事业的双刃剑，后者却经常是人生的润滑剂！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聪明与智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聪明”前面通常冠以“小”字，而“智慧”前面则通常冠以“大”字。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聪明多半在点点滴滴、方方面面表现出来，而智慧则表现在总体上的、整体上的或综合的表现出来。
对于一个人而言，不应该或没必要让自己显得太聪明，尤其是让别人觉得你有许多小聪明，而应该更让别人觉得你有智慧。大智大慧是一个人所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
一般来说，作为领导，应该要求自己富有智慧，而下属则聪明能干，聪明能干的下属加上智慧型的领导，这是比较理想而融洽的组合。而作为一个领导，切忌把智慧要求当作聪明要求。如果哪位领导在下属面前经常有意识的展示或显示自己的聪明，必定会毁了自己的领导形象。因为表现得过于聪明的人，往往缺乏智慧，有道是大智若愚。有时候，富有智慧的人反而会显得有些笨拙，而有些笨拙的领导有时还恰恰讨人（下属）的喜爱。大智若愚实在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再进一步来说，聪明与智慧和才华与学问具有相似的关系。
才华既有先天的因素，又有后天的因素；而学问则纯粹是后天形成的。才华是相对表面的东西，而学问是相对内在的东西。华即花，她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表露出来，显露出来。学问是关于事物、人物内在的本质或规律性的东西的探讨，是深藏于内的东西。
聪明与智慧也是这样。聪明既有天生的因素，又有后天的因素，而智慧则纯粹是后天形成的。聪明同样相对表面一些，智慧则相对深沉一些。
先天不足，后天补，少才华不要紧，可以增加学问，缺聪明不要紧，可以增强智慧。
有学问、有智慧，当然可以从许许多多个方面、许许多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但有一点无疑是共同的，那就是思想。有思想的人，不一定很有才华或很聪明，但一定是有学问或富有智慧的。
做人不要太聪明，不要太有才，还是多一点思想，多一点智慧的好。
只要不是天生智障，每个人应都会被赞过“聪明”。赞扬声有些是出于客套，有些是灵光一现，有些是真心的夸奖，还有些只是说说而已。
然而，年轻的时候，我是不懂得这些的。巴不得全天下的人都夸我聪明，于是不管因果情境，也不理语气里的阴晴圆缺，喜滋滋地一味照单全收。年岁渐长，方才明白聪明未必是好事。
就智力而言，人与人之间是差不多的；一个博士生和一个扫地的工人，智商未必能分伯仲。形成差距的是机缘和选择，以及能否坚持。
曾经有一个朋友，他自认不够聪明，譬如说学英语总是磕磕绊绊。于是他就不理旁人的嘲笑,背啊背啊，背下了几乎一本字典的单词，背下了所有课本上的课文。突然有一天，他说自己开窍了，英文已似中文一样流利舒畅。那时候他即将大学毕业，此后因之得到了更多机会。他一点不开玩笑地说：“我是笨鸟先飞。”一直到如今，他的英文写作也强过一些英文专业毕业的人。
生活就是这样，不以此刻的天分定江山。徐志摩聪明绝顶，又有好的机遇。幼时即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国学功底，15岁就写出了引起各方关注的长篇议论文，思想激荡、文采斐然。但他对待一生的事业，总是难“持”，又因情事牵掣太多精力，如今人们已经忘却他是美国名校经济学、英国名校哲学专业出身的高材生，只记得他写过几首新诗，只记得他确实是个“聪明人”。
太聪明，就会以为世界就在自己手里。谁知青春和锐气，是最容易在指缝间流走的，最后只剩下一把哀怨和蹉跎岁月的追悔。
顿悟和坚持，都是修炼的法门。如可兼得，实为造化。如不能，还是“持”吧，总有一日，天眼忽开。
附文1：
苏轼生平简介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 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苏轼生平大事年表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祐八年（1023-1064）
1036苏轼降生
1054娶王弗
1057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举家前往京都
1061仁凤翔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任职史馆
1065妻丧
1066父丧；服孝（1066.4-2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娶王闰之
1069返京；任职史馆
1071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任密州太守
1076任徐州太守
1079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谪居黄州
1084往常州
1085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祐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北返；往常州；逝世
1126北宋亡
附文2：
苏轼《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一个天才的作家，一个禀性难改的乐天派，一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一个黎民百姓的好朋友，一个月下漫步的浪漫词人……他是一位谪仙人，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发出质朴而睿智的声音。
他的一生真的是如他的《定风波》中所写———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首《定风波》所写，原是生活中一件极为普通的小事：“七月三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但，这其中蕴藏了苏轼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理，那便是：处变不惊，任天而动。
苏轼二十岁中进士，二十三岁参加制科考试，得到文坛盟主欧阳修的赏识，可谓春风得意。可是他上台伊始就遇到了王安石变法，他的儒家思想，使他对新法颇有微词，因此遭到新党排挤。可是当新法完全被废，他又真诚地提出新法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因此他又成了旧党眼中的新党，再次受到排挤。
就这样，他成为历次党争中受迫害的对象，屡遭贬谪。然而，他能很好地对待命运给他的一切，即便是当他被贬到当时不适合人居住的海南岛，他依然能娱乐自己。他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漓，皆可以醉；草木果蔬，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所以这位文冠天下的大学士，在儋州却可以“负大瓢行歌于田间”，多么可爱。
他能以变幻的思想来调整自己的心态，从平凡甚至是苦难的生活中寻求乐趣，任天而动，正如他在《定风波》中所写，“此心安处是吾乡”，人的生活就是心灵的生活。苏轼一生充满了浩然之气，心灵是无比丰富强大的，所以才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他的灵魂，他的精神穿过了时空的距离，就如跳动的火焰，给人以生命的温暖，心灵的力量，这就是苏轼的魅力。
附文3：
苏轼佛印两世情缘
可能大多数人一看到“情”字，都会不自觉地往“爱情”上想，可事实上，情的范围是很广的，母子情、父女情、手足情、同事／同学情、朋友情、男女间的爱情等等，都是情。所以，一个人，他所拥有的情感是有很多种的，其中，友情当是必不可少的，他可能没有爱情，也可能是个孤儿，享受不到亲情，但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不会少了友情。
今天，我就说一个关于友情的故事，故事内容可能有点神乎其神，却很有趣，且还透射着因果循环的道理，您不妨听听？
话说大宋英宗治平年间，浙江路宁海军（宋时的叫法，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钱塘门外南山上，有一座古寺名刹，叫做净慈孝光禅寺，里面有两位得道高僧，一个名唤五戒禅师，一个唤作明悟禅师。但这两位高僧都不是在本寺出家的。
咱且先说说这五戒禅师。五戒禅师俗姓金，西京洛阳人，年三十一岁，样子很是古怪，身高不满五尺，左眼还是盲的。虽然形象不是很好，但这五戒和尚却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举笔成文不说，还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因对佛教极其迷醉，后出家做了和尚，法名五戒，哪五戒？戒杀生，戒偷盗，戒淫声美色，戒酒荤，戒妄言造语。因为五戒和尚天资聪颖，极有慧根，入得佛门不多时，即悟得了禅宗要髓，于是开始云游四海，以丰富自己的阅历与见识。
一日，五戒云游至孝光禅寺，拜访了本寺方丈大行禅师，通过谈佛说法，大行禅师极其欣赏五戒，把留他在寺中做了上色徒弟。没几年，大行圆寂，寺内众僧推立五戒做了寺院的住持。五戒做了住持后，仍每日打坐参禅，从不懈怠。
另一高僧明悟禅师，籍贯河南太原府人，俗姓王。年纪更轻，才二十九岁，他圆头阔面，耳大口方，横眉炯目，体棒腰圆，活脱脱的罗汉模样！明悟亦是聪明异秉，笔走龙蛇之人，在沙陀寺出家，一日云游至宁海军，见了五戒和尚。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明悟被五戒主持留在了寺中，被五戒唤作师弟。两个人日日不是吟诗作对，对奕抚琴，就是谈经说法，相亲相爱至极，好得就像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一般。
这一年，冬尽春初的某天，下了多日的雪，终于雪霁天晴了，五戒禅师清早正在方丈禅椅上打坐，忽然耳内远远地传来婴儿的啼哭声，于是唤来当值的、还未剃度的服伺老僧清一出到山门外看看。
清一出去没一会儿转身抱来了一婴孩儿，打开包婴儿的包裹看到一张字条，条上写明了这女婴的出生年月日和时辰，并述之其小名唤作红莲。五戒慈悲，口中念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清一，你就把她抱回你房，好生喂养，待到五六岁时，把她送个好人家吧，也算是她的造化！”
清一把婴孩儿抱回房后，精心喂养，当亲生女儿一般呵护。待到她五六岁时，越发的乖巧可爱，清一哪舍得把她送人！可又怕闲话传到主持处，于是把红莲打扮成小头陀的模样，出门即锁上他的房门。
清一本是个不打眼的粗使准僧人，而红莲又性本文静，所以，长到十六岁上，竟无人知道寺里还藏着她这么一个青春女子。清一只门心思地想给红莲觅个好人家嫁了，他也好老有所依。
早把此事忘到了脑后的五戒住持，一日在寺内游逛，忽然想起了十多年前山门前拾得婴孩儿的一事，随即来到清一门前唤出清一，寻问女婴下落。清一不敢再隐瞒，请五戒进屋见了红莲。
这时的红莲已经亭亭玉立，娇美可人，如花一般，五戒一见，淫欲骤起，吩咐清一午夜时分将红莲送至他的屋内，并交待说，不要让人看到。
一向把红莲当女儿一般看待的清一怎能把她往火坑里推，然而又不敢忤逆五戒的意思。五戒看出了他的犹豫，把清一拉到了他的禅房，给了他十两银子，还许他不日给他请一道度牒（宋时想要做和尚，也不是说做就做的，是要经官府批准才能剃度的），为他剃度，以后不会薄待他等等。
清一无奈，只得回房对红莲说了，让她好生服候住持。入夜，清一将红莲送到了五戒房内，于第二日晚将红莲领出。
这一系列的事，很快就被明悟慧眼堪透，心里替五戒可惜：多年的修行付之流水了！他打算点醒五戒，使他尽快回头。
这时正是六月，寺内池中红白莲花正盛开，明悟折了一支白莲插入瓶中，叫随伺的小僧请五戒住持来禅房一叙。
五戒进屋后，明悟指着瓶中白莲说：“师兄啊，我见今日莲花盛开，美不胜收，折了一支在瓶中，特请师兄你吟诗请话。”
五戒回礼，小僧棒茶至，茶罢，明悟请小僧取来文房四宝，言以莲花为题请五戒赐诗，五戒笔走龙蛇，写下一诗：一枝菡萏瓣初张，相伴葵榴花下芳。似火石榴虽可爱，争如翠盖芰荷香？
看着五戒的诗，明悟说道：“师兄有诗，小僧岂能无语？”于是，也提笔依着五戒的韵回一首：春来桃杏尽舒张，万蕊千花斗艳芳。夏赏芰荷真可爱，红莲争似白莲香？
明悟写罢，哈哈大笑。
五戒看了诗句，立马明白了，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回到自己禅房后，忙唤下僧烧水，他要沐浴净身。洗浴完毕，五戒换了一身新衣服，取来纸笔，留下八句《辞世颂》：吾年四十七，万法本归一。只为一念差，今朝去得急。传与悟和尚，何劳苦相逼？幻身如雷电，依旧苍天碧。随即在几缕炉香中坐化。
这可吓坏了随伺的僧人，急忙跑去告知明悟禅师，明悟大惊，到得方丈房中看时，五戒已去，再看他留下的诗句，急得直跺脚，道，你这世明白是明白了，却恨上了佛法僧三宝，转世必然灭佛谤僧，后世要堕落苦海不能皈依佛道了，这多让人痛惜啊！我得赶上你，下世好好引导你，不上歧途。
于是吩咐僧人烧水，接着，他也沐浴更衣，紧随着五戒坐化而去。
一天内两位高僧接连圆寂，在当地掀起不小的影响。前来烧香拜佛，布施的香客络绎不绝，如此热热闹闹的持续了三个多月才渐渐平静下来，而清一也趁着这个闹势，请人给红莲说了个人家嫁了，他自己也脱离了孝光禅寺，由红莲俸养服伺，照顾着后半生，享尽了晚年清福，这也是好心有了好报回罢！
且说明悟的灵性追赶着五戒的魂魄，来到四川眉州眉山县时，五戒已然托生到一户苏姓人家，取名苏轼，字子瞻，其父苏洵在当时的文坛已小有影响。
于是明悟也就近托生到一户姓谢的人家，取名为谢瑞卿。
因两家都是书香门第，且相距很近，故有所往来，于是，两小儿也自小就玩在了一起，亲如兄弟，到得上学后，二人又有了同窗之谊，感情更加深厚。
他二人皆天资聪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又因诗词歌赋随口即来，琴棋书画举手成就，于是渐渐的在当地的文人圈子小有名气。然而，二人的志趣却大不相同，瑞卿自小不吃酒荤，不杀生，喜看诸经内典，人一与他谈论功名，他总是笑而不答，而与僧人谈经说法时，就滔滔不绝了，无人能及他，他只一门心思地要出家，只苦于父母干涉不能遂愿。而子瞻却志在功名，偏偏不信佛法，且最恼的就是和尚，常说，哪天他管了军民，定要灭了和尚这一门！看到瑞卿戒酒荤，就取笑他，你不杀生不吃肉，那猪羊鸡鸭不都阻满的了街巷，人都没处安身了吗？况且酒也是米做的，有什么理由不能吃啊？所以二人一见面，往往因这方面的意见相佐，而争论个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
到得宋仁宗嘉祐年，朝庭举行科举考试，子瞻想成就自己的理想，决定赴京应试，欲拉着瑞卿同往，瑞卿没去。谁想子瞻真的一举成名了，被皇帝御笔亲点为翰林学士，锦衣玉食，前呼后拥，好不富贵！
可热闹之后，子瞻感到了孤独，也更加的恩念同窗好友谢瑞卿了！心想，瑞卿的才华与我不相上下，却淹没在常人之中实在是可惜，不如把他叫到东京来感受一下我的富贵，以激起他的名利之心。于是修书一封，差人去接瑞卿。
瑞卿也怕子瞻长久地沉醉在富贵温柔乡中，渐渐地失了本性，更怕他随着职位权级的晋升，越来越目空一切，甚至谤佛秽僧那就糟了，心道，有我在旁劝导劝导也好，他也不至误入歧途。于是跟着差人来到了东京。
二人相见自是亲热，终日有说不完的话，可一提到佛法道理，二人就如从前一样争论不休，始终达不成一致的意见。
事有凑巧，物有偶然。
那一年恰好东京大旱，千里土地干裂，人蓄饮水困难，眼看农作物就要颗粒无收了，宋仁宗看到眼里，急在心上，决定做场大法事，为万民祈雨，并要求所有官员一律素服，参与这场祈雨活动。
这样的盛事可是难得一见，但是没有功名的人是不能观看的，子瞻不想让瑞卿错过这个大好机会，于是说服瑞卿假扮道士混入僧道之中。子瞻因有官位，要随班效劳，所以不能陪伴瑞聊。
仁宗驾到，众官迎接，法事开始。
也是天缘注定，当仁宗拈香下拜时，瑞卿为了看清圣颜，上前迈了一步，恰被宋仁宗看个正着。仁宗立时被这个仪态出众的道人吸引，心道，好个长相！于是指着他问是何人。吓得子瞻急忙出班禀奏，他急中生智，告诉皇上说，这是大相国寺新来的道人，因为深通经典，所以请来做这个法事。仁宗随口道，既然深通经典，那就赐你一道度牒，剃度为僧吧！瑞卿早就有心向佛，皇上这金口一开，正中下怀，于是上前谢恩，并请皇上御赐法号。有官员递上度牒，仁宗在牒上书了两字：佛印。
从此后，尘世少了一个俗人谢瑞卿，佛家则多了一位高僧佛印！
大相国寺的众僧们，见佛印是奉旨剃度，又是苏大学士的乡亲好友，且其本人也对佛法参悟甚深，哪个敢怠慢？哪个不服他！于是都称其为“禅师”。
本来要瑞卿来东京是想说服他从仕，谁想因了看一场佛事却惹出了这样的事，子瞻心里极其过意不去。瑞卿，现在的佛印看出了他的内疚，于是也假装埋怨他害得自己以后只能陪伴青灯古佛，寂寞无比了。听了这话，子瞻越发的感到对他不住，不停地谢罪，佛印见机话锋一转，对子瞻说，既然已成事实了，我也只能做和尚了，可我一个人太孤单了，你得时常来陪我才行！子瞻哪还敢说不呢？
从此以后，子瞻常常来寺里陪伴佛印，少不得也要听他讲经说法。初时子瞻很是不耐烦，可又不敢发作，只能忍着。天长日久，子瞻对佛僧的怨恨渐渐地没那么强烈了，还常常陪着佛印一起吃斋念佛，佛印看到他的转变，趁势劝他弃官修行，可子瞻仍功名心重，对佛印说：“等我功成名就后，再筑室寺东与你同隐吧！”因此苏轼又多了一别号：东坡居士。
到了神宗熙宁年，苏轼特被皇帝委任为贡举考试的主考官，因他出的考题有讥讽当朝宰相王安石之意，被王安石在天子前面说了他的短话，于是被贬为了杭州通判。与佛印作别后，苏轼去杭州赴任了。
一日苏轼在府中闲坐，忽然门吏报说门外有一和尚求见，自报是灵隐寺的住持。苏轼让门吏问他因何求见，和尚见问二话没说，问门吏要了纸笔写了四字：诗僧谒见。苏轼见了，取笔批了一句：诗僧焉敢谒王侯？和尚看了苏轼的回复，写了四句诗讽笑他：大海尚容蛟龙隐，高山也许凤凰游。笑却小人无度量，诗僧焉敢谒王侯！
苏轼这才恍然，知是佛印到了，笑着出门迎他。
原来苏轼谪官到杭州后，佛印牵挂不止，放心不下，随即也辞了大相国寺住持之职，来到了灵隐寺，因其修为甚高而被众僧推为灵隐寺住持。从此后，佛印又与苏轼朝夕往来，谈古论今，修佛念道。后来，苏轼又迁任徐州，湖州，佛印也紧紧相随。
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偶感时事，写了几首小诗，大有讥讽之意，结果被其对立派利用妄解，上奏弹劾，污蔑他诽谤朝政，天子大怒，把苏轼下了大狱，并命王安石的门生李定审理此案。
苏轼心想这下完了，正栽在死对头的手里那还有得活吗？于是想起了佛印时时劝他戒杀持斋的话，悔自己当初不听其言。悲悲凄凄中正昏昏欲睡时，忽听得一声“阿弥托佛”，睁眼一看，竟是佛印，苏轼也忘了自己身处之所，起身迎他，佛印来到他面前，邀他去一个好去所，苏轼不由自主地随行，远远地看见了一座名为“净慈孝光禅寺”的寺院，看着寺名甚为眼熟，入了山门后一路行来也仿佛也是旧地重游，一切景物熟烂于心。行着行着，忽然从千佛殿后走出一年轻漂亮的女子，向他深深地道了个万福，抬眼间，子瞻也看着眼熟得很，却想不起在何处见过。女子从怀中取出一幅花笺请东坡提字，佛印早准备支笔递了过来，东坡未加思索地提了四句：四十七年一念错，贪却红莲甘堕落。孝光禅寺晓钟鸣，这回抱定如来脚。
女子看了诗，气愤得撕了个粉碎，指着东坡骂他忘恩负义，东坡正不知所措时，佛印突然劈掌过来推开女子，东坡惊出一身冷汗，却原来是南柯一梦。其时正好天光，远处寺钟鸣响，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梦里是自己的前世宿缘！因色而堕落，所以今生要受些苦处。心中暗暗发誓：若得佛力庇佑，定当一心向佛，苦心修行。
自从苏轼下狱后，佛印也辞去了灵隐住持，为苏轼呼号奔走，并得到很多官员的鼎力相助，在天子面前竭力保奏，而太皇太后曹氏因爱惜苏轼才华，也在宫中劝解皇帝，于是神宗回心转意，赦了苏轼的罪，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出狱后，东坡再见佛印，就仿佛是再世重逢一样，喜极而泣，说起梦境时，佛印竟也做了同样的梦，二人始知前世有缘。在东坡去黄州赴任前，他二人迂路先来到了孝光禅寺，果然和梦中景象无二，又寻问寺僧寺中前事，知道了五戒奸污红莲之事，明白了梦中女子的来历，再看五戒圆寂前留下的诗句，正与东坡梦里提的诗句暗合。东坡佛印这回才彻底明白前世今生的纠葛，东坡立时决定出家，佛印阻拦说，你还尘缘未了，了了缘尘再说吧。
于是，东坡依旧到黄州任职，并且从此之后，不再杀生，每日还看经礼佛，而佛印也朝夕相随，随时点拨。
三年后，东坡官复原职，重又做回翰林学士，没几年，又升做礼部尚书，端明殿大学士，而佛印也跟紧他重又回到东京，做回大相国寺住持，依旧是往来不断。
可是好景不长，章惇做了宰相后，又行王安石的新政，把苏东坡贬到了定州（河北定州，隶属保定市）。苏轼来向佛印辞行时，佛印说，学士今番太过跋涉，贫僧不能相随了。并送给苏轼两句畿语：逢永而返，逢玉而终。苏轼不无失落，只得一人独行。
果然，苏轼到定州没有半年，又被贬到了英州（今广东英德），接着又是惠州（今广东惠阳），没几年，又去了儋州（今海南儋县），廉州（广西合浦县廉洲镇），永州（今湖南永州），这时，苏轼才明白佛印说的“跋涉”的真正意思。
到永洲没多久，苏轼就收到了皇帝的赦书，提举成都玉局观（当时著名的道观），苏轼至此彻底明白了功名利禄不过过眼云烟，对佛理也大彻大悟，更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急速回京见了佛印。
两个好友，久别重逢后，有说不完的话题，一论起佛理经典更是滔滔不绝，直至天明才依依不舍的道别。不多久，佛印在相国寺圆寂，而东坡回到家中后没几日，也无疾而终。
后来有方士言道，东坡之所以没有堕落，多亏了佛印一生相随点化。
似苏轼佛印这样的两世友情，有多少爱情不会失色？前世缘今生续，不光爱情会刻骨铭心，友情也一样！
作者：梦蝶
附文5：
三分春色一分愁白首相看拟奈何——苏轼在密州的思想与创作
摘 要：公元1074年至1076年是苏轼的密州时期。在这两年中，苏轼思想进一步杂糅佛老，形成超然观与仕途进取心态并行不悖的现象；与思想变化同时出现的是，苏轼此间的诗词文创作开始形成明显的风格，创作已经臻于成熟，在艺术手法、思想内容等方面已经显现了他后期诗文创作的一般内容。
关键词：苏轼；密州；思想；创作；超然；进取
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九月，苏轼受诏移知密州，秋末离杭，历湖州、苏州、楚州等地，于是年十二月三日到达密州任，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二月移知河中府，离开密州，①共在密州生活工作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在苏轼一生中，对其思想、创作的成熟与定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之前的杭州时期、之后的徐州时期，共同组成了苏轼思想创作转变的关键。
苏轼生平分期：
一、家居读书
二、中举应制及初入仕途（监官告院、直史馆）
三、出为地方官（通判杭州及密州、徐州、湖州太守）
四、人生的重大转折（乌台诗案，黄州谪居、移汝、居常、赴登州出守杭、颍、扬、定四州）
五、人生最为淡泊平定之时，达到人生智慧的巅峰（贬逐惠州、儋州以及北归、逝世）
可见，知密、徐、湖三州是苏轼人生旅途的一个重要驿站：初出茅庐，既开始对官场有所了解，又还未经历后来的官场剧痛；才华开始尽情释放，思想开始日渐成熟。在密州的生活，总体而言是平淡的，正是这份“平淡”所蕴含的“东武遗风”给苏轼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苏轼，也让这股遗风吹得更响。
一、从容而来，淡然而居
1．带着淡淡的幽怨而来。苏轼来密州上任时的官衔是：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这么一大串职务，实际上仅仅“知密州军州事”一职是实职。
苏轼知密州，正是人生“不惑”之年，又是在经历了丧母、丧妻、丧父、初尝官场险恶（新旧党争）之后，②故而其思想出现较大变化是正常的。这时期，苏轼很大时间与精力放在了论禅、谈庄和交游上。
但是，苏轼并不以沦落人自居，而是积极地上书言事。勤政爱民，很多时候冒着风险为民请命，这正是苏轼的伟大之处。虽然思想受到儒道释的复杂影响，但他并未因佛而消极，因道而隐世，因儒而消沉。苏轼之天才，在于他很好的柔和喝了这三种思想，为自己所用，所以能在密州当时那样的环境中，一边称职的作者政务，一边享受生活，获得精神上的安适与愉悦。
2．良好的上下级关系与和谐的同事关系，周围许多仰慕苏轼文才与人品的郡中贤才。苏轼的上级京东东路转运使腾元发、京东东路转运判官李察，京东路提刑段绎，同级密州通判刘庭式，下级诸城县令赵昶，诸城州学教授赵明叔、章传道、陈开以及诸城乡老、士子等等，都对苏轼抱有好感，苏轼与他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有大量的诗文酬唱之作。③
苏轼调任密州知州第二年，修复了一座残破的楼台，其弟苏辙为之起名“超然”。苏轼遂有名篇《超然台记》，在这篇散文中，他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这实际是政治失意后精神苦闷的自我排遣。仕途的坎坷不平，使他的思开始产生了归向老庄的倾向。所谓超然之乐，实际含有政治失意的辛酸。既不能摆脱官场，又要寻求超然之乐，正是内心世界矛盾的体现。唯其有这种矛盾更使文章委宛多姿，意味深长。文章写景生动，说理透辟，语言清新自然行文如汩汩流泉，体现了苏文洒脱自如、纵横不羁的特点。文中描写了自己在密州的生活，可谓是“以苦为乐”的，这种矛盾，也构成了苏轼以后生活创作的基础。可以说，仕与隐地矛盾，儒与道的矛盾，贯穿苏轼生活的始终。在密州的这段还算平静的日子，广泛的交游酬唱，思索人生，写作的风格渐趋成熟。
二、豪放成型，婉约动人
苏轼在密州，思乡、思亲、思旧、思用之情交织，写出了很多传统的婉约之作，同时开创了豪放词派。豪放词风初成，婉约之作已臻完美，创作题材非常丰富，写景、记事、酬唱、赠别、婉词、祭文都有较为可观的数量。可以说，此时苏轼的文风已经基本定型，少了前期的书生气和那种宋人身上普遍的的酸雅之气，而在其后的黄州惠州儋州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成熟。下面以其此时创作在其一生中所占之地位分述词、诗、文创作。首先，这一时期最大的成就是豪放词的首先出现笔端。如历来被视作苏轼也是北宋第一首豪放之作的江城子词：
江城子•密州出猎（熙宁八年六月）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词可谓豪放之至，然与后期（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豪放词相比，更过之而无不及。念奴娇词，豪则豪矣，然稍有人生不如意之消极，流露出一份自嘲的悲凉，这首词中，透出的全是豪放，进取。
然而此时豪放词并不占据苏轼全部创作的主流。更多的还是传统的婉约之作，内容多是写景、记游、赠友、怀亲等。
在此期间，苏轼创作数量最大的是介于婉约与豪放之间的一类词，姑且称之为“旷词”。这类词可以理解为是婉约像豪放的转变，但是这类词只有苏轼能写，苏轼在密州写得最好。譬如：
蝶恋花•密州上元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赓，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寂寞山城人老也”，苏轼在密州，却是寂寞的。没有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用武之地，没有朝中大臣的尤其是皇帝的理解。这样就不觉要感叹“人老也”，也就只能偶尔“聊发少年狂”，而盼着“何日遣冯唐”了。而与当地士人的交往，以及与故旧亲朋的书信往来，还是让他看见了生活的一线希望，享受到了生活中的：“美好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雨中花慢
今岁花时深院，尽日东风，荡飏茶烟。但有绿苔芳草，柳絮榆钱。闻道城西，长廊古寺，甲第名园。
有国艳带酒，天香染袂，为我留连。清明过了，残红无处，对此泪洒尊前。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高会聊追短景，清商不暇馀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态，付与明年。
苏轼在密州期间创作最多的是与友人之间的唱和酬答之作。如：
减字木兰花•送东武令赵晦之
贤哉令尹。三仕已之无喜愠。我独何人。犹把虚名玷缙绅。
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
减字木兰花•送赵令春光亭下
流水如今何在也。岁月如梭。白首相看拟奈何。
故人重见。世事年来千万变。官况阑珊。惭愧青松守岁寒。
满江红•正月十三日雪中送文安国还朝
忧喜相寻，风雨过、一江春绿。巫峡梦、至今空有，乱山屏簇。何似伯鸾携德耀，箪瓢未足清欢足。
渐粲然、光彩照阶庭，生兰玉。幽梦里，传心曲。肠断处，凭他续。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
君不见周南歌汉广，天教夫子休乔木。便相将、左手抱琴书，云间宿。
蝶恋花•密州冬夜文安国席上作
帘外东风交雨霰。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
掺鼓渔阳挝未遍。舞褪琼钗，汗湿香罗软。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诗未就冰生砚。
这些小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轼“悠游”的生活。但是词作的背后，却是他深深的痛苦。也许，这些词仅仅是一种对生活中无奈的事情的排解吧。
苏轼此期的诗歌创作也是值得一提的。苏轼在任期间，几乎游遍了密州所有山川胜迹，又修建超然台，更多的则是与众多文人墨客交游，之间互相酬唱之作很多。这些诗歌，主要表现了苏轼的“超然”思想，以及思乡怀亲等思想。在艺术上达到了飘逸潇洒、文质俱佳的境界。这些诗歌多是表现苏轼在不被朝廷重用的情况下，寄情于山水，超然旷达地生活，寻求一种对现实的超越（其实苏轼是非常称职的，他的“超然”不等于逃避，而是在一种苦闷中的更和谐的进取方式）。在这些诗歌中，没有像词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那样直白表明进取的语言，全是显示自己无意入朝，安适于目前处境的，如：
卢山五咏
圣灯岩
石室有金丹，山神不知秘。
何必露光芒，夜半惊童稚。
三泉
皎皎岩下泉，无人还自洁。
不用比三星，清光同一月。
饮酒台
博士雅好饮，空山谁与娱。
莫向骊山去，君王不喜儒。
卢敖洞
上界足官府，飞升亦何益。
还在此山中，相逢不相识。
障日峰
长安自不远，蜀客苦思归。
莫教名障日，唤作小峨眉。④
除最后一首障日峰难以确定是思乡还是思君之作而外，另外四首都是表达无意仕进的。这是苏轼“超然”的一个表现，是道家、佛家影响的结果，这与苏轼的儒学思想并不矛盾。
这五首小诗，平淡自然，意境轻灵，颇得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五绝遗韵。而他们所表达的思想，则在唐人隐逸主题之外。苏轼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正如这些诗所表现出来的，既想到了“君王不喜儒”的悲哀，发出了“何必露光芒”“飞升亦何益”的苦叹，以及“还在此山中”的归隐思想；然而，苏轼还是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这与苏轼所受家教以及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少年读书时即有“范滂”之志了。苏轼的矛盾心理是不难理解的。
总之，苏轼一生流寓大半个中国，横历东西，纵览南北，他的身上有着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文化烙印，他的血液历流淌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以苏轼的思想与才华、人品与操守，他在各地为官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他的思想与创作，既受当地文化背景的影响，又反之深刻地影响了当地文化的品格，发展了地方文化的内涵。苏轼与地域文化，是值得我们大力研究的一个课题。此文草率为之，拙劣有余，以为抛砖之作吧。还请方家指正。
注释：
①据孔凡礼《苏轼年谱》及苏轼诗文补充。
②22岁：苏轼与苏辙同登进士第；四月，苏轼母亲程氏病终。
25岁：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初入官场。
30岁：妻子王氏卒于京师。
31岁：苏洵卒，时年58岁。英宗皇帝闻而伤之，命有司具舟载其丧，由苏轼扶护，归葬于蜀。
苏轼34岁丧除还朝之后，因“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在朝中饱受打击后，出判杭州，进而“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
③如《与元发第四简》，《送李公恕赴阙》，《除夜病中送段屯田》《书刘庭式事》等。这类诗文是苏轼在密期间创作的一个主要方面。
④以上诗词均选自孔凡礼编著《苏轼年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胡鹏（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附文6：
苏轼考科举中进士之作《刑赏忠厚之至论》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形也。当尧之时，高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之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故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意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简单赏析：
这是嘉佑二年（1057）作者应礼部试的试卷。主考官欧阳修以为它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并非应付考试，苏轼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欢什么，而是把自己想说的当场说来，可以看出他当年便有极高的修养，思考的问题也相当深刻。本文也是在论法的精神，把“法”的两个方面“宽容与界限”“仁可过，义不可过”说得那般清楚明晰，不过区区六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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