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生平与其诗歌创作的因果关系

每一个作家无论魏晋无论南北，其文学上的造诣特别是诗歌方面都可以说是作家生平经历的直接再现。北宋大文豪苏轼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我们现在就根据他的生平来论述一下作家经历对诗歌传作的直接影响。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宋仁宗景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诞生于四川眉山纱觳行。

    苏轼的生平与创作可以按以下四个时期来阐述：

    一、初踏仕途与创作的发轫期

    苏轼由于要应进士科考的原因，诗歌的创作较晚，一直到嘉佑四年，兄弟二人一举成名，名动京师之后的两年，在为母亲守制之后，返回京城的水路上，父子三人诗酒唱和，结集为《南行集》，标志了苏轼仕宦生涯的开始，也是苏轼诗歌创作的发轫，直到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都可以划入这段时期的范畴。

    此段时期，苏轼涉世未深，诗歌的写作也限于江山景物、文物古迹，在凤翔时期，则写作了大量的人文题材的作品，如题画、品题书法等。

    南行的舟船在苏轼《初发嘉州》的诗中启航，苏轼诗歌创作的航船也随之启动崐了：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

        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

        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

        ......

    比之苏轼后来的作品当然还不够成熟，但毕竟也可以说是出手不凡了。

    二、州守时期

    当苏轼兄弟重返京师时，已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整个国家都卷入了王安石变法的浪潮之中。苏轼被任为杭州通判，直至乌台诗案，历知密州、徐州、湖州崐。此十年时光，可以称为苏轼生平及创作的第二个时期。

    此时期，苏轼在政治上较为激进，在创作方面，除了歌咏湖光山色的作品之外崐，也写作了大量的抨击新法之作，在艺术水平方面，由发轫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诗人以西湖风光、江浙山水为中心主题，写下了大量传世佳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已具有大家风范。

    然而，苏轼并非脱离政治、流连山水的山水诗人，而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民本”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础，这样，就势必与王安石以加强皇权、增加中央府库（以对国民加重赋敛为主要手段）为根本方针的变法发生冲突。这样，在他歌吟西湖风光的诗句里，就时时透露出他对社会的深沉思考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辩。这一类的诗，开了后来哲理诗的先河。

    这些或直露，或含蓄地抨击时事的诗作，埋下了诗人政治恶运的种子，在他转任密州、徐州之后，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四岁时，在他刚刚调到湖州（今崐浙江的吴兴）任上时，就被新贵们以作诗讥讽新法、讪谤罪逮捕入狱。同年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三、黄州贬谪时期

    苏轼在狱中，写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诗句，格调凄惋。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经过130天的勘察后，结案出狱，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为官办民间团防组织之副职。宋代文人地位高，即使是罪犯，亦仍有一个虚职在身。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即奔赴贬所，二月至黄州。先寓居定惠院，随寺院的和尚起火吃饭，此时惊魂未定，再加上与和尚同住，所写之作品，皆凄冷孤高，似不食人间烟火语。五月迁居临皋亭，住江边之驿舍，比寺院略好些，但生活依然无着，遂于元丰四年，申请到了离城东不到半英里的一块约十英亩的荒地，躬耕其中，并自号东坡居士。此即“东坡”之号的由来。次年二月，他在东坡山脚下，盖起了一座五房的堂舍，因是在雪中落成，因名“雪堂”。

    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了东坡，并且使苏轼的人生观念、艺术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影响贯穿他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真正意义的苏东坡。

    随后，奔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了弟弟子由，然后折回北上，经金陵时，会晤了退休宰相王安石。是政敌却又是诗友的两位文坛巨匠这次相会甚为欢洽，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王安石亦已被排挤出朝，闲居江宁，尽管他仍然受着神宗的眷顾，但两人的理想抱负同样以失败告终。两人谈诗论词，参禅悟道，至有钟山卜邻之约：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见《苏轼诗集》Ｐ1251）

    四、元佑时期

    元丰八年（1087），神宗病故，年仅十岁的小皇帝哲宗继位，由他的祖母（神崐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原本就不同意儿子的所作所为，听政后，立即启用旧党，反变法派的著名领袖司马光回朝执政，苏轼被启用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崐太守。苏轼在这里仅仅逗留了五天，写下著名的《登州海市》诗。“海市蜃楼”极难见到，苏轼自己说是：“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明日见焉。”不知是苏轼有特异功能，还是他的运气好，抑或只是幻觉、想象，总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登州海市》）。虚虚幻幻，空灵飘渺。

    苏轼于这方面颇为灵异，此一事例之外，他的另一首诗记载他曾经目睹过类似UFO的奇异经历，那是在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在赴杭途中，夜宿于江苏镇江金山寺上，山僧苦留他看晚霞落日。突然之间，在墨黑的夜空，出现耀眼的火光，照得满山通亮：“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椋。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苏轼在此四句诗下特意自注：“是夜所见如此”，可知是真见而非幻想。

    哲宗元佑元年（1086），苏轼回朝后，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再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些都是接近皇帝的职务，由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转为中央政府的秘书长，最后，享有了翰林学士的荣衔，这是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荣衔，有些类似现在的院士，并且负责为皇帝起草诏命文告。苏轼也就从罪人成为重臣，从诗人转为政治家。

    五、惠州、儋州时期

    元佑八年九日，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苏轼比之黄州更残酷、更漫长的厄运降临了。

    绍圣元年（1094），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皇帝的教师）等职务官衔，先贬英州（广东英德），接着，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降官，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惠州在岭南，当时属瘴疠不毛之地，远非黄州内地可比。苏轼以六十岁老迈之身，流放岭南，由于有过黄州的经验，他崐的思想也更趋于成熟，他时时地用佛老的思想看待这一切，形成苏东坡式的顿悟和解脱。

    当权者感到苏轼太快活了，传说是由于苏轼的一首洒脱的诗引起的。苏轼诗云：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见《苏轼诗集》Ｐ2203）

    当政者章子厚当年曾是苏轼的好友，如今却是东坡的政敌。他读到此诗，颇感不悦，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

    当时，苏轼“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他将家属留在惠州，只身携带幼子苏过过海，全家人痛哭决别。

    元符三年（1100）二十四岁的哲宗去世，其弟徽宗继位，这是苏轼一生中经历的最后一位皇帝。经过七年的岭外流放，东坡终于北归生还。

东坡在北归的一路上，到处都受到了他的朋友和景仰他的民众的欢迎，观看这位九死南荒而终得北还的传奇文豪。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东坡穿过大崐庾岭，五月抵南京──他早已得到允许他自由居住的命令，于是决定在常州定居。六月的酷暑，旅途的艰辛，加以常年的精神肉体的折磨，而今一旦放松，66岁（按崐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的老人病倒在旅程中，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暂借的常州孙氏宅中。“文星落处天地泣”，“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

    正如东坡的人生观念，具有冲决种种束缚的因素一样，苏轼的诗歌创作也具有大胆创新，摆去拘束的独特风格，一方面他继承发展前人、特别是唐诗的优秀成果，崐一方面他深感在辉煌的唐诗之后，处穷而必变之地，于是，大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理趣为诗”，从而开创了不同于唐诗的宋诗体制。

    在苏轼诸多方面的成就中，尤以苏诗的艺术特质而为批评家们所指责，争议甚伙。如陈师道之批评韩愈、东坡“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崐后山诗话》）；严羽批评苏轼“以议论为诗”等：“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这些批评家们，一方面承认其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一方面又批评其改变唐诗的传统.他们还不能站在更高的视点，把握中国史诗的宏观进展,把握苏诗变革的意义。

    苏轼其人，生前死后，无论怎样被流放，被当权者诬陷咒骂，还是受到无数人的敬仰；苏轼之诗，无论怎样不被批评家们接受，还是被人们歌吟传唱。东坡生崐前，便有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著名诗人集于他的门下，被美称为“苏门四学士”；死后，苏诗更为盛行：“崇宁大观年间，海外诗盛行。朝廷虽尝禁止，崐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崐索。”（《清波杂志》）而东坡之亲笔翰墨，在宣和间，便已“一纸直至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