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5500年前气候事件

  研究表明，5500年前后气候转变是世界上许多地区全新世最为显著的气候变化之一。如在太平洋地区，沉寂已久的ENSO气候开始重新活动；在欧洲，全新世最适宜期停止活动的阿尔卑斯山冰川在5300年前开始发育；在非洲大约5500年前后发生了变幅大、影响广、发生突然的“撒哈拉干旱”事件或“气候危机”，并直接导致了非洲地区全新世最适宜期的结束；在两河流域，对波斯湾海底沉积物堆积通量的变化分析表明，5500年前后发生的重要气候转变。

  在中国地区，5500年前后的气候事件也有较为明显的反映；如在我国西部，天山乌鲁木齐河源的冰川发生冰进，墩德冰芯记录也肯定了冰峰出现于5300 年前后 ；在黄土高原，关中盆地全新世古土壤在6 000-5 000年发育中断，反映了一次较为明显环境变化；内蒙古岱海在5500 年左右出现低湖面；北京地区5 600±100 年前后云杉花粉再次繁盛 ；在宁镇一带大约5 800-5 000 年，对剖面孢粉分析，推算当时气温下降值比现在低1-2ºC或3-4ºC，冷锋时可达5-6ºC ；杭嘉湖平原的孢粉研究也表明低温值的高峰大约发生在5 445 年；这次降温事件在中国考古学上称为仰韶中期的寒冷期。

2. 5500年前后的考古学现象

  研究表明全新世中期-5500年前后，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如在西亚两河流域，55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诞生；在非洲，涅伽达文化II的早期，即5500 年前后，一个个以灌溉为基础的地方灌溉区文明—“诺姆文明”开始出现；在秘鲁海岸，大约5 800年以后不久原始居民开始建筑庙宇；同样在秘鲁，尽管高地农业耕作已经几千年，但当地先民开始同时食用农产品和海产品这一现象也出现在上述太平洋地区ENSO气候发生显著变化之后；在智利北海岸大致同一时期，原始居民的文化也开始明显复杂化；在日本，Jomon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大型建筑物的修建、埋葬上所体现的阶级分化以及代表高级身份、限制分配的商品的开始出现等。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龙山文化开始取代仰韶文化，社会开始酝酿变革。首先是社会群体内部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接着社群之间也出现分化，在考古学遗存中出现中心聚落和贵族墓葬，如大地湾晚期遗址，红山文化中晚期的牛河梁、东山嘴以及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出现的一些功能特殊、规格较高、面积较大的聚落或遗址群。研究表明，这一时期随葬武器开始成为时尚，以前的墓很少用武器随葬，而到了这一时期，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江浙的菘泽文化、安徽的薛家岗文化和两湖地区的大溪文化晚期的墓葬中则普遍用制作精良的石钺随葬，可能表明战争开始成为经常性的社会现象，这一时期城堡的出现也更加证实了这一点。最早的城址当推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其具体年代尚有待于进一步确定，其次是河南郑州西山土城，距今约5300-4800 年，属仰韶晚期。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山城址发掘的10多个坑内发现仍弃的完整或散乱的人骨，其中一些人骨明显呈挣扎状，有的尸骨不全，身首异处，可能说明当时氏族间掠夺性战争的情况。这些考古学现象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明显开始复杂化，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些要素开始出现，或者说中国古代文明开始起源。

 3．5500年前气候事件对文明起源的可能影响

 上述世界范围内的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和考古学现象在发生时间上一致性，暗示气候转变与这一时期社会复杂化存在某种联系，但由于目前考古学材料和测年技术等方面的限制，气候环境变迁对古文化演化影响的机制和过程还不十分清楚。但有一些学者尝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如西亚两河流域，研究者认为5500前干旱事件导致先前比较分散的住民向两河流域的三角洲地带聚居，从为灌溉系统的修建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并最终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诞生；气候转变在尼罗河流域古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可能与西亚地区类似。 对于这次气候事件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影响机制可能比较复杂，鉴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没有明显的提高，可认为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出现，除了社会本身发展的因素外，很可能还与由于气候转变导致的资源紧张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有关。

  研究表明仰韶早中期是我国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当时中纬度地区陆地上的温度可较现代高2 -3°C以上，我国东部平均气温较现代高2.5°C。这一时期是我国原始人口增长和古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经过这次增长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史前人类的活动范围和人口规模。 随着5500年前后的降温，史前中国掀起了新的一轮移民浪潮。这次移民与仰韶早中期的移民不同，早期的移民一般是扩张或殖民性的，是为了解决各宜居地日益增加的过剩人口，是从中心地区向人口稀少的边缘地区疏散多余的人口，迁徙的方式是和平牧歌式的；而这次迁徙主要表现为从四周向中心地带迁徙，从高地向变干后适合住居的低地迁徙，迁徙的结果是对新资源的开发，意味着多个社会共同体对同一资源的瓜分。在这种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另外，5500年前后降温直接导致的粮食减产，也大大增加了人口压力与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燕辽地区红山文化中晚期出现了牛河梁和东山嘴遗址、甘青地区葫芦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的大地湾遗址，它们的出现除了与原始宗教可能有关外，更可能是在资源紧张状态下的一种文化调整。首先，资源紧张也会导致私有观念的产生，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促进复杂社会的产生；另外，一些宗教设施的出现还可能与先民对环境转变所带来生产上一些不利因素的反映有关，因为比起前气候最适宜期，5500年以后的气候则不如前期风调雨顺，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社会，古人可能通过宗教上的一些仪式来乞求风调雨顺，以保丰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气候虽然发生转变，但毕竟是发生在全新世适宜期中的气候转变，因此不足以对人类活动产生特别不利的影响，相反一定程度的气候转变带来的刺激反而可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此时，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作用也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