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杰民

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一生与农结缘，与土为伴，与牛为伍，终生劳作而又平淡无奇，老实巴结而又勤劳善良，默默无闻而又有口皆碑，十足的好人就是他老人家的代名词。可就是这样一位籍籍无名的农民，也曾经受过表彰，得过奖状，估计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张奖状，也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份荣耀。

记得那是我刚上小学后不久，父亲的那张盖着红堂堂大印的奖状就已经贴在后墙上了——那是一张由阜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授予父亲“全县饲养员先进个人”称号的奖状。和奖状同时贴在后墙上的还有父亲在全县表彰大会上领回来的与饲养有关的宣传画——好像都是内蒙古大草原关于怎样饲养牛羊和怎样利用现代化工具给绵羊剪毛的彩色图画，下面用的全部是我们看不懂的蒙古文字。

父亲是我们生产队的饲养员，就是专门负责给生产队饲养牛、驴等牲畜的。

饲养员并不是谁都可以当的，生产队推选饲养员有很多条件：首先要大公无私，不能贪小便宜；其次是要有责任心，有奉献精神；当然还要热爱这一行。当时，耕牛作为劳动力深受保护，宰杀耕牛是要被判刑的。生产队会根据贫富程度对牲口的口粮——也就是饲料的数量作出规定，每头牛、每头驴一天给多少豆饼、麸皮等，都有一定的量。牛吃的主食是铡碎的麦秸，驴吃的是淘干净的麦糠。光吃这些显然营养不够，还必须把豆饼提前弄碎泡好，然后用瓦盆和成豆饼汤喂牛；再把豆饼和麸皮同时撒在麦糠上，并搅拌均匀，给驴吃。这样，牲口吃了才能够上膘。如果饲养员有私心，便会偷偷把本应该喂牲口的饲料带回家喂自己的猪羊去了。如果是这样，集体的牲口就会瘦得快要“飞”了，而自家的家畜却是膘肥体壮的。前几任饲养员就是因为私心严重，把饲料偷偷往家拿被群众逮个正着，灰溜溜地干不下去了。唯有我父亲喂了十多年的牛，口碑一向很好，一直干到生产队解散实行联产承保责任制为止。

父亲喂牛是很有讲究的。

铡麦草的时候务必要铡碎，这样便于牛咀嚼、消化。喂驴的麦糠务必要淘净，让驴能够吃上干净卫生的麦糠。牛屋务必要经常打扫，粪便要及时清理，确保卫生、通风，这样才能够确保牲口不易生病。

我们村生产队的社房建在村庄的东南角，社房里面盛的都是粮食、种子、农药、农具等。踅子里面踅了很多粮食，粮食表面被摊得平平的，然后用木制的长方形刻有“公平”二字的“印子”在粮食表面上一按，粮食表面就会出现“公平”二字。谁要是动了这个“印子”，就说明粮食被偷了。而保管“印子”的人叫做仓库保管员，保管员有两个人组成，社房的门共有两把锁，只有两个人同时开门才能够把门打开。可见那时农民们对集体财产的保管还是非常严格的。

社房的前面就是牛屋。牛屋共有三间房子，是面南朝北的堂屋。东西两间是用来拴牛的，牛槽是用泥巴垒起来的，几头牛并排拴在一起；东南角有一头驴拴在木质驴槽上，算是个“单干户”；中间一间房里面是泥巴槽子，专门用来盛给牛铡好的碎碎的麦草和喂驴用的麦糠，槽外面铺了一铺床——下面是坯凳子垒的，上面是高粱杆织的房箔，再上面就是芦苇席子，席子上放一床被子——那就是我父亲用来看牛的卧铺了。

牛屋东面三十多米有一处村民们开挖的池塘，开始说是放鱼，后来鱼也养不住，老是被偷，干脆就啥也不养了，于是就成了我父亲用来给驴淘麦糠和喂牛取水的专用池塘了。

父亲是以牛屋为家的。平时他总是不离牛屋半步，唯有吃饭的时候才回家。有时候晚上回家吃饭，担心牛吃完槽里的草，就让我到牛屋去给牛添草。那时我还很小，牛屋前面还有隐约可见的土坟，虽然害怕但父命难违，于是我便一边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边壮着胆子去给牛添草。听着牛格叽格叽的吃草声和甩尾的啪啪声，也给我壮胆不少。

有一天晚上，父亲又让我去给牛添草，刚进屋，就听到正当门的泥巴槽子里面有人打呼噜的声音，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一溜小跑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对父亲说：不好了，不好了！槽子里面有人！槽子里面有人！父亲一听，也很吃惊地问道：你看到人了吗？

没有，没有，我听到有人打呼噜的声音。

父亲不敢怠慢，放下饭碗就直奔牛房而去。原来，生产队的柴油机坏了，请柳师傅来修理柴油机，这位柳师傅修理柴油机从不收费，只要给他灌二两即可。所谓灌二两，就是喝二两的意思。生产队干部让家属炒个萝卜条、煎个鸡蛋、煮个鸭蛋等，弄二斤老白干酒就解决了问题。可那柳师傅每喝必醉，村干部看他酔得一塌糊涂，就把他带到牛屋里朝牛草槽子里一放——既暖和又安全。我所听到的呼噜声，就是这位柳师傅发出的，真是虚惊一场啊。

如果说喂牛是父亲的天职，那么，爱牛则成了父亲的天分。

生产队有两位专门负责犁地耙地的“老把式”，就是耕地很有经验又很会使牲口的那种。每当要套牲口的时候，他总是先喊我父亲：

老武：喂好了吧？

喂好了，套去吧！

于是，那犁地的“老把式”便套起牲口该犁地犁地，该耙地耙地，该打场打场去了。如果我父亲说：再等会，还没饮（yìn）水呢！那“老把式”也只好等我父亲把牲口饮（yìn）好水再套。如果父亲认为牲口还没吃好、喝好，是不允许犁地的“老把式”套走牲口的。估计快收工了，父亲总是提前给牲口准备好喝的、吃的。如果看到哪个牲口累很了不想吃东西，他也会很耐心地先把草料准备好，让牲口卧在那里喘口气，等到它想吃了自然就会主动站起来，头也不抬地吃将起来。如果哪头牛吃完了还想吃，便会眼巴巴直直地望着父亲，有时还会轻轻“哞”的一声，仿佛在提醒父亲它还没吃饱呢！父亲也就心领神会，给那牛继续添加草料。父亲与他饲养的这群牛们，就是这样心有灵犀，相处和睦，感情深厚。如果那“老把式”把牛背抽出了深深的鞭印子甚至流血，父亲就会很生气地提醒“老把式”不要下手这么狠，不然把牛打坏了咋办？那“老把式”也只好嘟嘟囔囔地走了。要是哪头牛生病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卧在那里不“倒沫”（阜阳人把牛羊的这种反刍现象叫做“倒沫”）了，父亲便会马上向生产队长报告，并立即去请兽医给牛看病。牛，简直成了父亲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生命的一部分！

在我父亲的精心饲养下，十多头牛和驴一个个膘肥体壮，毛色发亮。社员们评价说：哪一位饲养员也没有把牲口喂得这么肥过。当时的大队书记组织各个生产队的饲养员前来参观，让我父亲介绍经验，我父亲没有文化，不会讲大道理，他就乐呵呵地说：

只要把生产队给的饲料都喂到牲口肚子里，牲口就能够喂肥；如果你把饲料偷偷拿回家喂猪了，就是神仙也喂不肥牲口。说得大家既点头称是，又哈哈大笑。

后来，大队书记通知我父亲说：像你这样的饲养员真是难找。念在你养牛有功，县里都要表扬你了。请你于某月某日到阜阳工人俱乐部报到，参加县里的表彰大会。

参加表彰大会回来后，父亲首先把那张象征着身份与荣誉的奖状恭恭敬敬地张贴在了后墙毛主席画像的左侧偏上方，然后再把内蒙古牧民养牛羊、剪羊毛的宣传画张贴在毛主席画像两侧偏下的位置。每每看到父亲的奖状和宣传画，我便对父亲油然而生敬意。

父亲偶尔也对家人提起过受表彰时的情景：登上领奖台，领导颁发奖状，一一握手等等——奖状就是在那个时候颁发给他的。更令他终生难忘的是：报到的当天晚上在阜阳工人俱乐部还看了一场文艺晚会。父亲说，有一位年轻女演员，长得真排场，在舞台上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的。那个女的还戴着个“花兜兜”，挑着个花篮，唱的那个《南泥湾》真的是太好听了！人家的嗓子真是好！住的旅社也是干净利亮：洁白的被单，还有服务员、电灯泡、拖鞋、暖瓶等，晚上还可以先洗个澡再睡觉。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父亲，与《陈焕生上城》里的陈焕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平时，父亲对自己受表彰一事几乎从不主动对外人提起，好像压根就没有发生一样。

因为养牛，父亲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好评；因为养牛，父亲也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因为养牛，父亲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名人；因为养牛，父亲也错过了到茨淮新河做河工参与那一伟大壮举的机会。小而言之，父亲也就是生产队喂牛的先进饲养员；大而言之，他又何尝不是那一代农民默默无闻为中国的农业发展奉献一生而又从不索取的典型代表和缩影呢？

父亲的奖状是用无私赢得的，是用心血凝成的，是他爱牛的必然结果，是他与牛为伍的自然回报，也是他一生勤劳和高尚人品的见证。虽然奖励的级别不高，但却闪闪发光，历久弥新，与父亲的形象一样熠熠生辉，并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注：

根据黄山书社1994年版《阜阳县志》记载：“1961年后……耕畜存栏量开始回升。1965年，各人民公社认真实施了发展耕畜的奖励办法，对繁殖幼畜有功之饲养员均给予重奖……”。由此推断，父亲的那张奖状应该是1965年由阜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

（此文刊登在2023年7月13日《颍州晚报.奎星楼》文学副刊）